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一书中记载有唐代李峤奉敕编纂的攀龙台碑文，它记载了武士彟一生经历，但由于用词褒赏，不受史家重视。其实剔除大量褒赏虚词，它的纪实成份还是十分珍贵的。碑文载：“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讳某字，某太原文水人也，其先出自周平王少子，有文在其手曰，‘武’，因以姓氏，居沛之竹邑……六代祖洽仕魏，封于晋阳，食采文水，子孙因家焉……显考文穆皇帝理会机深，名高四海，帝即文穆之第四子也。太后尝被重疾，不愈经时，帝扶侍起居，品尝药物。仅逾苍舒称象之岁，未及子建诵诗之年。履不整绚，衣不解带，及丁荼蓼，号慕呕血，七日无水浆之膳，三年罢盐酪之滋，扶杖而行，殆至毁灭……及文穆之弃代也，帝庐于墓茔，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丧纪之节复如穆后之哀……隋高祖雅闻帝名，屡加辟召……帝亦知隋统将终，乃称病不应。汉王杨谅以戚藩之重作牧太原，乃亲率官僚造门致礼，深加敦谕，逼令进发，帝不得已起应明扬，至仁寿宫。属隋文帝寝疾，有敕馆于内史省，以须后命。杨素负才，耻己不若，虽外示接引，而内怀猜忌……会隋文帝崩，因移病出外，素等以为伪迹，从此欲构祸端。赖观王牛宏营护得免。帝既脱网罗深自隐匿，虽室家追访犹见砀山之云……独览前志，长怀古人……便欲冥道契于一朝，托神交于千载。埙篪唱和自多跗萼之观，风景游遨无乏林泉之兴……大业七年，炀帝征天下精兵会于涿鹿，将亲授节钺以伐辽左……既而六师鱼溃，九野鸿飞，竟兆天亡之征，卒成土崩之势……帝于是慨然有志，方思濡足。乃讨论兵法，商榷将率，上自黄帝，下迄有隋，考其谋略机权，稽其成败得失，并列名氏为之赞论，殚鱼铃武韬之术，究元女黄公之符，勒成一家，凡三十卷名曰《古今兵要》……帝自惟人望，惧发祸机，欲混迹而同尘，且韬光而向晦。乃出应期命为河北道总管府司骑参军……杨玄感之作乱也，后主方重讨辽东，元感进围洛阳，官兵频战不利。城中大骇议欲出降。时帝在东都，惧其失计，遽往见留守樊子盖，为陈用兵形势、制敌权宜……于是以军功，授正议大夫，迁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大业十二年后主幸江都宫……会唐高祖安抚太原便留镇守，帝观之曰：‘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与从事矣。’投刺往谒焉……高祖虚心结契握手推诚……便留爪牙之任，即承心膂之托。高阳贼历山飞来寇，帝从高祖击之，弧弯六钧，箭穿七扎，随手必陷，当皆靡乱，神兵掩击，丑虏大歼……军师凯旋便过帝宅，乐饮经宿，恩情愈重，其后数过辄宿，遂以为常。
帝尝夜行，闻有称唐公为天子者，登遣寻索，了无其人，又梦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于是具以状白并献所撰兵书，高祖大欢，益以自负……高祖将举义兵，令帝领徒于城内，义旗建授中郎将兼司铠参军……霍邑定拜寿阳县开国公……京师平迁光禄大夫……义宁元年拜礼部侍郎……录前后功效改封义元郡开国公……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帝累让不受，改授纳言，又固辞，乃授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井钺将军……三年拜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高祖又谓帝曰：“朕在并州之日恒往卿家，今欲使卿一门三公用答主人之意也。是日封帝长兄司农卿士棱为宣城郡公，次兄行台左丞相士逸为安陆郡公……尔后，高祖行幸，常令帝总留台事，兼知南北衙兵马，判六曹尚书……时帝先缺中闱，高祖亲为求偶，谓帝曰：‘隋纳言遂宁公杨达，才为英杰，地则膏腴，今有女贤明可以辅德，秦晋之匹不能加也。’于是特降纶言俾成姻对。高祖自为帝婚主遣桂阳公主专知女家……杜伏威初行僭逆，辅公拓继以乱亡……以本官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降北海之渠未逾期月，尽南山之盗讵假旬时，然后商旅安行农桑野次……九年太宗以储宫统事乃征帝入朝……使持节豫、息；舒、道等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五年改授荆、峡、沣、郎、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时年59。