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平生，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唯对一人，心存歉疚，认为“余平生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这个次青，便是平江才子——李元度。
因此，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给清廷上了一道意味深长的奏折：
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其没者尚有数人怀不瞑之恨，臣均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
曾国藩在写这篇奏折时，眼前一定会浮现出当年自己与李元度从最初相识、诗文唱和，到携手练兵、患难与共，后来却公开决裂、分道扬镳的一幕幕情景……想当年，曾国藩练兵之初，处境颇为艰难窘迫，就连郭嵩焘、刘蓉等老友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兵败靖港时，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李元度冒死上奏，为曾大帅申请到“专奏权”，继续保持了同最高层的联系，日子才好过起来。为此，曾国藩曾发誓“三不忘”，并欲两家“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然而，白云苍狗，世事难料，谁能想到，若干年后曾国藩回报给这位当年共历时艰、生死相托的朋友的，却是两次重重的弹劾：
第一参，李元度被撤职返乡；第二参，他更是险些被贬到大漠边关……是曾国藩薄情寡义，还是李元度咎由自取？
曾李之间一波三折
的关系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之一。
但正如台湾近代史专家王尔敏先生所说，“人物关系之变化，为历史发展隐面之重要线索，往往只见表面史实转乘之突兀，无以明其因由。实则其复杂之隐面线索，在随时发生支配力量，以左右其表面之结果。此史家必须作深一层发掘之一方向也。”
因此，要想弄清楚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还得追本溯源，从曾李二人最初的来往交集入手。
（第一节）京师初相见，练兵再聚首
李元度，字次青，又字笏庭，道光元年（1821）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爽口乡沙塅村，四岁丧父，家境贫寒，靠寡母纺纱织布为生。值得庆幸的是，元度的母亲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识得一些诗书，所以他很小就开始跟着母亲识字，接受了启蒙教育。
少年时的李元度天资聪慧，过目能诵，且慷慨任侠，勤奋向学，十八岁即考上了秀才，二十三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教育局长）。但以后六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中第。
二十九岁那年，李元度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被调到京城出任内阁中书。虽然这只是个从七品（相当于副处级）官阶，但毕竟从湖南的一座小县城，来到了人文荟萃的京畿重地，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李元度曾随上司有过一次东北之行，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奉天（今沈阳）。初到塞外，元度感到气象万新，奉天那朴实而不失强劲、豪爽而信义的民风给他以无限感慨，他似乎看到了清王朝所以勃兴的根源；他饱览北国风光，登临山海关，探寻“一片石”，凭吊古战场，吴三桂、陈圆圆的故事更让这位三湘才子遐想当年，唏嘘不已……广袤的北国风光，崔嵬的边关形胜，使李元度的心胸陡然开阔，顿时立下澄清天下志。
清朝承继明朝的体制，实行“两京”制度，即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即沈阳）为陪都，除吏部等不设外，官员设置几同首都。乾嘉以来，清王朝经过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现已步入衰象累累的晚年。而此时的“龙兴之地”，因为清初的“封禁”政策，开发较晚，仍然生机盎然。李元度似乎找到了自古以来，北方民族铁骑南下，几度取中原王朝而代之，而南方的众多少数民族“迄无建树”的奥秘所在。
按照清朝的制度，每位皇帝死后即设实录馆撰修《实录》。往往由大学士充任总纂官，国家的优秀人才充任修纂。
修纂结束后，实录馆即撤销。修成的实录以汉、蒙、满三种文字缮写五份，分别贮藏于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和沈阳清宫等处。虽然《实录》自雍正以后多少有些“不实”，但仍集中了一代朝章国故，尤其是臣下的奏章与皇帝的谕旨记载最多，因而也可见一朝一代之兴衰。
李元度是个勤奋好学的读书人，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有心人。他在沈阳看到了当时人们极少能看到的《列朝实录》
，使得他对本朝兴衰、政事国章得以通晓。这样的经历，既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生命机缘，也是殊为难得的文学历练，为其日后赢得曾国藩的赏识，进入曾府署理文案、着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年的京师生活，不仅是李元度积蓄才智和力量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曾国藩。
曾国藩比李元度大十岁，虽然他们同为湖南老乡，但初次见面，以及建立所谓的“师生关系”，却都发生在北京。
据王尔敏先生考证，当初曾国藩任职京师时，元度还在湖南就读，道光十八年（1838）进学，二十三年（1843）中举，俱不出湖南境内。及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1850—1852）这三年间，元度客居京师，得以从曾国藩游，请益诗文，也就形成了“师生关系”。
