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认为左氏动机不纯，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的。十一月初七，在致郭嵩焘信中说：
左帅表刘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帅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盖与葬者既多文学之士，撰文者又发自真情实感，所以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就笔笔沉郁，句句动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传说骑冀尾，虎图富甲兵。宗臣应附袷，天语极哀荣……而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更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时人这样评价这副对联：“豪迈精当，亦自占身份，非鸿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署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是十分震惊的。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之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坐在西北军营之中，左宗棠回想起与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但是到了这一刻，静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时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
这对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如果曾左关系能以此为结局，无疑是一桩动人佳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交谊：
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
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左宗棠在推荐聂缉槼的书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推荐与曾左友情：
而阁下有以处仲芳（聂缉槼字仲芳），亦有以对文正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但与此同时，在曾左关系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发言。人越老年，越顾虑自己的身后名声，所以越急于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与人交往，他几乎都要谈到曾左关系问题，每次谈及，他仍然喋喋不休于证明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正确，曾国藩的错误。这在曾国藩的弟子们看来，当然是“骂曾”的继续。
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绘声绘色地描写左宗棠晚年在这个问题上多么昏聩：
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致书唁劼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意气可平矣。
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入枢廷。文武官僚于中涂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诋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
“吾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已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
也就是说，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话题不外两个，一个是他在西北的设施多么合理，另一个就是讥评已经去世的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见到客人，所谈也不过如此，喋喋不休，让客人插不上话。
薛福成的这些记述，多小说家笔法，本不必据为信史，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左宗棠对与曾国藩关系的辩解，一直持续到死。光绪四年（1878）三月二十日，曾国藩死去数年，左宗棠犹致书朋友，对曾的道学功夫表示怀疑。曰：“从前金陵克复，幼逆逃去，弟曾致书文正，谓应据实陈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讥切，沅圃宫保亦以为非。此等私见，颇非自命读书学道者所宜有。”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虽然掺杂了很多情绪因素，不过仍然因有见地而值得一读。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
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轻而已矣。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而从日记中的前后记载看，郭嵩焘对这种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蓐，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财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
意思是说，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郭嵩焘还认为：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