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穿足容棺，殓以时服，灞陵之不藏金宝，纪市之无变缠肆……太宗闻帝崩状，嗟悼久之，曰可谓忠孝之士，乃命史官书之追赠礼部尚书……官造灵舆，送达故乡，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监护丧事。缘丧所需并令官给，遣郎中一人驰驿吊祭谥曰‘忠孝公’……”永徽元年赠并州大都督……永徽六年赠司空……显庆元年赠司徒……咸亨元年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户，以文水三百户充奉陵邑，置令承以下官。
上述两处史料，可以互相补充，亦可以互为佐证。我们可以从中得知武士彟一生概貌。
从碑文看，武士彟青少年时代并不幸福。尽管碑文中用曹冲（苍舒）、曹植（子建）、刘邦、舜帝等名人事迹借喻武士彟的遭遇，但还是如实地记载了他青少年时代的不幸遭遇，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他八九岁丧母，约20多岁丧父，此后几年应该是他人生最不幸的年月。28岁初露头角，受汉王杨谅的推荐到仁寿宫，又不幸面临炀帝篡位的非常时期。碑文说他因才能出众受到杨素的妒忌与缉捕，其实不如说是受到杨谅起兵的株连而被捉拿更妥当。逃出皇宫后，他躲避山林不敢露面，更不敢回家，只好过着游览山林、观花和唱的道士生活。从仁寿四年到大业七年，他一直是处于逆境的。《攀龙台碑》的这段描述尽管用词华丽，但所记史实是可信的。如果说李峤是在伪造历史，这些倒霉的经历尽可不写，或者能编出更好的经历。这十几年中他读书学习、经商谋生都是可能做的事情。《太平广记》中记载，他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这很可能就是他在这段时间内做的一桩用木料换森林的大买卖，因为除了这种交换生意就不能使数万茎木材一旦化为丛林森茂。紧接着说他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这些文字正说明武士彟立志从政的人生观。如此看来武士彟早年不像是木材商人，经商只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种暂时变通，与诸葛亮曾躬耕垄亩、刘备也曾卖草鞋芦席而后人不以为他们是农民和商人，应是同一道理。
武士彟从壮年时代开始步入政界。大业七年后，他致力于研究兵法。他研究了历代战争实例，并列名氏为之赞论，集成一书名曰《古今兵要》。这就是新旧唐书中所记的他向唐高祖李渊献兵书的来源。这部书大业七年后写成，大业十三年献给了李渊，成为他进入李渊集团的敲门砖。作为一个后来能成为开国元勋、官居工部尚书的人，说他早年曾写过书是不足为怪的，所以这类记载也是可信的。
根据碑文记载，武士彟在大业九年杨玄感造反被杀后，封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这与新旧唐书的记载略有不同，在时间上提前了4年。究竟谁是谁非呢？以上引《册府元龟》第⑧条的记载为旁证，表明碑文记载是对的。《册府元龟》这一条“……因蒙顾接，后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事。既而隋政日乱，盗贼蜂起……及高祖为太原留守甚见接待……。”正说明他任司铠参军的时间是在大业十一年隋政日乱之前，另外，从起义之初王威、高俊雅与武士彟的关系中也可窥见一斑。当李渊派刘弘基、长孙顺德募兵之时，王、高二人见兵大集，疑李渊有异图而与武士彟商量，也从侧面表明武士彟是晋阳宫旧留官员，不是李渊带来的新任留守派，故王、高二人敢于向他吐露内情。
另外，两《唐书》载，高祖留守太原引为司铠参军，也是对的。它是指李渊建大将军府起义之前任命的官员，和惰朝命官是两回事，并不矛盾。
《旧唐书·则天皇后传》也有武士彟隋大业末为鹰扬府队正的记载。关于这一军职，《隋书·百官志》明确记载，炀帝改骠骑为鹰扬府郎将，正五品；车骑为鹰扬府副郎将，从五晶；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增置队副以贰之。按隋制，队正是正七品军职，它比唐代的队正要高的多，约相当于司铠参军等职。从如上记载我们可以认定武士彟在隋末已有七品军职，并不是木材商人或由商而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