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靠人们在不断地努力和实践中代代承传的。它不仅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现在时”，而且也是民族文化“过去时”的生动反映，当然也将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民族文化的“将来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就像一条连绵不断的链条，似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它的承传性、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断裂将对民族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会发生由于文化的断裂而使民族消亡的悲剧。从这样的意义来看，如何继承先人创造的文化，并在民族文化的演进长河中做出积极的贡献是我们极为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轻薄了自己的先人。
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会用一种尺度来衡量文化，即政治的尺度。我们不善于对文化现象进行文化的分析，只知道用与某种文化现象有关的人的政治身份来断定文化的价值。凡是持某种政治立场的人，他的文化行为和成就就予以肯定，而持与此相反的政治立场的人，其文化成就就予以否定。这种极其简单的价值判断虽然省事，却培养了我们一种不善于面对事物复杂状态的思维习惯，养成了我们用二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简单模式来判断事物的“潜规则”，使我们不再愿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不再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了解事实的本来面目，而在不自觉中陷入了某种便宜行事的惯性之中。
这种便宜行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不去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说事。比如曾经因为政治的原因就一切否定胡适，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帮凶，而在今天，还有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就一味地肯定胡适，把他奉为圭臬，动辄以胡适为绝对标准。因为鲁迅曾说过“一个也不宽恕”的愤激之语，就认为鲁迅心胸褊狭，不能容人。
其实事实又是怎样呢？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并非“小骂大帮忙”式的“帮凶”，也不是轻描淡写式的“作秀”。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经引起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应。比如二十世纪的中期着名的“雷震事件”等。
而鲁迅真的不宽恕任何人吗？一个也不宽恕只是表明了他的一种战斗姿态，而并非他为人处事的准则。比如傅东华、魏建功、成仿吾，甚至包括把他从自己买的八道湾旧宅中驱赶出来的周作人等等，这些和他发生过激烈论争的人他并未嫉恨。鲁迅到底宽恕了什么人，没有宽恕什么人，我们并没有认真的研究就根据一句话对他做出了判断。可见这种“印象”式的结论是多么的不可靠。
对具体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语境不去做认真深入的研究了解，而仅仅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就轻率地得出结论，也是我们失去文化判断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仍以鲁迅为例，好多人认为他乐辩好斗，笔不容人，却很少去分析了解那些离我们越去越远的论争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事实是，鲁迅是常常在被动的情况下才加入论争的。如与陈西滢，与狂飙社，与创造社等等，均是如此。我们说鲁迅从没有挑起过论争，恐怕不对。但如果说鲁迅爱，或者总是挑起论争那就大错特错了。鲁迅说过好多狠话，他那些“骂”人的话多有成为“经典”而为人所熟知。
但如果我们去认真研究一下具体的语境，就对鲁迅的愤激可以了解了。比如有人暗示他拿“卢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绝不是个人品格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生命”的问题。
如果拿“卢布”被确认，就是苏联特务，死罪是肯定的。在文化的层面上论争，而拿政治来陷害，至少也是影射，鲁迅反应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看来，我们在对待人事上还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切不是如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以卑劣的，至少也是低劣的心理来理解文化现象，从而得出荒唐的结论也是我们在文化认知上的一大误区。如林徽因，很少有人去宣传、研究她在文化领域诸多方面的贡献和建树，却有很多人热衷于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感情。非常可笑的是还有人能根据萧红的一篇怀念鲁迅的文章就“研究”出鲁迅与萧红之间的情爱关系。我们已经在轻薄先人的歧途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在不经意之间洋洋得意地露出了自己可笑的卑劣尾巴。从这样的结论中已经使世人非常生动地看到了我们内心世界那些难以对人言说的心态，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热衷的居然是一些难登桌面的东西。它们不仅不能证明我们的学术水平，反而展露了我们内心的阴暗，或者客气地说，是不健康。
我们就这样轻薄了自己的先人。如果是因为学力不逮，那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问题。如果是企图在轻薄自己的先人中得到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比如经济的利益，以打倒和否定前人来使自己出名，夺得话语权力，等等，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有问题。我们不是在承传文化，接近文明，而是在对辉煌和灿烂的文明瑰宝泼洒污水。但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先人的德行和品格，难以理解他们的高贵和博大，只能用自己的卑劣和粗俗来应对先人的创造。这就是我们的资质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理解为丑恶，把高尚的东西认知为低俗。这是非常可怕的。对先人的轻薄将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这对我们的文化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现象。
16、别忘了在谁的肩膀上说话
王朔先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重量级人物。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屑于说什么责任感之类的“俗词”的。他的宏文高论肯定会传之久远，泽被后人，起码文学史上要留下一笔。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更何况王朔还不是老虎，马失前蹄的事就多多也。比如他那篇着名的《我看鲁迅》就显得跌跌绊绊，虽然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却也露出了不少小尾巴。这里先略举一例。王朔说，“《一件小事》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这篇东西也确实作为范文收入过小学课本，像结尾那句‘他的背影高大起来’，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女儿在她的作文中就写过。”绕了半天，王朔想说的其实不过就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是小学生作文。想不到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也不好意思起来，绕着弯说话，还凭白无辜地捎带着贬损一下自己的女儿。
王朔的话也不可以说毫无道理。起码他的女儿在作文中用过类似于高大起来的句子。这个事实现在我们是无法去追究其真假的。但我想说的是，任何立论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就《一件小事》来说，起码应该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它是新文学最早的小说之一。也就是说，它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早用现代白话来创作的小说。因而可以说具有开山或奠基的意义。如果没有鲁迅等人在文学方面的革命，恐怕王朔之类的“着名作家”还在之乎者也，他的《我是你爸爸》就只好写成《吾，汝父也》。而王朔本人又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用文言来写小说，恐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仅仅是这开山之功，中国文学史就应该大书一笔。其次，这篇小说还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突破性意义。胡适先生在论述文学革命的有关问题时曾谈到文学题材的拓展。他认为，当时，也就是二十世纪之初，文学创作的题材非常狭窄、陈旧，无外乎官场黑幕，强盗妓女。所以胡适大声呼吁，文学要描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农人车夫，等等。而鲁迅正是最早把自己的笔对准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的作家。他的《一件小事》即是这种创作的生动努力。王朔的创作当然是没有写人力车夫的。但如果不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在二十世纪初就在拓展文学题材的领域上做了如许的努力，恐怕王朔的小说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
他是写过一些类似于妓女和强盗的人物的，但更多的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果在题材上退回去一百年，王朔就只好“歇菜”了。因为他所关心的那些人和事，就全不能算是“小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表露出来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是刻骨铭心的。他对劳动者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是源于自己灵魂深处的。
这是一个时代的最真诚的情感。而王朔女儿的作文，在情感深度上，能与鲁迅相比吗？即使是王朔，也难及一二。因为据许多专家说，王朔是要对那些神圣的东西进行“解构”。那么，对这种真挚的情感，王朔也是要“解构”一下的。他怎么能够理解差不多一百年前的鲁迅呢？
但凡说话，要看自己在什么基础上。本来踩着别人的肩膀，却还要说自己比别人站得高，就有些让人别扭。当然，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胡抡一通，也是非常可笑的。
17、晚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