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疟（yào）疾，他用葡萄酒咽奎（kuí）宁丸，凭这两样东西和自身的强健去抵御（yù），在数百公里的战线和战区内奔走。
他报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这个“神奇的东方之城”现在到处是枯瘦的老狗和翻着白肚皮的鼠尸。他报道了惊恐的人群拥挤在教堂祈祷祈祷：一种宗教仪式，信仰宗教的人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主的拯救，而有钱人则抢购完了两周以后的火车票。
他采访了穿着美国军装的希腊士兵和希腊军队里的英国顾问，他拍下了燃烧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描写了两个土耳其士兵枪决六名希腊大臣的情景。
不久，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腊的萨雷斯地区，并限定希腊军队三天内撤离该地区。
记者海明威随同撤退，沿途景象触目惊心触目惊心：看到某种严重的情况引起内心的震动。。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基督徒难民队伍，使海明威看到战争的灾难，他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悲惨景象。
带着疟疾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整整睡了一个星期。
不过，他的中东之行和付出的艰巨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chóu），《多伦多明星日报》社付给他400美元稿费，他秘密签约的哈斯特国际新闻社还有一份。不过，明星报社曾打电话问他，怎么他发回的实地报道与国际新闻社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一样。海明威没能做出令对方满意的解释。这次成功的战地采访使海明威获得了“名记者”的声望。
不久，他被派往瑞士采访一个国际会议。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令海明威深受打击的事。
会议快要结束时，海明威发了封电报给在巴黎的哈德莉，要她速去瑞士。圣诞节临近了，只等他的采访一结束，他们就去滑雪。
他嘱咐哈德莉务必带上他那口装满手稿的提箱，从巴黎坐飞机去瑞士。
哈德莉收拾好东西，便搭出租汽车到了火车站，为了少花点旅费，她没有乘飞机。在月台上，她请一个挑夫帮她把行李提进车厢，可就在她进入火车放第一个箱子的那一瞬（shùn）间，留在外面的那个手提箱便不翼而飞不翼而飞：没有翅膀却能飞。比喻东西突然不见了。了。
手提箱里装着海明威已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个短篇小说和30首诗的手稿。也就是说，除了已交给一家出版商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外，23岁的海明威为作家之梦而奋斗数年的几乎全部成果，都化为乌有了。
哈德莉大惊失色，浑身瘫（tān）软，好像被人抱走了心一样。一路上，她又冷又怕，瑟瑟（sè）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无声的仟侮：我为什么要乘火车呢？海明威本来要我乘飞机的！
见到海明威时，她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向他说了整个经过，海明威如遭（zāo）雷击，半晌没有出声，把自己关在屋里整夜没睡。
消沉几天以后，他带着哈德莉和几个朋友一道乘缆车上了山，在山上找了一家包食宿的旅店住下了。他努力摆脱丢失手稿的事，和妻子、朋友一起喝烧热的酒，一起围炉烧火，一起在山坡上滑雪。
有一天，他的一只雪橇（qiāo）掉下深谷，望着深深的山谷，海明威仿佛觉得掉下去的是他的手稿，因此非要找回。他踏着一只雪橇，冒着迷茫的风雪，一直往下走。寂静空荡的山谷里此起彼伏地传来雪崩的轰鸣，海明威一心只想着找回丢失的东西，全然不顾这些。他终于在谷底找到了那只雪橇，然后艰难地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往上爬，两个多小时后才到山顶。
虽然找回的不是手稿，只是一只雪橇而已，可这件事却激起了海明威的勇气和信心：雪橇可以找回来，作品也可以重新构思，重新写出来！
他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当哈德莉仍不免伤心的时候，他说：
“没什么，丢了这些破纸片也许对我更有好处，我一定能够重新开始，从头做起。”
仿佛不可思议的伟大生命
从瑞士滑雪回巴黎后，欧洲暂时无事，记者可以稍事休息。海明威到地中海边雷巴那的别墅小住。
雷巴那城外小山上一座寺院里正住着一位文坛（tán）要人，爱德华·奥勃瑞恩。此人性格内向，不善结交，是写诗的，其作品并无多少影响，但他自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这个职位自然使他成了小说评价和选拔（bá）方面的权威。
海明威去见了他，他当时正在选编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他问海明威手上可有作品。
海明威从旅行包里翻出了一篇劫后幸存的——《我的老人》。这是《三个短篇十首诗》中的短篇之一，因出版社已拟出版，原稿没有随着那只倒霉的手提箱丢失。
奥勃瑞恩看完后对海明威说，写得很好，并决定将它破格编入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按惯例，入选作品必须是已在杂志上发表了的。
海明威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意外的收获对一直渴望承认而又刚刚遇到重创的海明威来说，不啻（chì）注射了一剂强效的兴奋剂（jì），而且成了他写诗歌还是写小说的分水岭。
在庞德的雷巴那别墅小住以后，海明威和哈德莉乘兴前往威尼斯北部的柯迪纳。这里成了海明威站起来“从头做起”的地方。
