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面的例子说的是大节大事，作为一个与黑暗势力不懈地斗争的斗士来说，鲁迅表现出了自己决不妥协的姿态的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也可以很生动地看到鲁迅的那种“太不世故”的特点，甚至也能够看到他拙于处事的无奈。这里说他拙于处事，不是说他不会做事，而是说在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时，鲁迅自己不会应对，只能被动地随着别人的意愿去做，结果使自己十分狼狈。比如鲁迅到上海后，就发生过一次着名的“义子”事件。原来鲁迅从厦门到广州时，有许多青年学生追随先生到了广州。后来鲁迅又到了上海，仍有人跟随到沪。这所谓的义子即是其中之一。在有关鲁迅的回忆录中，就有好多人提到了这件事。那是鲁迅刚刚到上海不久，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原来在广州时，鲁迅可在学校教书。到了上海后，鲁迅连书也不能教，只好靠卖稿为生。他自己的生活、经济状况都很不好。有一天，突然一个旅馆的茶役给鲁迅送来了一封信，说某人已到沪，人地两疏，亟待照料。这所谓“某人”，就是后来鲁迅的那个“义子”。于是鲁迅急忙和他的三弟冒雨赶到那家旅馆，为那学生结了账，又领到了自己的家里。按说学生和鲁迅乃师生之谊，自己不能冒雨到鲁迅家，却可以让老师冒雨到旅馆，已经做事有悖常情。却又让鲁迅代为结账，领回家中吃住，实已不通人情世故。
更何况除了那位学生外，还有学生的恋人和恋人的兄长一行三人呢？据许广平回忆，他们一天天地住下来，长达好几个月，“把先生当做家长了，供给膳宿，津贴零用，一切由先生负担。先生住在楼上，楼下就让给他们住。每逢步下楼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而止……继之他们又要求读书，要先生供给这三个人的学费。”给介绍了工作，在当时来说，条件已很优惠，结果是不去。学生的哥哥又从乡下来沪，没有办法，鲁迅又为之另租房屋，托人送饭，代找工作。好不容易找了工作，又不愿做。要返乡了，鲁迅又给筹措了路费。几个月后，听那女的说，这学生来上海是给先生做儿子的，奇怪的是鲁迅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最后看到在鲁迅这里终于不会有什么福享，这学生要回去。路费不用说，自然是鲁迅代为筹措。可那学生还要向鲁迅要自己卖地的钱共五千元，居然和鲁迅讨价还价起来，终于弄到不欢而散。曹聚仁曾劝鲁迅说，“相见好，同住难”，可以请他们吃饭，可以借钱给他们，就是不可以留住在家中。不然的话，麻烦在后头呢。曹聚仁的话不幸而言中。此非曹氏高明，而实在是鲁迅愚木。所以许广平说，“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是一个最具有战斗精神的人，是一个最不妥协，最不苟且的人。即以五四时期最为活跃的一批人来说，有的退隐书斋，做起了纯粹的学者；有的在形势发生变化后，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则做了骑墙派，以左右逢源。而鲁迅，则仍然保持着自己不屈的战斗精神，与一切反动的、黑暗的、丑恶的现象和势力做着韧性的斗争。他彷徨过，犹豫过，深感寂寞，时有迷茫，但从不妥协，从不退缩。虽然他失去了工作，没有公开的身份，不能随便发表作品，终身遭受通缉，被许多人误解，又被许多人攻击，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不屈追求和对丑恶的最根本的痛恨。我们难以像他那样，甚至不能如他之万一。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世故，太多的实际和懦弱的本性。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在先生的身后远远地景仰他、倾慕他，以使我们的内心保持一片对美好和理性的尊崇，以维护我们日见萎靡的精神天地。
23、另一个鲁迅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非常严肃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个也不宽恕”，诸如此类的话语似乎更加证明了他的冷峻和绝不苟且。的确，他把感情紧紧地包裹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像一个孤独的角斗士，随时准备把剑刺向敌人，并置敌人于死地。鲁迅是一个枪手，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向着自己的目标孤独地前行的跋涉者。因而，我们更多地感到了他的冷峻，他的毫不容情。而对另一个鲁迅，我们却所知甚少。那就是，鲁迅也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一个富有默默温情和浪漫情怀的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爱，并表现得如此细腻、如此温柔、如此浪漫、如此令人羡慕的人。这一点，我们从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可以找到证明。
周、许二人的通信，大多收入了《两地书》中。但人们还少知道，《两地书》有三种版本。其一是原信，即没有经过删改，保持了原貌的信；其二是鲁迅的手写本，即由鲁迅亲手抄录的版本；其三是铅印修订本，比如现在出版的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即是。私人信件本来就有很强的私密性，要公开出版须做相应的修订。
