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二十年代那一段时间，有两件事可以说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一般说来，大家都知道的是发生在鲁迅和高长虹之间关于“思想界权威”的龃龉。尽管人们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一定了解得十分清楚，但知道有这样一场纠纷却是普遍的。最近读了董大中先生的新着《鲁迅与高长虹》，对这件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事情的起因是在一九二五年，韦素园负责编《民报》副刊，在一些报纸上登广告进行宣传，以扩大《民报》的影响。这广告的内容是：“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着，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韦素园的这一举动也就是一种富于商业意味的策略，实在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名人来扩大自己所编报刊的影响。但是，“思想界权威”的提法，却引起了高长虹的反感。据高长虹自己说，他先是找鲁迅去面谈，劝鲁迅不要来担当这“权威”的空名。后来他又撰写文章，对这种提法提出批评。
最典型的就是一九二六年所做的《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指掌图》中所言，“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是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对者说：青年是奴仆！自‘训练’见于文字，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心死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高鲁冲突乃一桩人尽皆知的公案。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所谓“思想界权威”的问题确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另一件事似乎与此相仿，但知者却不多。最近读郜元宝编的《胡适印象》一书，在郜氏写的《编选小序》中提到了一件事，说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当时已赴英国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但凡觉到了成就，顿觉意趣索然。以先生之识与力，自必精勤继续未竟之业。总之，为个人言，古来成学业者，都是期于白首，而不隐于才华；为社会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社会上的名望，我常倒转说，‘不可怀也，亦可畏也’。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来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
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其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大，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傅斯年的信是因什么而发，对什么所指，郜元宝没有说明。但是从这信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感到当时的胡适被自己浮名所累的影子，而虽然已在英国，但一直挂念他的傅斯年却不愿自己的老师在盛名之下被“社会止住自己的进化”，希望他“精勤继续未竟之业”。一个反对自己的前辈被人称为“权威”，一个婉劝自己的老师不要成为“偶像”，这样两件看来互不相干的事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分相近的时刻，就使人不能不生发出一些联想了。
首先，不论是高长虹也好，还是傅斯年也好，他们都有极强的个性，都是那种敢于直言，敢于亮明自己观点的人，可以说放言无忌，不为尊者晦。高长虹自不必说，以“狂人”自居，性格梗介狂狷，十分敏感，心中容不得半点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而且往往出言不驯，行为怪异。据说他是延安时期唯一一位拒绝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理由是他不是文艺界人士，是搞经济学研究的。所以他在现代文学史中，往往论敌多而朋友少。傅斯年虽然不同于高长虹，在常人看来他比高要“正常”得多，但他个性中那梗介率直的一面并没有被掩盖起来。傅是有名的大炮，被人称为“傅大炮”，足见他性格中有口无遮拦的一面。最典型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在台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写文章先后赶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所以，以高和傅的个性，有话不说是不可能的，而且所说的也绝不是无关大体的小事。
其次，不论是高长虹和鲁迅，还是傅斯年和胡适，都有非同一般的私谊。高长虹一九二四年秋再次来到北京，并于当年的冬天拜访了鲁迅，受到了鲁迅的热情接待。从此，高鲁之间的友情因共同的事业而萌发。鲁迅支持高长虹所办的《狂飙》周刊，同时又和高等人合办《莽原》等刊物。并且鲁迅称高长虹是“奔走最力”的一个。
从二人相识到开始合办《莽原》，使他们的友情达到了最为密切的程度。高长虹等经常在鲁迅家谈天论道，行迹随便。鲁迅也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喝酒抽烟，指点一二。甚至鲁迅收到的一些信件也给高看，寄给《莽原》的稿件更是先征求高的意见。鲁迅还亲自编选高长虹的诗文集《心的探险》，并为此书设计封面。有人还提到，鲁迅为校对这本书竟累得吐了血。
而傅斯年和胡适的友谊更是维系了一生。傅本来专于国学，十分受黄侃、刘师培看重，欲以傅为国学之传人。后傅受新文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胡适的影响，转而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以至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风云一时。他和罗家伦等办《新潮》杂志，就得到了胡适的大力支持。胡先是打消陈独秀等人“作间谍”的疑虑，后又力主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五四之后，傅又是在胡适的运作下，才得以出欧留学。而傅自转向胡适后，则对胡鼎力支持，被誉为胡的“保驾人”。原来胡适一九一七年回北大讲中国哲学，被许多受旧学影响的学生认为他的讲法不配在北大讲课，要驱赶。
是傅斯年利用自己在学生中的影响做了工作，才使胡适安然过关。此后，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一生。
特殊的个性，特殊的关系，使这样两对具有“师生”之谊的人走到了一起。如果没有这特殊的个性，那么就不会直言相告。而不是关系密切，互知彼此，那么，对对方的思想、生活、心态就不会有太多的了解。想说些什么也就不可能说到点子上。当然，除了高和傅两人在个性和私人关系上的原因外，我以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高、傅两人都是那一时代的“中坚”人物，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突出地体现出那一时代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对自由精神的尊重和追求。傅斯年不必说，他身在北大，新思想新思潮自然是首先感受到的。他的“转向”即是一种证明。而高长虹却是身在娘子关内的青年，他对新事物的接受相对要晚一些。但所幸的是，高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时即已接触到了许多新东西，并表现出与当局的教育思想不同的倾向。
据董大中《鲁迅与高长虹》介绍，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称“帝”时，阎锡山操纵山西学界组织“提灯会”“劝进”，高长虹拒不参加，并做打油诗以讽刺，以至获罪于校方，后曾在北大做过一年的旁听生。可见反对旧统治，追求新生活的精神在高长虹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组织“狂飙社”，提倡“狂飙运动”，即是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要号召人们起来与旧社会抗争。而“思想界权威”则不利于这一抗争。因为凡思想，不论其出于老幼，青年还是老年，名人还是非名人，都一律平等，人们只能服从其理而不能服从其人。大家可以通过讨论、辩论来分清是非，而不能以人论理。权威就可能压制非权威，就可能使新思想的出现成为泡影。
