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铁的崇敬他，因为他曾从事过同一样的行当；
理发的崇敬他，因为他使用着相同的武器（工具）……
不分地位，不分地域，不分贵贱，不分行业，不分民族……所有的人都崇敬着他，也相信他在保佑着所有的人。
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借助关公之神的经历：
——朱元璋在驱除鞑虏的战场上，说他曾梦见关公借与他十万神兵；
——李自成在米脂发动农民起义，就曾向关公的神像祈祷求助；
——清帝顺治率清军入关，事前与蒙古诸部仿照桃园结义先行结成联盟，而平三藩收台湾的康熙皇帝竟声言自己就是刘备的化身，与关公是兄弟之谊；
——民国南京总统府，竟有一座关帝庙。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时期就有了的。洪天王也罢，孙总统也罢，把关公祭祀在最高国家机关，对关公的崇敬是不需再怀疑的。
——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即授命海军部将关公和岳飞合祭武庙，规定“凡有军人宣誓的大典均在武庙行礼”，并发表关帝史略讲词：“关帝一生忠义护国佑民千古为神的根本……我们要学关帝惟有一心尽忠于国家，一心尽忠于元首。”
……
关公，是我们共同的神只。
显灵显圣，如此种种。有文字记载也罢，民间传说也罢，事出有因，时人深信不疑。否则不会郑重地记入书页，或者镌刻碑石。即使是传说，怎么不说是别的什么神灵？偏偏是关公，总也是关公？
当然，这里面有明显的迷信色彩。
还有扶乩，则是关公作为神灵与人们的直接对话，民间传说和文字记载中多有涉及。所谓扶乩，是民间的一种求神活动，由两个人用手轻轻扶着一种特制的丁字木架，任由丁字木架下端在事先预备好的沙盘上写字（很多地方是用罗面的罗来代替丁字木架，在罗边上固定一根筷子，在案板上平铺一层面粉写字，效果相同）。在默念了一些表达敬神请神虔诚心愿的话语之后，那木架自己就会摆动起来，在沙面上写出神灵的指示意见。扶乩的动作成功进行，即是神灵降鸾。这种神灵活动，早在唐宋时期就流行开来。我国古代着名科学家——北宋时期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记载。《梦溪笔谈》中关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记载是很翔实的，对于扶乩，却也辑录得煞有介事，可见古代人们对它的相信程度。这种活动还不仅是中国特有，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流传，英文名称为sciomancy。关公降鸾，也多有传闻，据说多有灵验，恕不引录那些言之凿凿的灵验事迹。现在许多流传于神庙中的经文，道教奉为经典的许多谶文，都以关公降鸾成书的传说散布民间。人们有了疑难，就用这种方式恭请关羽神灵降鸾给予指点迷津，而关公也用这种降鸾的方法给人们以教导，规劝人们忠义立身，多行善事。
求关公之神灵决疑解难，还有物化方式，即灵签。在关公神庙中，多置有签筒，中有关羽灵签，供人拜神求签，关公的神灵便通过这些竹制灵签解答人们的疑问。关公灵签，各神庙不尽相同，签词（多为诗句）的水平多数也较粗劣，甚至荒诞不经。据清代道光八年（1828年）刻版的《关圣大帝圣迹全书》载，最早的灵签，是明万历年间，江南华亭一位叫张九法的书生，得到关公梦示，将关公平生忠义事实，编成六十四首，配成周易六十四卦，遍设海内神庙中，以广神意，其文词尚可。六十四卦中，有关公事迹实录，也有传奇成分，如“第三签，屯卦，美髯红脸”的签诗：“将星朗朗映蒲东，耿耿丹心照面红。莫道当时称国士，迄今咸赞美髯公。”就多为纪实，如蒲东、国士、美髯公，而红脸则是传说了。其中“第十二签，否卦，首斩华雄”，“第十三签，同人，三战虎牢”，“第十七签，随卦，怒斩貂蝉”，“第三十二签，恒卦，五关斩将”，“第三十五签，晋卦，立斩蔡阳”，“第三十八签，暌卦，继嗣关平”，“第三十九签，骞卦，华容放曹”……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都是传说和文艺作品里的虚构，不是关公生平中的实际经历。这说明，所谓灵签，也只是以传说和虚构故事来说事，其真实效能就可想而知。
这些，就更是迷信活动了。
显灵、显圣、扶乩、降鸾，以我们现在的唯物论思想和科学知识，我们当然明白这些都是迷信。但是，迷信只是一种形式，焚香也罢，磕头也罢，只是为了表达我们内心的崇拜和敬意。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时，拍到关公败走麦城那一场，扮演关公的演员陆树铭化好妆后，向制片主任要了香，香点好了，陆树铭跪倒在雪地上，对着苍茫的雪天和雪地，虔诚跪拜，说道：“关老爷，今天我们拍您败走麦城的戏，我用生命担保，一定拍好。”说完，他缓缓站起来，转过身，突然发现，剧组所有的人都跪倒在他身后的雪地上。剧组进了城，他们没有去拜城隍；剧组进了村，他们也没有去拜土地；不论在酒店餐厅还是机关食堂用餐，他们更没有去拜灶君爷爷；可他们就要拜关公。没有谁要求这样，完全是他们的自发自动自愿的行动，完全是由于那一份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崇敬。
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关公既然有这样多显灵的传说，总是有着它合理的原因。关公一生堂堂正正，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如日昭昭，如月皎皎，以忠报国，以仁为民，以义待人，以诚交友，以信处事，高风亮节，人所难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他是中国人处事的标范，是中国人做人的楷模。这样的人，生为典范，殁为神明。护国佑民，当然是他；救人水火，当然是他；济困救难，当然是他；惩恶扬善，当然也是他。他是正义的化身，一切好事都是他帮助人们实现；他是神通的象征，一切愿望都是他帮助人们达成。他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迷信也罢，虚幻也罢，偶然巧合也罢，善意编造也罢，他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的一切心愿，当然会祈求他，当然会依靠他，当然会仰仗他！