铅印本的修订主要是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对信中涉及的人和事的修订。因为有的话私下说是可以的，但公开说就需要考虑斟酌；二是在原信中说得不合适或不准确的，现在来看需要修订；三是表达二人之间感情的，有些公开了似觉不妥，或不好意思。但恰恰就是这一部分的修订，掩盖了鲁迅的另一面。
最近群言出版社出版的由刘运峰编辑的《鲁迅佚文全集》就收录了许多鲁迅给许广平的原信，使被“修订”了的“历史”和“情感”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铅印本的《两地书》中，我们也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到周、许二人之间浓烈的情爱，不过其表现比较含蓄、隐晦。而在原信中，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鲁迅返京省亲期间二人的通信中，这样的情感就表现得非常地强烈了。首先从鲁迅对许广平的称呼来看，在这期间的所有书信中，鲁迅都称许广平为“小刺猬”，间或再加上一个“乖姑”的昵称。如五月十五日的信即写道：“乖姑！小刺猬！在沪宁车上总算得了一个座位……此刻是十二点，却很静，和大上海不同。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渡过预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在书信中，鲁迅时或还称许广平为“小莲蓬”、“小莲子”。如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写道：“此刻小刺猬=小莲蓬=小莲子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小刺猬千万放心，并且也自保重为要。”
其次从信的内容来看，其中除谈鲁迅在北京的一些活动人事外，最多的内容是谈对许广平的思念和牵挂。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已可见一斑，这里再引一段，是五月二十三日的信。其中写道：“此刻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小刺猬常常坐着的，而她此刻却在上海。”“午后出街，将寄给乖而小的刺猬的信投入邮箱中。”另外从鲁迅给许广平的信的署名来看，也别有意味。他不是像通常情况下署“迅”，而是画了各式各样的象的图案。在偶尔的时候也署“小白象”。这象的图案是鲁迅的自称，也是许广平对鲁迅的昵称。那是因为林语堂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鲁迅先生在中国难能可贵，并誉之为“白象”。所以许广平常称鲁迅为“象兄”，鲁迅亦在许面前自称“白象”。在鲁迅给许广平的这些信中，“象”的图案就成为鲁迅在许广平面前的一种昵称。这些“象”或象鼻飞扬，象头高昂，如引颈眺望；或四肢腾挪，如在奔跃，可以说是笔墨简约，形象生动。这的确得力于鲁迅对美术的热衷和爱好，以及他少年时的临摹。此前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多称许“广平兄”，似因为他们的关系还没有最终确定。后来同在上海又无须写信。只有在一九二九年的五六月间，鲁迅北上探母，许广平有孕在身不便离沪。短暂的分别反激起了他们热烈的爱情。这些书信就是另一个鲁迅的生动写照。
24、小事也是事
最近见到一本周晔先生写的《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周晔是周建人先生的长女。幼时，也即鲁迅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曾亲受先生的怜爱和教育。当然，那时她还是一个孩子，对鲁迅的认识和了解远远不够。事实是那时的周晔只知道自己的伯父是周树人，而不知道他是鲁迅。直到鲁迅逝世后，才知道鲁迅就是她的伯父。鲁迅健在时，她对伯父的行为当然所知甚少。但后来周晔为研究鲁迅，曾停止工作，请长假向父亲周建人了解有关情况，并先后写出了《鲁迅故家的败落》和这本《伯父最后的岁月》。可惜两本书的出版她都没有见到。特别是这本书迟至二零零一年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距周晔去世已十五六年了。应该说，这是鲁迅亲属中所写的关于他的着作中出版较晚的一本。不过，因是亲属所作，其中应该有许多他人之作中少有的东西吧。
周晔的书应该说花了不少的力气，尤其是读了大量的鲁迅原作，并从中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她居然罗列了鲁迅日记中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关于买茶叶的记载。因字数不多，不妨摘抄一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已买上虞新茶七斤，七元；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午后蕴如来，并代买新茶三十斤，共泉四十元，等等。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日记记到：晚蕴如携晔儿来，并为买得茶叶廿余斤，值十四元二角。这里的“蕴如”是周晔的母亲，鲁迅的弟媳，“晔儿”及周晔。鲁迅先生的日记虽然简短，只记人事，但一般来说，涉及钱的事情却是要记的。在这些日记中都提到了多少钱的事，说明他是付了钱的。也就是说，起码从一九三一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三六年，在每年夏天五月份的时候，他总要买大量的茶叶。从日记的记载来看，购买的数量基本可以说是逐年增多，但大约在二十斤左右。只有一九三三年买了三十斤，是最多的一次。可能一下子买这么多用不了，后来又基本上回到了二十斤左右的样子。显然他自己喝是不可能一下就买这么多的。
