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为政权的支撑，清廷本来是将其严格控制在满人手中的。“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后来为了对付太平军，清廷号召各地举办团练即民兵，虽不能由满人掌管，却也设置团练大臣实施控制。曾国藩就是利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之便另起炉灶而组建的湘军。因为他曾先后出任过兵部右、左侍郎，凭着他从理学家那里学到的求知方法，深入了解到八旗、绿营这样的正规军已经腐败透顶，不堪其用，并且已由堵剿太平军的节节溃败所证实，要想平灭太平军，必须另外打造一支精悍敢战的军队，于是他借鉴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经验，暗中组建湘军，其要害在于将正规军的兵为国有改成兵为将有。所谓兵为国有，是军队与将帅分开，平素训练有人负责，真正用时，却另派大员统带，致使兵与将之间缺乏默契而形不成战斗力。而兵为将有则是兵由将选，故此兵士只知有将，不知有国，兵将之间靠各种亲缘关系构筑成层递而上、私相隶属的体系，如同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一样，湘军也基本上成了曾家军。曾国藩组建陆军是打着兴办团练的旗号偷偷进行的，组建水师则是奉旨而行，因为形势严峻，亟需建造水师，而有关的各省巡抚对此不感兴趣，曾国藩则趁机将差事揽到自己手上，最终打造出一支水陆兼备、船炮齐全、多达一万兵将及七千夫役的湘军。这如何让清廷放心得下，便调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进入湘军，于内部监控，同时命湖广总督满人台涌与湘军会师，从旁牵制，由于太平军由鄂入湘，曾国藩不能及时赴鄂，致使这一计划破产，咸丰皇帝心生气恼，终于抓住曾国藩在筹饷中的一件小事大发邪火，严加惩处，尽管“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要等几天后才正式做出，但咸丰皇帝下旨对曾国藩“交部议处”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
至于胡林翼受到猜忌，是因为他的手上也有一支亲兵。在贵州剿匪时，胡林翼先是发现巡捕不可用，因为他们将盗匪视为自己的饭碗，盗匪若是被他们捕尽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断了，故此他们绝不会真心捕盗，而是设法将盗匪藏匿起来。后来又发现官兵不可用，因为“贼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而且“见盗在前，即抛弃枪械，即拼命先逃”，往往一个盗贼，追得上百名官兵狼狈逃跑，致使“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岂止是无用，“甚至妄拿良善，无恶不作”；而且用兵的开销，大得让地方无法承受，曾有三千名官兵在黎平府驻扎三个月，就需要六万到七万个劳力为他们搬运行李。没办法，胡林翼只好亲自打造一支像雕鹰一样凶猛迅捷的精干队伍，与曾国藩的湘军一样，都是取法于明代的戚家军，是戚家军的清代版。只不过胡林翼的亲兵仅有三百人，后来去湖北的路上发展为六百人，但问题的关键在性质而不在数量，毕竟是能够由贵州带往湖北，这无疑是基于它的私相隶属性质，从而自然成了满人的监督对象。
但是满人青麐所奏并不确切。因为太平军于安徽拿下庐州后，便把战略目标锁定两湖，调水陆大军三万大举进攻湖北，于黄州堵城大捷、迫使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后，又兵分三路，一路围困武昌，一路经鄂中、鄂北，进逼荆州、襄阳，一路南征入湘。当曾国藩率湘军离开衡州抵达湖南省城长沙时，太平军已经从湖北进入湖南，占领了紧邻湖北的岳州，随后一路南下，拿下了湘阴以及省城长沙以北的靖港和以西的宁乡。这就是曾国藩在接到胡林翼在湖北金口的求救信后，派人送救援物资中途受阻无功而返的原因，无奈才令胡林翼赶往岳州等候会剿，随后又派他增援岳州的平江，阻击太平军由湖北崇阳、通城一路南下，进而出兵崇、通。同时，曾国藩分拨兵马，先后收复湖南宁乡、湘阴、岳州，将太平军驱回湖北，可就在湘军节节胜利之际，退出湖南的太平军在另支人马的有力增援下卷土重来。但是湖北巡抚青麐仍在企盼湘军救援，因为只探到曾国藩的前部已抵湖北境内，却不知胡林翼本为曾国藩三路出兵中的一路，便上奏给咸丰皇帝，而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一不知前敌形势瞬息万变，二不知胡林翼的具体行踪，却听信青麐并不确切的一面之词，即严加责问，这就不能不让曾国藩心中凛然。
曾国藩当然清楚自己所为不合朝廷军制，甚至是对既有军制的严重践踏。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出于内圣外王的理想，出于诚意践行的操守，曾国藩义无反顾。如今看到满人青麐对胡林翼的检举以及咸丰皇帝的责问，自是同命相怜，不过更多的则是慷慨济世、勇于担当的两位英杰之间的惺惺相惜。故此，曾国藩不遗余力地予以坚决保护，他立即上疏，恺切说明胡林翼未能赴鄂的理由，更格外提出极能打动咸丰皇帝的两个要点，一是“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二是“将来可倚以办贼”。此后，每逢胡林翼立有军功，曾国藩都于奏折中奏明皇上，诸如上塔市大胜，通城、安化剿匪，收复常德郡城等，其中一句“所至皆惬民望”，褒意分明。而且在闰七月初九《胡林翼罗泽南随同东征片》，以及十一月二十一日《调胡林翼来浔助剿片》中一再称赞胡林翼“胆识绝人，威望夙着”，“识略冠时”，“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第二节）主从位移日，高处落墨时
