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即读哪些书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使读书变得“有用”。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要用书来解决问题的需要，也就是说，书对我们没有用的时候，我们还读不读书？当我们解决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之后，还是否需要再读书？还有，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书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也就是说，是有用的。比如像胡先生所言，他的一位朋友傍灯读书，灯芯短了。这位朋友便想起曾在《伊索寓言》中读到，乌鸦要喝水，便在水瓶中放置石头，使水位升高的故事。于是，这位朋友便举一反三，在灯中加水，使灯油升高，够到了灯芯，解决了不能点灯的实际问题。这样的读书自然是立竿见影，大有实效，大为有用了。但我担心的是，这种对读书“实用性”的强调可能导致一种单纯的功利性追求，进而诱发一种因不需要解决实际问题而出现的读书无用论。事实是，越是不读书的人，越认为读书无用，读书也就越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解决具有“实用意义”的问题。
而一旦不能解决这些所谓的具有“实用意义”的问题，读书也就真的无用了。而事实是，大部分的书对我们来说，都不具备这样的“实用性”意义。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读书是否还具有一种“无用之用”的价值？就是说，它并不对我们解决具体的问题负责，或者干脆就不能或不可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具体问题。它只是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心灵天地的滋养和培育。我们不仅仅要从书中得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结果，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从书中得到一些做人的最基本的素质，比如，对蒙昧的抛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对善良、道义、理想、爱心的承认和确立等等。发现和接近这些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使自己受到它们的滋润和感染，这种脱离了实用意义，但对人的成长和完善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才是我们读书的真正目的，才是我们之所以离不开书的根本原因。
胡适在这次演讲中引用了从前一位大哲学家关于读书的好处的名言，即“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并且解释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年轻的漂亮太太。虽然胡先生对这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并不一定完全赞成，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读书意义的理解还是从所谓的“有用之用”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强调读书的“实用性”意义。不过似乎也有人就古人的这几句话做过另一种解释。这人是谁已经不记得了，但他的观点还是很有意思的。大意是说，这位大哲学家并不是说读书真的能得到什么高官厚禄美女华宅，而是说，人们从读书中得到的乐趣就如同做了大官，拥有豪屋，享有美女这些世俗之乐一样的“幸福”了。读书之此乐，如同彼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满足，而非“有用之用”了。
16、周胡婚姻之比较
鲁迅、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共同发起、推动了掀开现代中国新篇章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坚强，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战士。后来，尽管二人由于志趣和信仰的不同，开始了各异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中的贡献却是与日共存，不可泯灭的。对他们人生道路的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了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对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
鲁迅比胡适大整整十岁，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无疑是相同的。那是一个封建统治行将灭亡，中华民族即将求得新生的时刻。所以，在周、胡二人的身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不同的文化观念在他们身上的不同反映。就婚姻而言，他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均是幼年失怙，均为父母之命，都做过不同的反抗，当然，也形成了各异的结果。这里仅就周、胡二人在婚姻的选择和处理的方式上进行比较，以图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走进历史，了解两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在人生观方面的异同。
一、幼年失怙，母亲为他们选定终身