周晔说，他买这么多的茶叶是用于施茶，即把茶施舍给过路的需要喝茶的人，特别是那些拉洋车、送行李的人们。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他都要买了茶叶送给内山书店，让书店在店门外摆一个茶桶，放上茶水，备上茶碗，供路人取用。记得在一本有关的回忆录中有人说，每年鲁迅都要买茶叶给内山书店供施茶用。由于那份回忆录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没有详细介绍，所以对此事心存疑虑，起码也是半信半疑。现在经周晔先生这样一写，就感到非常地惭愧了。尽管鲁迅在他一九三五年的日记中曾说过“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用”。但我相信鲁迅在写这些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让后人凭这一记录来歌颂他的善举的。虽然是小事，但鲁迅仍坚持着认真去做。他只是做自己感到应该做的事。他的所谓的“世故”还没有到了像今天的我们那样去作秀的地步。
小事也是事。从这些小事上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品质，并推测他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25、也算知鲁迅者--读李长之《鲁迅批判》
李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是较早地对鲁迅的创作和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不过人们已经很久难以看到该书的全貌了。一九三六年的时候，《鲁迅批判》即将出版发行。时《青年界》曾予介绍，说该书“是中国批评界上划时代的一本着作”。虽然这样的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它确实在中国文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确立了李长之在批评界的地位。正如时《青年界》所介绍的，“中国出版过的作家论，多半是辑合的文章，成篇的也多半不过几千字，像这本书这样有组织、有体系，字数在八万以上的钜制，已是文坛上一个最勇敢而最有意义的创举。”这样的评价，我以为是无出其右的。
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回响》系列丛书，收录了《李长之批评文集》，使我们得以一见《鲁迅批判》一书的全貌。可谓“科学的态度，艺术的笔墨”，不能不使人钦佩李在“批判”时所持的认真精神和公正的品行。首先，李长之是认认真真地研读了鲁迅的着作的，绝对不同于有些人，仅仅是凭印象就可以大谈特谈别人的长短。正因此他才可能几乎是逐篇地对鲁迅的作品进行分析品评。虽然他所说的我们不一定认同，但也难以否认其中的真知灼见。其次，李长之在“批判”时坚持了客观公允的姿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决不掺杂“批判”之外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不用鲁迅来做枪，去对付自己的靶子；也不靠鲁迅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和正确；当然也绝没有靠“批判”，乃至于“批倒”别人来发泄私愤。他只是表达一些发自内心的对鲁迅及其人事的真诚的看法。所以李长之敢于在自己的专着写完后，将书稿寄送鲁迅，请鲁迅提出意见。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能看到李给鲁迅的原信了。但查鲁迅的日记和书信，还能略约了解一些他们当时所谈的内容。
李长之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开始写《鲁迅批判》的，到七月写完。查鲁迅日记，在七月二十八日，记有“得李长之信，即复”。这应该是李在书稿完成后第一次与鲁迅联系，并请鲁迅对他的这一工作提出意见。在鲁迅的书信中，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有给李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是，“我并不同意于先生的谦虚的提议，因为我对于自己的传记以及批评之类，不大热心，而且回忆和商量起来，也觉得乏味。文章，是总不免有错误和偏见的，即使叫我自己做起对自己的批评来，大约也不免有错误，何况经历全不相同的别人。但我以为这其实还比小心翼翼，再三改得稳当了的好。”从鲁迅的复信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李长之原信的一些内容。一是李对自己的研究表示了“谦虚”，所以鲁迅认为“并不同意”；二是李请求鲁迅依据自己的经历，对书稿提出批评意见，而鲁迅认为没有必要。同时鲁迅也比较平淡地对李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因为鲁迅不能对一个比较早，而且比较系统地研究自己创作的学者表示出太大的热情。那样做的话，恐有失妥当。至于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时间的出入，肯定是当时的一种误记了。在鲁迅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有“得李长之信”，到三十一日才有“复李长之信并附照片一枚”的记载。李信和复信已难见到，但所言“附照片”一事确为《鲁迅批判》一书之出版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