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三日，胡林翼接到曾国藩请派罗泽南回援江西的求救信，七天后，胡林翼给咸丰皇帝上了《陈奏水陆官军连日获胜疏》，由此拉开清廷趁机介入曾、胡间这一湘军内部矛盾的帷幕。
曾国藩自衡州起程至今，可谓大起大落，暴荣暴辱。自鄂入湘的太平军本来已经被驱回湖北，谁料却在另股太平军的支援下重回湖南；一日之内，居然一边是湘潭大捷，一边是靖港之耻，为此，曾国藩两投湘江；退回长沙整军后，一鼓作气，攻克武昌，将胜利推上巅峰；但不待后方巩固，便急于进军九江，以为可以一路奏凯，径取九江、安庆这太平天国两大门户，然后直捣匪巢南京，尽管也曾取得田家镇大捷，却很快便于九江城外遭遇湖口惨败，湘军水师被分为外江与内湖两段，几近瘫痪，出兵以来的所有努力尽付东流，曾国藩又一次投水；为了拯救封死在江西鄱阳湖内的一百二十条舢板，曾国藩不得不前往南昌，协调打造长龙大船以为舢板出湖护航的有关事宜，由此开启了久陷江西的噩梦，因为没有地方督抚实权，致使曾国藩在江西官场处处碰壁，遭遇巨大的尴尬与困窘。
太平军自湖口取胜后，为了把湘军从九江调走，安徽陈玉成部于咸丰五年（1855）正月，挺进湖北，直扑台涌之后继任湖广总督杨霈的大营，杨霈被太平军的气势吓倒，急忙退到汉口，又逃到德安，致使武昌大震。咸丰皇帝急命曾国藩分兵救援，曾国藩军陷江西，已没有力量兼顾赣、鄂，只是派被隔在外江的战船回救，却必须先赴湖北新堤整修。至于陆军，尚未定夺，恰好胡林翼主动请缨，因为他有一个十分正当的理由：身为湖北按察使，守土有责。
以曾国藩的睿智，当然明白：胡林翼一代英杰，离开贵州便想投身更大的舞台一展鸿鹄之志，其后隶归自己麾下，无论自己如何赏识与力荐，但毕竟寄人篱下，一旦捕获可以脱控独立的机遇，他会毅然出手。对此曾国藩十分理解，大丈夫渴望建功，本无可厚非；勇赴时艰，更令人钦佩。此前，胡林翼已经由当初的六百黔勇发展为两千人，其间不无曾国藩的拨付。现在，曾国藩再拨给他两支兵马，加上原来的两千，总计六千五百人左右，由胡林翼统带回援湖北。此外，便是水师。应当说，对水师的重视，恰是曾国藩高于太平军的地方。太平军尽管自岳州掳得船只后才势如破竹，但是其对水师的重视还是远逊于曾国藩。曾国藩不仅于创建湘军伊始，便倾力打造水师，在湖口遭遇重创后，仍着力修补。据《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外江水师“及至1855年11月，扩展至二十四营，兵力七千人，由杨载福统带，与陆师结合成为胡林翼兵团的基本主力”。“内湖水师则由曾国藩亲自整顿扩充，1856年4月”由彭玉麟统带，“配合陆师保卫南昌，切断武汉与天京之间一段江路，阻截太平军增援武汉，策应胡林翼力争上游”，最终夺取了天京上游的水上“控制权，这是湘军力争上游败而复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水师为胡林翼所用历经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修补水师需要逐步完成。应当说，对曾国藩给予自己的帮助，胡林翼心中有数，他后来说过：
“昔年本钱，出于老板”。
现在我们来理一下胡林翼的晋升之路。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至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六年间，胡林翼在贵州任职，他先从候补知府做起，第四年即咸丰元年（1851）才补授实职，此前就曾“得旨以道员用”，但补授贵东道的诏命直到咸丰四年（1854）离开贵州赴湖北的路上才正式接到；至咸丰四年六月，胡林翼被授予四川按察使，留湖南军用，八月即补授湖北按察使；咸丰五年（1855）正月胡林翼从江西回援湖北，二月，即升授江苏布政使，随后调任湖北布政使；二月十七日武昌沦陷，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三月初三，即诏命胡林翼代理湖北巡抚。清代的知府为从四品，道员则为正四品，相当于现在分管一片的副省长；按察使是正三品，相当于现在主管全省治安刑狱的副省长，而由正四品的道员晋升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其间越过了从三品；布政使是从二品，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与钱粮赋税的常务副省长；巡抚是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可见胡林翼自上年正月至今仅一年零两个多月，就由从四品的知府至正二品的巡抚，连升五级。而湖北巡抚的官位五个半月前曾授予曾国藩，仅仅七天便取消了这一任命，而转授予陶恩培，陶恩培死后再转授予胡林翼。这三任巡抚的递相任命，竟牵扯出一个曲折而复杂的故事。
