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龙台碑是女皇帝武则天在长安元年（701年）为其父武士彟树的一块墓碑，名曰“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文苑英华》及《全唐文》都记为《攀龙台碑》，全文6700字，可谓碑文中的长篇巨着。由于武则天在明清两朝受到正统人士的责骂，其父陵墓的存在也为世人不齿。史学界对攀龙台及其墓碑的存在也众说不一。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为寻找石碑提供线索。
一、攀龙台在文水县
关于攀龙台墓葬的具体地点，现代学者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文水，一说在咸阳。武士彟死后葬在文冰是有据再查的。葬在咸阳一说可能是出自《资治通鉴》中胡三省的一段注释。《资治通鉴》在永昌元年（689年）二月一条中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永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下注：“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彟及其妻葬咸阳。置崇先府官”。胡三省这一说法不知出自何处。估计是他在写注的时候对孝明高皇后碑文中关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后、曾备法物来文水作迎魂合葬之说的错误理解。现存《全唐文》一书内有《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一文，碑文中有如下记载：“圣上以幽明永隔，屺岵长辞，终无再见之因，镇结千秋之恨。奔曦已远，荐霜堇而无年，逝水难追，馈冰鱼而未日，又以严规早坠，远卜厝于乡坟，慈阴重倾，近陪亲于京陇。陵莹眇隔，长悬两地之悲，关塞遥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备法物自昊陵迎魂归于顺陵焉。”这里所指本是咸亨元年进行的迎魂葬，只是迎武士彟的灵魂归于顺陵，并非把四十四年前葬于文水的骸骨与陵墓移到顺陵。
攀龙台在文水不在咸阳，这一点有几处史料可以证明。一、如上文引证无上孝明高皇后碑文所记是唐代咸亨元年（670年）之事，证明武士彟原葬于文水县，当年作过一次迎魂合葬的祭典。二、永昌元年（689年）二月以文水陵为章德陵，咸阳陵为明义陵。天授二年（691年）一月又改章德陵曰昊陵，明义陵曰顺陵。圣历二年（699年）改昊陵暑为攀龙台，顺陵为望风台。如上三次改陵表明，在唐代至武则天执政期间，攀龙台在文永县，不在咸阳。
宋代《太平环宇记》中记载：“并州文水县，太原王墓在县城西北十五里。即唐则天父，武士彟也，双厥与碑石存。”同时还记了《戎幕·谈》载李德裕言，“某为太原从事，见公牍中有文水县牒称武士彟墓碑元和年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处皆镌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几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划完好，无讹厥者。以此知小说所载事多荒诞不可信类如此。”
明朝《永乐大典》伍千二百零四卷载：“唐武士彟墓，在文水县城北十里，唐则天皇后父也，则天革命改墓曰陵，旧有碑二通，太原王碑，高宗撰并书，今已不见。只有高皇帝碑，高五丈、阔九尺，厚三尺，其碑地埋一半，文亦剥落，只有碑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
如上几处史料清楚地说明，从唐朝至明朝相沿900多年的时间里，攀龙台碑存在于文水县，并且是地埋一半。以其碑之体积计算它有50立方米。在当时条件下如此高大的石碑，陷入地下两丈多深，是极难移动的。在其后的年代里它只能越陷越深自然消失。假若移动，必然是一项浩大工程，史料县志不可能没有记载。如武则天母亲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也是一块巨大的石碑，在明朝嘉靖乙卯年关中大地震中震倒，被人打碎修了渭河堤。之后，又被人取回保存了部分残碑。仅此一事，有《咸阳县志》、《关中金石记》等四种史料记载了这一事实与残碑的变迁。由此看来攀龙台碑的消失也不可能是人为的移走或毁坏。
再从具体位置及演变状况看，攀龙台是因山作墓，不是平地起封土的。其次它在宋代旧文水城的西北十五里，在明朝文水城的城北十里。文水县城在宋代元符年间曾由旧址西迁约八里。这样，攀龙台墓葬在旧城西北十五里，新城正北十里。这个坐标位置正好在现今南徐村村西，加之唐代攀龙台碑文中有“遗令归葬文水因山作墓穿足容棺”的记载，可以推知这一墓葬在南徐村村西因山而作。
一九七四年文水县兴修水利工程中曾出现过地面下沉现象，这是攀龙台墓葬存在的一个重要线索。当永田渠修好后放水验工，渠内约有一个流量的水，流经此地时全部灌入地下，使本段永田渠底部出现了大面积塌方，局部深陷60厘米。工队用水泥处理了塌陷。以后每到春浇或秋浇中，渠底和田间不断出现漏水现象。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去实地观察时，在浇过后的地面上仍有明显的裂痕。沿裂痕形成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下沉地貌。在早已修好的永田渠底部，仍有一段较长的倾斜与局部下沉。当时针对地貌也做过调查，从宋代至明清本县比较有名的官宦墓葬都不在此地，故推断此地可能是武士彟墓——攀龙台的位置所在。现在综合多种资料，进一步确定攀龙台墓葬在文水县南徐村西面的山脚下。
二、关于大碑下沉的原因及状况