鲁迅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内阁中书，在京做官。后因事下狱，家道开始中落。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年幼的周树人很小的时候就饱尝了世态炎凉的甘苦。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到南京读书。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时年二十一岁。母亲鲁瑞先后为鲁迅相了两门亲事。开始是鲁瑞的内侄女鲁琴姑。鲁迅对这门亲事并不知道，但鲁老太太却去提过亲。只是因为命相不合，犯“冲”，此事才无果而终。后来，亲戚中有一位“兰太太”常把她的内侄孙女朱安带到周家做客，引起了鲁瑞的注意。一九零一年四月三日，鲁瑞在不征求鲁迅意见的情况下，贸然派人到绍兴丁家弄朱宅“请庚”，以便择定结婚的日子，举行婚礼。这位新人便是朱安。不料还没过一年，在一九零二年三月的时候，鲁迅即赴日求学，使婚期耽搁下来。朱安生于一八七八年，长鲁迅三岁。一九零一年的时候，已是二十三岁的“老姑娘”了。鲁迅的母亲之所以选中了她做鲁迅的妻子，乃是因为赏识她的为人和德性，认为朱安有教养，懂规矩，性情好。按周建人的说法，是因为母亲相信她“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
胡适于一八九一年生于上海，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曾随父客居上海、台湾。
后父殁，回绩溪老家。胡适的父亲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台湾被日本强占后，其父带着家眷内渡，病逝于厦门。从此，胡家也落到了家道中落的境地，靠年轻的寡母操持度日。
一九零四年，胡适辞别母亲与故乡，来到上海读书，先入梅溪学堂，继读澄衷学堂，后又考入中国公学，并于一九一零年赴美留学。一九零四年春天的时候，胡适曾跟随母亲到姑婆家看庙会，见到了江冬秀的母亲。
江母十分喜欢聪慧好学的胡适，向胡母表达了愿许嫁冬秀的好意。起初胡母顾虑家业凋敝，而江家是当地的大户，门第难配，且胡适属兔，冬秀属虎，恐属相相克。但是江母十分愿意，经过算八字、祭神灶之后，都呈天作之合的吉象。这样，胡母终于动心，为只有十三岁的胡适定了终身。江冬秀从一九零四年订婚，到一九一七年底与胡适完婚，经过了十三四个苦苦等待的年头。期间，胡适求学在外，寡母穷家，生活窘困，但江冬秀不顾未嫁之身，常常到上庄胡家陪未来的婆婆小住，帮她料理家务，宽心解愁，表现出一般旧式女子难以做到的超人的品格。
周、胡二人均幼年失怙，是母亲为他们选定了终身。这一点是非常相同的。此外，就他们的亲事而言，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女方都比他们大。朱安大鲁迅三岁，江冬秀大胡适一岁；订婚后，他们都在外求学。时鲁迅已到日本；而胡适则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后又去了美国；女方都是他们的远房亲戚。
鲁迅的从叔祖周玉田（兆兰）娶的夫人是朱家的姑娘，人称兰太太。而朱安则是兰太太的内侄孙女。而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也正因为两家有亲戚关系，所以才能常相走动，并对对方有所了解。当然，这样的了解是仅限于双方长辈的。至于当事人，则是谈不上的。
婚姻由父母决定，是封建社会里最为正常的现象。这在周、胡二人来说，也难避免。从他们婚姻的决定方式来看，我们可以非常生动地感受到，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他们人生道路上所产生的影响。
二、接受新思想后，无奈的反抗与成婚
鲁迅、胡适不同与那一时代一般青年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能够走出家乡，到外面的世界里求学、奋斗，因而也就拥有了别一样的思想和生活。当然，对于家庭为自己择定的婚姻，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可以说，在旧的时代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般青年婚姻之路的必然。因此，他们在这样的文化制约中，尽管有许多的不愿意，有许多的哀怨情愁，但最终的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屈服，一种是自戕。但就鲁迅和胡适这样的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来说，反抗就成为一种必然。但是，反抗是反抗，反抗的方式和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母亲为自己订婚的时候，鲁迅正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他的母亲当然是在没有征求鲁迅意见的情况下做的决定。现在关于鲁迅婚姻问题的资料比较少，就是有关的年谱也语焉不详。因此我们还找不到更多的材料。但是在张能耿与张款合着的《鲁迅家世》中，对此一事件有所研究。他们指出，“鲁迅母亲大约考虑这一年鲁迅祖父获释回家是一大喜事，便想来个双喜临门而急于为鲁迅择日成亲吧。不料鲁迅在一九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即随江南水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离南京经上海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收到母亲来信，说已定下朱家亲事，这时鲁迅曾迁就过母亲，不过提出结婚的先决条件是放小脚，并去学堂读书，结果是一条也做不到。”由此来看，鲁迅似乎是到了日本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这门亲事的。张着说鲁迅曾“迁就”过母亲。但我以为这“迁就”很可琢磨。也许鲁迅是真的不愿违背母意，也许只是明知不可而故意提出的条件。总之，从内心来说，鲁迅对这样的择婚方式和这样的亲事是不满意的。一九零三年夏天，当鲁迅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发现自己提出的要求一条也没有实现，便明确对这门亲事表示反对。后来更写信给母亲，“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