因而高长虹的反对“权威”说，不论他个人后来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实是有一种维护思想自由的积极成分在内。至于傅斯年，当然是自由主义思想忠实的维护者、提倡者。据胡适介绍，他在创办《新潮》时期，即已提出文学改革应该引起一个思想改革的运动。真正的中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他提倡文学革命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通过文学革命来解放思想，以建设崭新的中国。可见思想的解放在他的心目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思想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说：“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件事的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没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了进步。”但是偶像的确立与这种自由的思想精神是相违背的。他所担心的正是“偶像”对自由的伤害，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老师胡适的懈怠和落后。
事实上，高、傅二人道出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那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对自由精神的提倡、宣传和维护，是那一时代的“时代精神”，是那一时代的“主旋律”。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蔡元培、胡适，直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无不为自由而呼喊、战斗。他们反对一切压迫、阻碍新生事物的发展和进步的东西。如李大钊就面对强权而疾呼：哪里还有自由？而陈独秀则明确宣告：要为自由而战。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主要能够容他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挥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润，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这样说来，所谓的权威、偶像便和自由的精神大相抵触，因而是不需要的了。不论人们怎样看待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两件事，其中所包含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却是不容否定的。
12、读书与读注
陈万雄先生是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曾着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等专着。最近，又看到了他的另一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该书不同于内地常常见到的着作，立论宏阔，以论为主，而是特别看重在掌握大量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所以，从史实出发，从事实出发来确立自己的观点，是陈万雄先生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读陈着，首先使我们接触到的是大量的关于那一时代的史料。比如关于《新青年》的作者，我们所知道的大多为北京大学的几位知名教授，但还有哪些人就不甚了了。在陈着中，就要把他所掌握的名单一一开列。如在所谓“同仁杂志时期”即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六年二月期间，主要的撰稿人从陈独秀到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潘赞化、谢无量等，一一做了简介。
在“作者群的开拓”和“北京大学革命派的阵地”两节中，又分别对李大钊、胡适以及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数十人做了简单的介绍。要把其中那些比较着名的作者介绍给读者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关于他们的资料有很多。但其中许多不太知名的作者，要想得到他们的有关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可想而知，陈万雄先生要花多大的精力才能完成这些工作。重要的是，这些虽然不一定着名，但对新文化运动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性的人物，可能被研究者忽略，使后人误以为当时的历史是由少数几个“精英人物”造就的。这对历史来说，是很可悲的。陈先生的努力，使我们还原了历史，走近了真实。这就不仅是史实上的贡献，而是学术史和学风上的贡献。
读陈着，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感觉，就是他的“注”也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谈到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的情况时，陈着有一条注，介绍的是马叙伦先生的回忆。这当然丰富了史料。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还要在注中对马的回忆进行考证分析，这就使读者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更为准确。其实在陈着中，“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类似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说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读书，更是在读注。
其实还有好多专着的注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注不仅细，而且多，最多的一章有近二百条注。再比如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有同样的风格。如果只读他的书，而不读其中的注的话，肯定是一大损失，夸张地说，我们只是读了“半本书”。在强调注的重要性方面，我以为唐德刚先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他在做《胡适口述自传》时，不仅据口述而实录，还撰写了大量的作为“注”的补充。这些“注”文笔生动，妙趣横生，不仅有对史实的补充交代，还有对人和事的分析，更有自己的评判。可谓“注”的生动代表。总的来说，港台和海外的学者比较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和利用，他们的立论建立在自己所拥有的史料上面。而内地的学者比较重“立论”，长于构建“体系”和“观点”，却不注重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史料的基础之上。也许掌握史料比较困难费时，又显得有些“小儿科”，有些得不偿失的意思。但由此又培养了我们好多人凭印象立论论人的风气。这恐怕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吧！
13、把序写成书
唐德刚先生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对胡适的为人、学识、行状了解多多。这种了解不是研究者的那种通过“研究”而来的认知，而是建立在自己的亲历、亲知、亲感上的了解，因而就多了一种角度，多了一种深刻和生动。特别是他曾亲自录制、注译了《胡适口述自传》，成为海内外论胡的重要文献。不过要说唐先生对胡适的研究，还应该提到他的另一部十分重要的着作《胡适杂忆》。这本书被誉为是把胡适写活了的一部既生动有趣又立论客观公允的研究着作。据周策纵先生说，“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在撰录《胡适口述自传》之余，准备写一篇“短序”。之后就在《传记文学》里见唐先生“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不料这一“短序”竟然以《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为题，在《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十期，长达十几万言，需要单独出版成书，而不能再作为《胡适口述自传》的“短序”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胡适杂忆》。可以说《胡适杂忆》是一部典型的“把序写成书”的“着作”。
不过在学界这并不是第一次。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梁启超和蒋百里同游欧洲。蒋回国后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同游的梁启超作序。谁知梁在读过蒋着后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把自己的这些见解都写进了所谓的“序”中，洋洋洒洒写了八万多字，比原书的篇幅还长。这“序”已经不再是“序”，而是另外的一部学术专着了。果然梁以《清代学术概论》为题单独出版，反要蒋百里为他作序。这也算是学术界的一件趣事吧。后来梁启超把此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达二十五万字，可谓一部由序而来的特别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