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葛琴的小说集《总推却》没有如期出版。据当事人赵家璧回忆，一九三六年春天的时候，良友图书公司准备为左联青年作家出小说集，赵提到了葛琴。“鲁迅听到这个名字时，像忽然记起一件早已淡忘了的往事般，冥思了一会儿，就抬头对我说：‘我记得葛琴有一部小说集，至今未得出版，你们是否可加以考虑？’”从赵家璧的回忆来看，鲁迅似乎对葛琴有些淡忘了。当然对自己曾借钱给她也就同样“淡忘”了，或者就全忘了。赵家璧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从鲁迅的日记来看，“葛琴和鲁迅分别后，一九三四年，她曾写过四封信，寄过一篇小说稿给鲁迅，鲁迅复她二次。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没有通信往来，只在每年夏秋之交，葛琴曾两次从杭州寄赠土产茶叶给鲁迅，借此来表达她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最后一次，离他逝世不过两个多月。”因而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的时候，鲁迅在良友图书公司表现出对葛琴的“淡忘”，正是葛琴离开上海到杭州之后的第三年。他们不通书信已一年多。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按一般的情况来说，人们可能淡忘了一个长时间没有联系的人，但不太会淡忘一个曾经借了自己钱的人。但是，鲁迅就这样把葛琴给“淡忘”了。是不是葛已经还了鲁迅的钱呢？据赵家璧的文章看，文中没有提到还钱的事。赵家璧说他曾查了鲁迅的日记。而鲁迅的日记，一般来说是要记载银钱往还的。再从葛琴的情况来看，她当时在杭州，据葛琴自己的说法是“被掷回到农村”，经济情况也许比在上海要好，但还钱的能力恐怕还不行。这样来看，鲁迅的“淡忘”，只能是对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的一种不言谢的心理表现了。
鲁迅刚刚到上海的时候，住在景云里，和茅盾先生是邻居。那时由于时局不好，两人不敢公开来往。茅公的家人甚至对外面说，他已经去了日本。而在当时，负责鲁迅和茅盾之间联系的就是茅盾的妻弟孔另境。他常常把茅盾写的信送到鲁迅家。一九三二年八月，孔另境在天津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关了大约百天后，被放了出来。他知道当时为营救自己出力最多的是李霁野和台静农。而李和台告诉他，是鲁迅写信请他们设法营救的。但是营救无效，孔也被押解到北平行营军法处。鲁迅得知消息后，即给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尔和写信，说明孔之被捕原因不确，并请他设法在当时的行营主任张学良面前说明情况。据孔另境回忆，“自然，这请托是产生了效力的，我在被关了百日以后就交保释放了。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这次被释放出来是得力于先生的营救的。当时我马上赶到先生的寓所去，打算对他表示忠诚的感谢。先生打开门看见了我，惊讶地说；‘想不到你竟出来了！’我一再表示对他的谢意，他却无论如何不承认有他的力量在内，他幽默地说：‘没事，当然要放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一而再地帮助别人，却绝不在被帮助的人面前承认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看得很淡，看得很平常，这的确是只有像鲁迅这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的。要知道，当时的白色恐怖是很严重的。在上海，常常有人被不明不白地抓走。而左翼作家受难被捕者也不在少数。鲁迅在这样的时候反复地出面营救一个远在北方的青年，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然而，他从不为自己给别人做了什么而踞恩自负，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所做的就是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能够做的。而帮助别人，则是他的一种天赋，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
16、鲁迅最后写了什么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鲁迅先生最后写的文章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在《鲁迅全集》的注中有明确的说明，指出这篇文章“系作者逝世前二日所作（未完稿），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不过，查鲁迅的日记，发现他在这一天并没有记这件事，而是记了给曹靖华写了一封信。这天，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记写道：“得靖华信，午后复。”
而在这天给曹的信中一开头即说“十月十二日信收到，甚喜”。可见鲁迅是在收到曹的信后写的回信。在这封信中，他谈到了《海上述林》的编印情况，说下卷已准备付印。还说了一些当时文学、文化刊物的发行情况。
关于自己的病，鲁迅似乎还抱有比较乐观的心态，说“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这封信，鲁迅先生说是在午后复的。那一天下午，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又来到家里给鲁迅诊治，后鲁迅同谷非去拜访了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的鹿地亘。从那里出来，他又到了内山书店。那天的天气很不好，刮着大风。晚上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来看他。这样说来，鲁迅在这天的下午还是很忙的，他只能在上午写那篇有关太炎先生的文章了。在许广平的回忆文章《最后的一天》中也谈到，鲁迅是在十七日的上午续写这篇文章的。从写作的时间来说，给曹靖华的信要晚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而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一篇没有完成的作品。以此来分析，给曹靖华的信是鲁迅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或者说，是他所写的最后一篇文字。这是鲁迅先生生命的倒数第二天。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终点，但那种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却是表现得非常之生动的。