胡适是在十三岁的时候，由母亲定的婚。现在还很难说，当时胡母是否征求了胡适的意见。但即使胡适同意了母亲的选择，又能说明什么呢？对一个还只有十三岁的少年来说，是否同意事实上都是多余的。关键是胡母同意与否。当胡适在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读书时，也许是年龄还小，对自己的婚事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后来，也就是一九零六年，他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对新知识的接受了解，婚姻问题也渐渐地成为他心中的大事。所以他在《竞业旬报》上写了一些类似于《敬告中国的女子》之类的文章，对旧式婚姻进行了批判。在一九零七年的时候，胡适因脚气病回乡休养，答应母亲将在一两年内成婚。到了一九零八年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请算命先生拣好了日子，布置了新房，备办了嫁妆，要胡适请假回家成婚。而胡适不仅不回家，还给母亲写了一封言词十分强烈的信，说不可因儿女之私误己学业，加累家庭，提出了不能结婚的六条理由和六大不利，并且对择婚之人进行了非常义愤的“谩骂”，说“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耶？”及至一九一零年，胡适赴美留学，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婚娶之事愈加难以成行。期间，胡适虽然也在家书中念及江冬秀，但从内心深处来说，是拒绝、抵触这一婚约的。他在家信中要求江冬秀放脚，识字，给自己写信。如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给江冬秀的信中即说，“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信中又说到“适前有书嘱卿放足，不知已放大否……胡适之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
所幸的是这些要求江冬秀都努力践行。虽然脚骨已变形，但她不再缠脚；字也逐渐认得多起来，并能给胡写信。所以胡适说“来书词旨通畅，快慰何可言喻”，“来书言放足事，闻之极为欣慰”。再加上江冬秀常到胡家陪伴自己守寡的母亲，胡适越来越不能否认自己的这门亲事。不过从胡返国后对结婚一事的百般推迟来看，他在内心深处是很不情愿的。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母亲，说“婚事今夏决不能办。一因无时候，一因此时无钱也”。此外，胡适对旧的婚俗也多有不满，需“与里中人士商议一种改良的婚礼。”这封信作于一九一七年四月。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适返国，但并没有立即回家成婚，而是先在上海滞留，并写信给母亲，说“此次归里，决计不迎娶，家中千万勿作迎娶之预备。”理由是因为天太热，因为时间太仓促，等等。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又写信要江冬秀到北京结婚。从他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胡适内心深处的思想于一二。
鲁迅与胡适都在订婚后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在求学期间，对鲁迅影响最深的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及所谓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和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有《天演论》及梁启超的《新民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他们二人尽管年龄不同，求学的地方不同，但接受了不同于封建思想的新思想、新文化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当然，这些所谓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也是有区别的。这决定了他们日后思想的分野和道路选择的差异。
一九零六年，鲁迅在母亲的“欺骗”下从日本返回家乡，与朱安结婚。他的母亲写信说自己生病，想见儿子。于是鲁迅从日本回到了绍兴。然而事情并不如信中所言。据周建人回忆，大约在六月初，“我大哥从日本回来了，可能事先母亲没有向他说清楚，是要他回来结婚，只看见母亲和他单独谈了很久。当时家乡风俗，结婚一般在冷天，很少在热天，因为凑大哥的暑假，所以就在夏天结婚了。”鲁迅的妥协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尽管自己不知事情的底细，但家里已经做了安排，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鲁迅答应了。
如果他不答应，闹起来，朱家不好看，周家更失面子，特别是自己的母亲遭受的打击会比谁都大。其次是鲁迅在日本参加了光复会，是革命党人。因此，他觉得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因为在日本的时候，革命党曾派鲁迅去行刺。鲁迅接受了任务，又问如果自己万一死去，谁来照顾自己的母亲？上级觉得他顾虑太多，难以成事，便改派他人。由此可见鲁迅这种死无定期的思想是有依据的。无论如何，鲁迅最挂念的是自己的母亲，他最终的屈服也是因为母亲。所以别人问他家里忙什么？他只是回答“母亲娶媳妇”。
而且认为这桩婚事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鲁迅的婚礼由于当事人的漠然，办得比较简单，但一切都是按旧式风俗办的。据张着《鲁迅家世》，在一九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农历六月六日的时候，鲁迅与朱安举行了婚礼。
那天，鲁迅头戴拿破仑帽，帽下拖出一条假辫，身穿套袍，外面罩着纱套，脚登靴子。朱安完全古装打扮，上穿红纱单衫，下着黑绸裙。两人在大厅拜堂后，在家人的簇拥下，踏着铺在地上的象征传宗接代的“袋皮”进了新房。整个过程鲁迅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家人的安排”。鲁迅在婚后第二天就住到了自己的书房，婚后第四天就和已被批准到日本留学的二弟周作人一同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