咸丰四年九月初五，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攻克武汉的奏报，大喜过望，当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令其署理（代理）湖北巡抚。可是当咸丰皇帝对身旁的军机大臣祁巂藻表达对曾国藩的赞叹时，祁巂藻却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听此言脸色大变，沉默良久。
祁巂藻说的是匹夫，即平民，而咸丰皇帝想到的则是汉人，一位汉人振臂一呼，竟然从者万人，这对清王朝是最可怕的，允许一位汉人建军，本已违背祖制，实属迫不得已，如今竟还授予他地方实权，倘若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岂不自取其祸。咸丰皇帝深为自己的轻率而自责，于是马上取消了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改以兵部侍郎空衔领兵东进。
有意思的是，提醒咸丰皇帝防范曾国藩的祁巂藻本身是一位汉臣，而提携胡林翼一路高升的则是满人文庆。前文我们说及胡林翼任江南乡试副主考时因受到主考的牵连而被处以降一级调用，这位主考就是满洲镶红旗人文庆。历史对文庆这个人评价很高，说他“醇谨持大体”，是说他人品纯正，做事谨严，能够识大体、断大事、掌大局。尽管运气不好，几次跌倒，但始终深得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信任，故此自咸丰二年（1852）开始又逐步崛起。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张破除满、汉界限，“重用汉臣”，认为汉臣“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曾国藩出兵初期，屡战失利，都没有剥夺他的兵权，就与文庆在咸丰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有关。由于曾经与胡林翼共同主持江南乡试，“深知其才略，屡密荐，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可见，在国内矛盾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清朝高层中一些有识之士正逐步放弃满、汉分界的成见，这也是曾国藩、胡林翼等汉臣最终成就伟业的一个重要前提。相反，倒是像祁巂藻这样一些汉臣，仍旧固守清朝统治者所定下的律条，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以恪守这些律条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至于咸丰皇帝，一旦经祁巂藻提醒，便长期紧崩着满、汉防猜这根弦，而且防猜的策略也逐渐升级。曾国藩组建湘军，他半是不知，半是无奈，初期，他采取的策略是用布克慎和台涌对曾国藩实行内外监控与牵制，尽管这一计划因形势变化而未能实施，但其策略取向无疑是以满制汉。及至取消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后，之所以转授予陶恩培，是看中陶恩培是曾国藩的冤家对头，因为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即赶赴湖南省城长沙负责剿匪，侵犯了时任湖南按察使陶恩培的权力与利益，曾国藩率湘军东进，离不开湖北这一后方基地的支持，那么以陶恩培出任巡抚，势必对曾国藩起到牵制作用，由此开启了以汉制汉的第二步策略。谁料陶恩培因武昌失守而自尽，文庆又极力举荐胡林翼，咸丰皇帝便顺水推舟，实施了第三步策略，即以湘制湘，尽管胡林翼并非湘军嫡系，但毕竟是湘军成员，而且曾国藩还对胡林翼屡次举荐。既然曾国藩已经使湘军成为东南大局的支撑，因此从湘军内部产生巡抚，才有利于对湘军的借重；这是湘系势力崛起的一个界碑，它标志着湘系势力已从单一的军事力量迈上军地合一的台阶，同时，也标志着在湘系内部又崛起一位足以与曾国藩相抗衡的人物，而且，从职位权能上，胡林翼一跃远居曾国藩之上，这既是对曾国藩本人的打压，也是对湘系势力的分化。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胡林翼尽管深受咸丰皇帝看重，但说到底还只是利用，因为此时的湖北时局，需要胡林翼去卖命，弄不好就要步其前任的后尘。而且毕竟是汉臣，故此还须防范，日后满人官文就任湖广总督，即负有监视、牵制胡林翼的使命。
胡林翼初代巡抚，清廷已做了明确分工：江北由总督杨霈负责，荆州由将军官文负责，而胡林翼只负责江南岸的攻剿。“当是时，江汉上下皆为寇踞，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没出一月，武昌便第三次沦陷。州县残破，饷源断绝。
胡林翼苦撑危局，五月一溃于金口，八月二溃于奓山。此时，军中已欠饷超过百日，寇至，胡林翼命令出战，军士竟众口汹汹，讨要欠饷，胡林翼大怒，强令出战，士卒嗷的一声，返身奔逃。胡林翼悲愤至极，怒马加鞭，冲向敌寇，欲一死了之。幸亏马夫见他神色不对，急忙勒住马缰，原地转了几圈，然后狠抽一鞭，马狂怒奔向江边，所幸被水师营官鲍超救起。经此大劫，胡林翼决心重整旗鼓，命“鲍超赴湖南增募新兵三千”，更重要的是“奏调罗公泽南率军自江西来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