许广平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那天夜里，鲁迅的病发作得很厉害。到了第二天，即十八日的早晨六点多钟的时候，她准备去内山书店找内山先生，给鲁迅请大夫看病。鲁迅这时虽然病情严重，还是坐在桌前给内山写了便条。许广平几次要求不要写了，但鲁迅坚持要写下去，用了好长时间才写好。这便条是：“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了。
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草草顿首拜十月十八日”。而鲁迅在当天即十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的是：“星期。”十八日那天，鲁迅病得很重。据许广平回忆，上午的时候，他还翻阅报纸。“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许广平没有说鲁迅在那一天的什么时候写的日记。也许她没有发觉。但鲁迅确实是写了这篇最短的仅仅只有两个字的日记。他是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写自己的日记的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以怎样的毅力来面对死亡的呢？在那死神即将来临的时候，他面对空空的两个字“星期”，不知有何感慨。而“星期”，这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休息的日子，是不是用来补偿我们这位一生都在工作，都在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不停地奋斗的战士呢？
这样看来，鲁迅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写了这样一些东西。十月十七日上午，他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虽然还没有写完，但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当天中午，他又给曹靖华写了回信，这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信。十月十八日，是鲁迅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写了给内山完造先生的便条，这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张便条。而当天，他竟然还记了日记。这日记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是那天的什么时候写的。但肯定是他最后一次记日记了。第二天，十月十九日晨六点左右，鲁迅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还有太多的事没有做，而他事实上已经做了太多的事。他是我们这个民族中最能吃苦，最能奉献，最富有成效的人。他用最坚强的毅力，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
17、鲁迅的实际
说鲁迅是一位最为坚强的战士，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就战士而言，鲁迅表现出了最为坚强的战斗性。在女师大风潮中，他本来是可以不管女师大的事的。那时，鲁迅是教育部的在册职员，充其量就是在女师大兼职教几点钟课，连个正式职员都不是。可鲁迅就是要管，一直管到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撤职，也不回头。在上海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枪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干事长杨杏佛，并扬言还要继续暗杀鲁迅等人。于是鲁迅去参加杨的葬礼，连自家的钥匙也不带，以示赴死。一个人的勇敢、决绝，如果到了不怕丢饭碗，不怕死的份儿上，其战斗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鲁迅绝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不是一个盲目蛮干、不讲策略的人。事实上，他还是一个脚踏实地，非常注重实际的人。从某种意义而言，鲁迅最懂得仅仅靠理想是难以生存，因而也就难以从生活的现实达到理想的彼岸的。比如鲁迅在他着名的《伤逝》中就描写了一对看起来勇敢，而一旦与强大的现实遭遇，就败下阵来的“新青年”的形象。所以，鲁迅说，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而在当时的中国，仅仅是“生活”二字也是非常困难的。杜力夫曾经回忆到鲁迅对他的一番教导。他说自己曾经在上海就读于当时的劳动大学。但是学校当局与国民党沆瀣一气，乱抓进步学生，把杜力夫等人开除学籍，驱逐出校。于是杜力夫决定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他对鲁迅说，自己今后定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打算学习创作。而鲁迅却“从实际出发”，对杜说，“大学失业，日子长了也不是个办法。总得先弄个立足的地方，生活下去，才能战斗下去，才能有条件去创作。”鲁迅没有要杜力夫不顾现实地去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而是实实在在地劝杜要先生活下去，再去战斗、创作。这表现了他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鲁迅是非常反对盲动瞒干的。