对此，李元度在《天岳山馆文钞》一书中也有记载：
庚戌辛亥壬子间，元度旅食京师。闲从曾文正、邵位西（懿辰）、孙芝房（鼎臣）、吴南屏（敏树）、杨性农（彝珍）诸公游。时执事与性丈同选馆职，诸君子相唱和，元度获窃闻绪论，心向往之，以未修士相见礼为憾。
可见，当时曾国藩与李元度关系并未走得很近，远没到“师生关系”，仅仅是“从游唱和”、“请益诗文”而已。否则，后来李元度也不会匿名给曾国藩上书言兵了。
咸丰二年（1852）秋，曾国藩丁母忧回籍，二人的初次交往即告一段落。
这期间，洪秀全的太平军以咄咄逼人之势，进军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奉旨，于十二月十七日赴长沙帮办团练，并即招募湘乡乡勇千人，组军操演，为其生平治军之始。
次年，曾国藩移师衡阳，继续编练湘军，准备东征。这时，李元度也被调到湖南郴州任州学训导，掌管一个地区的教育。虽然二人同在一省，但时逢乱世，各忙各自，始终未有再次见面的机会，直到李元度托名“罗江布衣”，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建言时局、纵谈兵略的千言长信。
当时，太平军的气势更加高扬，内忧外患的清廷束手无策，战火很快就蔓延到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眼见生灵涂炭、人人自危，忧国忧民的“书生意气”使得李元度几乎变成了一个“愤青”，根本没有心思去学政衙门署理公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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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李元度没有像多数官员士绅那样忙着转移财产、逃离危地，也没有如个别投机钻营、骑墙观望的知识分子那样，试图投靠太平军或者外国列强以寻求保护和发展，而是选择拍案而起，“以天下为分内之忧，以桑梓为切肤之痛”，投笔从戎，为国担当。他隐约感到，自己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时机到了。同样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抱负，使得曾国藩与李元度再次走到了一起。
曾国藩练兵之初，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位无权，兵微将寡，屡遭挫败。因此，他迫切希望招募那些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己任的饱学之士来辅佐自己，成就一番惊天伟业。
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曾国藩仅为在籍侍郎，未授实职，人微言轻，四处受气。充任其幕僚，不但风险极大，而且并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和诱人前途可言，因此主动投靠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和降革人员。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当曾国藩展读李元度这封千言长信时的欣喜之情了。据《清史稿·李元度传》记载：“国藩壮之”，当即要求召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是谁？又上哪儿去找呢？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然，也不排除是李元度故意留下了线索——总之，曾国藩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找到了李元度。
故人重逢，不禁令曾国藩大喜过望，他称赞元度：“非君之才，何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曾李之间开始了他们相识以来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曾国藩这才知晓李元度博通古今，满腹经纶，非寻常辈可比，遂热情相邀，“引与规划军事”。可是，相比曾国藩的求贤若渴，李元度此时的态度还颇为犹豫。后来有人分析，这是元度仿效诸葛、期盼三顾的谋略，其实不然。
从客观上而言，以元度之才，在当时依傍诸侯、赢取功名绝非难事。事实上，李元度之前就充任过奉天学政、张之洞老兄张之万的幕僚。但良禽择木而栖，自视甚高、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李元度同样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明主”，他的千言长书极有可能不止投给过曾国藩一人，这或许也预示了他们日后分道扬镳的结局。因此才有了咸丰三年（1853）九月，元度途经衡阳过曾门而不入之事，弄得曾国藩在书信中有“良不可解”之语，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
从主观上而言，李元度虽系文人出身，但向来慷慨任侠，直来直去，并没有那些所谓文人“好名而性复诡诈”的通病，这从他追随曾国藩之后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的表现中可见一斑。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放心不下家中的高堂老母。元度是家中独子，当年寡母含辛茹苦，“抚鞠教诲，得至于成人”。如今投笔从戎，置身沙场，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家中老母谁来养老送终？
但曾国藩的恳切罗致，可谓披肝沥胆，我们可以从咸丰三年十二月他致李元度的一封信中深切地感受出来：
执别数月，相思饥渴，以仆之拳拳于左右，知阁下亦必不能忘情于仆。感应通神之理，自古无或爽也。自田家镇失防以来，吾楚局势益不可问。此闻黄州亦为贼踞，长江之险，非复我有。中夜以思，但有痛苦。顷奉谕旨，饬国藩筹备船炮，前往皖中会剿。当此艰难呼吸之际，尚复何辞。惟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阁下前所条陈数事，自托于罗江布衣之辞云：愿执鞭镫，│.