我们可以预言大碑是立着凭本身压力沉入地下的。其时间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977-984年）以后至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下沉了一半即2.5丈。在明朝永乐年后到清朝初年（1675年）已不见记载。说明这四百二十年中又下沉了2.5丈。这里涉及一个地质变化问题。它存在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碑下地层出现断裂，使大碑沿裂缝下沉，直至沉没；第二种可能是地层中流沙的运动造成大碑下沉，这种情况在文水县曾有过先例。据光绪九年版《文水县志》记载，在紧靠南徐村的升泉都曾有一通泌水碑是唐代虞世南撰书，由于年久沉入地下。在光绪初年官方要求掘出，其结果是愈掘愈下竞至不可出者。如上情况是眼看着石碑沉没却无法取出。为什么？是石碑沉入流沙层。类似的地层在武则天庙西面也有。这里在地下二米左右即出现流沙，其深度没有实测，它的流动性是十分活跃的。若处在这样的地层中陷下一个石碑是不难想象的；第三种可能是石碑的下沉与明朝嘉靖年的地震有关。嘉靖三十四年（1566年）关中大地震中引起晋南地表剧烈变化，甚至有移山倒河的现象。本地虽然不在震中但也不算远离震区，在地震中引起地层变化致使石碑下沉，也是可能的。
三、关于攀龙台碑的价值
首先，攀龙台碑是唐代文化的宝贵遗存，它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永乐大典》明确地记载，碑高五丈，宽九尺，厚三尺，是古今第一大碑，不仅中华大地上手屈一指，在国外史料中也未见记载。找出这样一个大碑无疑是为国家增添了一件文物珍宝。
在《文苑英华》与《全唐文》两书中都收了攀龙台碑的全文。它洋洋六千七百字，是一篇最长的碑文。以往，由于它用词褒赏，故不受史家重视。其实，它是研究武则天家族的重要史料。不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还可以校正史书之失误。
关于武士彟与武则天的籍贯问题，碑文说“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讳某宇某并州文水人也。其先出自周平王少子，有文在其手曰‘武’因以姓氏。居沛之竹邑，六代祖洽仕魏封于晋阳，食采文水子孙因家焉。”这里不仅记载了武士彟的籍贯，而且说明武家姓氏的起源和武氏家族由安徽省宿县迁来文水的原因和时间。这一记载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篡》的记载完全吻合是可信的。
关于武士彟的生平事迹，碑文记载了他八九岁丧母，二十多岁丧父的不幸遭遇。这也是对武氏家族家道中落的具体记载。碑文说武士彟卒于贞观九年，享年五十九岁。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他生于北齐承光元年。以此为基础，可以推知他一生中，经历事件的所属年代与年龄。
武士彟首次涉足政界，被杨谅推荐到仁寿宫，正遇隋文帝病重。这个时间应是仁寿四年，武士彟二十八岁。同年由于杨广篡位，杨谅造反，武士彟受到猜疑与缉捕，于是他逃离皇宫，躲避由林，不敢露面更不能回家，过着游览山林观花和唱的道士生活。关于这段生活逆境的记载；碑文以刘邦的躲藏山林作类比，加了虚褒词汇。但它的记事是清楚的，并没有事实上的虚构。
大业七年，武士彟研究了历代战争史料，写成《古今兵要》三十卷。这一记载为后来向唐高祖“敬献兵书”找到了来源，补了正史之不足。
大业九年，杨玄感造反失败后，武士彟被封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这一记载与新旧唐书的记载不同，比它早了四年。究竟谁是谁非呢？以《册府元龟》所载史料作旁证说明碑文记载是正确的。《册府元龟》卷766中说“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后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既而隋政日乱，盗贼蜂起，士彟每叹息以夷难为心而恨未遇真主。及高祖为太原留守甚见接待，数访以时事……”《册府元鱼》卷21徵应部分也说：“高祖取弘道银盆置之于地引弓射之，谓弘道曰向言有验当一发中之，既发应弦而中……高祖大悦。后为太原留守镇并州时武士彟为司铠参军，诘朝尝于街内独行闻空中有人言曰唐公是天子……”如上两条史料，前者说武士彟任司铠参军的时间在隋政日乱之前，后者说高祖镇并州时武士彟为司铠参军，都证明攀龙台碑文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新旧唐书所记的李渊建大将军府，任武士彟为司铠参军（铠曹）那是李渊起义时候的人事安排，与已往职务并不矛盾。碑文中也有同样记载。
攀龙台碑文对太原起义后武士彟的经历也有很具体的记载，兹作排列摘记。大业十三年霍邑定拜寿阳县开国公。武德元年授上桂国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井钺将军。三年拜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知南北牙兵马判六曹尚书。又由高祖主婚为之娶了杨氏为妻。武德八年，辅公柘叛乱失败后，任杨州都督府长史。武德九年，太宗以储宫统事使持节豫，息、舒、道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贞观五年，改授荆，峡、沣、郎、岳、果、松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贞观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侯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时年五十九岁，遣令归葬文水，因山为坟穿足容棺，敛以时服……官造灵舆，送达故乡。仍委本州大都督英国公李绩监护丧事……这条记载表明武士彟是回京治丧中病死在长安的。若非如此，就不可能出现奉讳号恸因以成疾，更不会有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的情节。回头研究如上七条摘记，基本上都是可信的史料。第一条封寿阳县开国公是在谏阻了回兵太原，而攻下霍邑的情况下加封的。有的学者认为在霍邑谏阻回兵的是太宗一个人。其实这类军机大事本来就不可能只是一个人去谏阻，又两个人定留存的。武士彟在霍邑劝谏有功封县公是符合情理的。如义旗建即对主谋者裴寂赐为闻喜县公。在潼关打败屈突通后又对刘文静进封光录大夫鲁国公。这些都是起义初量功而赐爵的事例，并不是碑文记事有假。关于武德九年后三次封都督之事，唐六典与旧唐书地理志都有明确的记载。都督一职就是专管军事镇戎的武官。豫州、利州、荆州都督府所管范围也正是碑文所记十七个州的诸军事。所以这些记载亦是可信的。依据如上论述，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武士彟生平年表，作为攀龙台碑史料价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