他是历史上活生生的人，是忠义、诚信、仁爱、勇敢精神的代表，是人类主要优点的代表。中国人民崇尚忠义仁勇，芸芸众生们大多又不是读书识字的，还不能做到以儒家精神来“理论武装头脑”，只能在历史上寻找一位具备这样道德理想的人物做范本。这个人物就只有关公，人们的目光就锁定到关公身上。以他为神，就是迷信他，就是选择他为自己尊崇的偶像。
这是中国人的理智而真诚的选择。
“民心即天心，神由人兴。”（南怀谨语，见《中国文化泛言》）
迷信他，就是像他那样做人，就做不得坏人和小人；
迷信他，就是像他那样做事，就做不得恶事和虚伪的事。
怎么不迷信曹操？怎么不迷信吕蒙？
曹操宁负天下人而做成了大事业，人们怎么不迷信他？
吕蒙巧施阴谋背后偷袭而一举成功，人们怎么不迷信他？
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对关公的信仰的确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这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取向和人格追求。历史上不乏采用高压手段迫使人民迷信的人，但人民就是不愿意迷信他，即使迷信了但过一阵子就觉醒起来，终于又不迷信了。有谁能像关公这样，让人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迷信下去？就算人们是完完全全的迷信，但比起迷信玉皇大帝如何？比起迷信王母娘娘如何？比起迷信神仙鬼怪如何？比起迷信独夫民贼又如何？
“亘万古而为神。”（明·王世贞《汉寿亭关壮穆侯赞》）
神是人的造就，是人们把关公造就成了神：他的神勇和忠义最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而受到儒家推崇，佛、道又借助他在朝野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来扩大宗教影响，三教圆融共同推崇其为偶像，于是关公便以一位真实的历史英雄人物逐渐演变为人们心中的神之至尊——东方之神，让我们世世代代焚香膜拜。
关公，是中华民族最崇敬的神只，是中国人民最信仰的神只。
千百年来，国家遇到外敌的侵略或天灾的袭扰，朝廷会用最隆重的仪式，最虔敬的礼节参拜他，祈望他护国佑民。
千百年来，人们受到灾病的祸患或恶势力的欺诈，都会以最切盼的期望，最诚挚的姿态焚香礼拜，祈祷他扶危救困。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至圣至尊，至仁至义。凡忠君爱国，尊老敬贤之辈，都会受到他的护佑。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至清至明，至正至刚。凡祸国殃民，恃强凌弱之徒，都会受到他的惩戒。
他保佑天下农人风调雨顺。
他保佑天下商贾生意兴隆。
他保佑天下行旅路途顺利。
他保佑天下学子金榜题名。
家宅不安的，他为我们驱邪除祟。
人生困顿的，他为我们消灾除恶。
身羁病患的，他为我们强身祛病。
遭遇横祸的，他为我们抚慰心灵。
什么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什么太上老君，东岳紫微，这些天上的众位尊神，距离人们的生活都太遥远了，都太陌生了。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在天上掌管着什么，有着什么法力，能不能保佑自己。只有关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万能之神，是法力无边的神，而且是最亲切的神。他与老百姓距离最近，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包括海外），就不会没有供奉他的庙宇。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建筑形制和民居风格千差万别，关外深山老林中的地窝子，塞上茫茫草原里的蒙古包，东海波涛围绕的孤岛，西域世界屋脊的雪城，满蒙回藏，荒原戈壁，只要有人群聚居，就会有关公的祀庙，而且会是当地香火最繁盛的祀庙。他的祀庙几乎遍布了所有的都市、城镇和乡间村庄，遍布了皇宫、官府和商贾会馆。不论规模大小，不论坐落位置，关庙里都是苍松蓊郁，翠柏葳蕤，香客川流不息，气氛肃穆庄严。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口小儿，不会没有祭拜过关公的经历。甚至在我们还弄不懂关公是何许人物时，就早已随着长辈们给他虔诚地磕过头了。我们把关公尊称为关老爷，或者径直就称为老爷。他仿佛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什么灾变，不管心里有了什么向往，什么欲求，我们就会想到他，就会祭拜他，请他为我们趋凶降福，排忧解难。
他是我们头上的青天，他是我们身边的保护神。
他是超越人间、超越自然的神灵，体现着上苍天理的公正和天道的力量。
他是审视人间、评判世事的神灵，职掌着人间正义的维护和邪恶的惩戒。
他代表了所有的神仙，是神中之神，是神上之神。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信仰包括迷信让已经离开我们一千八百多年的关公，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恒。
往事如烟，历史如烟，而天地永恒。
蓝天，白云，阳光，在我们头上永恒。
山峦，河流，大地，在我们脚下永恒。
在天之下，在地之上，一种浩然之气永远不会消散，而是永远充盈在华夏之邦，充盈在天地之间，充盈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