他事实上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是反对学生上街游行的。他在《空谈》一文中曾明确说道，“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在“三一八”当日，许广平曾于出发前到鲁迅的住处告假，而鲁迅却冷冷地说，“请愿请愿，又是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其不同意，甚或反对学生上街游行的心理袒露无疑。冯雪峰曾经谈到过鲁迅和李立三的一次会面。他说在一九三零年五月七日晚，李立三在上海的爵禄饭店与鲁迅会面，希望鲁迅能够发表宣言，支持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鲁迅没有同意。因为鲁迅认为，那样做对中国革命没有好处。发宣言虽然简单，但结果是自己在中国待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当寓公。而自己在国内，“还能打一两枪”。当然，这里的所谓“打枪”，指的是写文章，而不是真正的持枪作战。胡愈之也谈到鲁迅曾与他说起过同一件事。当时李立三介绍说，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搞武装斗争。李说鲁迅是有名的人，要请鲁迅带队，并且要发给他一支枪。鲁迅却说，“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胡愈之把这理解为鲁迅对“左”倾机会主义的痛恨。而我却以为这正是鲁迅一贯的立场。他是从来不赞成类似的行动的。他坚守的只是文化的立场。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也是非常讲究策略的。他在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住时，在附近的溧阳路曾经租了一间房子来存放自己的书。据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他的叔叔周建人先生曾陪鲁迅去过那里，说里面有许多马列主义方面的书籍，也有许多苏联的文艺理论着作等。这是鲁迅为了安全起见，所做的准备。鲁迅还告诫周建人，不可把马列主义的书放在家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着名画家李桦在回忆鲁迅对青年的关心和热爱时，特别提到了鲁迅教导他们，开展新木刻运动要讲究策略问题。鲁迅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个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鲁迅在《空谈》中说道：“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他并且用打仗来作比，认为战士的生命是极可宝贵的，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得买卖相当”。
鲁迅的实际，并不是对黑暗势力的妥协、退让，而是对战斗的坚守和自信，是战士的策略和战术。他不太赞成文人们冲上街去，而愿意在文化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倾向。他是一个不怕战斗的人，是一个打过许多恶仗的人。但也是一个讲究策略，头脑清醒，不脱离实际的人。
18、鲁迅的广告写作
鲁迅不是商人，当然更谈不上是什么广告商了。但鲁迅却有一些文字属于“广告写作”。这主要是他为了向社会介绍新出版的图书而作。《李霁野译〈往星中〉广告》、《〈唐宋传奇集〉广告》、《〈思想·山水·人物〉广告》等都是他的“广告”作品。当然也还有许多被题为“附言”、“出版预告”、“提要”等的文字，实际上也是属于广告一类的。
读鲁迅的广告文字，感到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鲁迅从不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而是以实实在在的文字来介绍有关的图书。比如给李霁野翻译的《往星中》写广告，他说，“这是安特列夫的反映一个时代的名剧，表现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后充满绝望与革命、坚信与怀疑的精神的俄国社会中矛盾和混乱的情绪，作者追寻人生的意义之深刻与对于人生的态度亦可于此书中见出。”这里，如果说要指出一些带有“煽动”性的字句的话，只能是“名剧”、“深刻”两词了。但我们难道能否认这些词汇的实事求是吗？这还是鲁迅给别人的书写广告。在他给自己的书写广告的时候，语言的平淡可以说真是无以复加。如在《莽原》登载的《坟》的出版预告：“这是鲁迅的论文集。自一九零七年留学日本的文言文《人的历史》起，按年代排列，经登在《新青年》的白话文而至一九二六年登在本刊的《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并演说二篇，共二十四篇。作者较成片段的文章，大概都收录在内。现已付印，不日出版。”在这里只是介绍了一下书收集了什么文章，却没有对书和文章的“评价”，更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厌了的“商业性”吹嘘，反而有一些诸如“较成片段的文章”之类的话语，可以说与商业性的宣传是背道而驰的。
读鲁迅的广告文字，我以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平实，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不做任何的判断，比如说这样的“商品”如何如何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与实惠。他是不说这些话的。鲁迅也不特别强调这些“商品”的炫人之处，他不会去利用商品的某些“特点”来煽动人们的消费欲。他只是客观地把这些东西告诉消费者。当然他也绝不会言过其实。读鲁迅的广告，你会觉得他在言语之间保持了一种低调，但同时也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使人从中感到一种源于作者内心深处的自信。“《呐喊》，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作品都在内，计十五篇，前有自序一篇。”
这就是鲁迅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