以效驰驱，断不思纸上空谈，置身事外。想阁下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尤望阁下仗邓氏之剑，着祖生之鞭，幡然一出，导我机宜。
为了解除李元度的后顾之忧，曾国藩甚至私下里做通了李母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咸丰三年腊月，三十三岁的李元度终于为曾国藩的诚意所感动，做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他辞官回到老家平江，在本地征集五百名乡勇，稍加训练，就率部直奔衡阳曾氏大营，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开始了自己十余年的戎马生涯，曾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二节）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对于李元度这样一位慷慨高歌、文采飞扬的“血性书生”，爱才如命的曾国藩自然大为欣赏，依任有加。自此元度即追随国藩左右，司奏折笺牍等件。他们共住一舟，朝夕相处，亦师亦友，情谊日深。
那时，曾国藩正严格训练他最初的五千湘军。每天黎明演早操，午刻点名，日落西山后演晚操。从早到晚，演武场上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李元度初涉军旅，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与兴奋，虽然军营内政务繁杂，生活清苦，但他始终恪尽职守，乐此不疲，更加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与好感。
曾国藩虽创立了湘军，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意思是说曾国藩虽然以戒惧的心情领导湘军从事训练及作战，但他自己并不适于直接领兵打仗，他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善于识拔将才并给予充分的信任。
这些话确是事实。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所打的几次败仗，如咸丰四年（1854）正月的靖港之败，同年十二月水师湖口之败，以及咸丰十年（1860）六月祁门之困等，都是曾国藩自己担任指挥官时的“杰作”。
由此可见，李元度当初对曾国藩的犹豫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既已成为幕友与人臣，元度便义无反顾地恪守儒家的忠义之道，在那段动荡不堪的岁月，给了曾国藩以无穷的慰藉和帮助。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但他当时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故拒不应命，直至拖到十二月，曾国藩这才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为此，咸丰皇帝大为恼火，发下一纸朱批，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左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正月中旬接到这道圣旨后，凛于“天威可畏”，二十六日便带着几乎全部湘军——陆师十五营，带走了十三个；水师十营中的全部船只，包括战船二百四十艘、坐船二百三十艘，合计四百七十艘，官兵夫役在内共一万七千余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经过将近两年的严格训练，曾国藩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期望自己能够一鸣惊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却不想几天之后，就在靖港遭到惨败，挨了当头的一棒。
当时，太平军攻占岳州、湘潭后，兵锋正直指省城长沙。曾国藩若进入长沙无疑是自困城中。于是有人认为应先攻靖港，夺取太平军屯驻地；但也有人反对说，“若靖港失败，退还城下，即入死地。”应该攻湘潭。曾国藩见众人你一句我一语地争论不休，也没了主意。这时水师十营将官，公推彭玉麟决定攻守战略，彭取上策，定先攻湘潭并亲率五营先期出发，约定次日曾国藩率五营殿后。
但到了夜晚，长沙乡团来请师，称“靖港之敌只有几百人，没有防备，可一战而驱之。团丁只是借大帅旗鼓作威势，吓退敌军，而且已经架好浮桥接纳大帅，机不可失”。闻者无不踊跃，唯有李元度尚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曾国藩说：“我们的精锐部队已调往湘潭，现在最好按照当初的约定，坚守不动，静候捷音。”
曾国藩并非想借侥幸取胜，但考虑到彭玉麟攻湘潭，这边攻靖港，可取夹击之势，牵引敌军，于是仍决定亲率留守之水陆营进剿，改攻靖港。元度再谏，国藩不许；请从行，亦不许。临行“以遗疏稿暨遗属二千余言”交元度保存，并嘱他断后处理余船辎重。
次日晨，水急风利，曾国藩率五营水师如离弦之箭，乘风而发，不到几个时辰即达太平军屯驻的靖港。太平军见湘军来到，即发炮攻，乡团勇先溃，曾国藩的营船随后也招架不住，向回退又逆风而行，只有挨炮打。好不容易退到浮桥处，又因浮桥是临时用门扉床板搭成的，人多桥坏，死伤了几百人。曾国藩见势不妙，便亲执长剑喝令士兵不退，并立令旗杆上，说：“过旗者斩！”但士兵仍从旗旁相拥而过，于是全军大败。
要不是撤离得快，曾国藩本人也当了太平军的俘虏。曾国藩沮丧到极点，觉得无颜见人，准备自杀以谢罪，一死了之。幸亏李元度早有预见，事先偷偷地让幕僚章寿麟“潜往匿后舱”，以备不虞。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支开左右，一头扎入了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