柯迪纳是一个山区小镇，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山村，适宜冬季旅游。他很快恢复了创作力，一鼓作气写了六个短篇。这六个短篇是根据他一年多以前留在写作笔记本上的六个句子写成的。他的方法是把这些句子扩展成段落，又把段落串联成文，然后又精心修改，删掉一切赘（zhuì）语和废话，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反复琢（zhuó）磨，就像雕刻浮雕像一样。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精巧又别致，具有炸弹般的威力，能震撼（hàn）读者的心灵。
海明威将这六个短篇一起取名为《1922年的巴黎》，很快就在巴黎的《小评论》上发表。
海明威作为《多伦多明星日报》的旅欧记者，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巴黎的。尤其是战地采访完成之后，他辞去报社的工作，一心一意搞创作。他已经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要把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历、见闻和体验都写进去。
他和妻子搬出从前宽敞的家，另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这里离公园很近，哈德莉可以带孩子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但这里对海明威很不利，因为窗子正对着木料场，楼下有一个锯木厂，电锯的尖叫、马达的轰鸣、木材抛（pāo）落的声音以及运输卡车的喇叭和引擎（qínɡ）声迫使海明威训练自己闹中求静的本领。
为了在用费上开源节流，海明威常常去从事临时性的工作。他到体育馆去当职业拳击手的陪练，一次可以赚上10个法郎，然后吃5个铜板的炸土豆，或者两片陈面包，一杯廉价酒，就算顶一次午餐。回到家里，他常以“到别人那里去了，吃过午餐了”应付哈德莉。他觉得这样做很合算，清醒了头脑，练了拳击，挣了外快，还省了一顿正经饭。但他不向哈德莉详细讲，因为不想让她难过。
每天晚上，他催促哈德莉和儿子约翰尽早睡觉后，就开始工作，他不能使用打字机，吵醒了约翰，哭叫起来，那个晚上就完了，所以他改用铅笔。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先把奶瓶煮过消毒，调配好奶粉，喂约翰吃完，然后就坐在饭桌边上抓紧时间写几个片断。这时，哈德莉还没起床，约翰吃完又睡了，周围一片宁静，脑子特别清醒。他喜欢这种气氛，常常从中感到创作的愉快。不像晚上，常让他感到累，感到生存与奋斗的艰辛。到锯木厂那刺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他也开始“户外活动”了。如果正写在兴头上，他就找一个便宜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张餐桌边写上半天。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写1000字。
就这样日日夜夜地辛苦工作，终于，三个月之后，海明威完成了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他把它命名为《太阳照样升起》。
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了最畅销畅销：（货物）销路广，卖得多。的书。不到四个月，就卖了1．2万册，一年时间竟销了2．3万册，这期间还经常出现印刷厂刚印刷完一批，书店就脱销的情况。
海明威终于打出了一记“重拳”，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然而他并不满足，另一部长篇小说又开始在他的脑中成形了……
而名作的产生却常常是伴随着忧患（huàn）的。
由于在写作的过程中海明威长期地冷落了自己的妻子，他们之间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最后，终于离婚了。不久以后，一位名叫波林的爱好文学的女子闯入了海明威的生活，抚慰了他的创伤，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
他和哈德莉离婚以后，4岁的儿子约翰由他和波林带养。一天晚上，他去抱约翰起来撒尿，小约翰迷迷糊糊中双手乱舞，指甲刮破了他的左眼球。
海明威心里着急得不得了，立即放下手里的写作，在医院住了几个月，直到眼睛上像鱼鳞那么宽的伤痕完全愈合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一次，海明威创作到凌晨两点时，想到卫生间去冲澡。进去以后，他觉得很冷。
“我的天，天窗怎么开了，怪不得这么冷！”海明威已经很疲倦了，睡意朦胧地嚷嚷着。
他带着几分恼怒，伸手抓住关天窗的绳子就拉了下来。
“哗啦”，天窗破了，碎玻璃片劈头盖脸地掉了下来。
他的右额被一块匕首一般锋利的玻璃划出一道两寸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头部的其他地方也被小碎片划伤了。他眼前一黑，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额头上缝了九针。后来就留下了一道刀疤（bā）一样的伤痕。
与此同时，他在橡树园镇的家发生了更大的变故。
海明威的父亲埃德·海明威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已经导致动脉硬化，心绞痛经常发作，这是一种特别痛苦的心脏病。埃德常常在家中自言自语：“我是一名医生，却治不了自己的病……不愿成为一个卧床不起的人，我为此感到耻辱……”
这一天，大家都在客厅聊天，埃德坐了一会儿，对大家说：“我上楼去休息了。”
几分钟以后，楼上传出了一声枪响。
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飞快地向楼上跑去。他敲门，并大喊：“爸爸！开门啦！”没有回音。
他拼命地一脚踢开门，房间里光线暗淡，父亲躺在床上发出沙哑的呼吸声，他的眼睛紧闭着，在昏暗中一眼看上去，好像没有事儿似的。莱斯特把手放到父亲的头底下，他觉得手滑溜溜的，他伸出手来一看，满手全是温温的血。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埃德的照片和讣（fù）告，指出这位57岁的医生因患糖尿病而长期心灰意冷，举枪自杀。
海明威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他马上赶回家，妥（tuǒ）善地处理了父亲的后事并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但是，这种种的不幸并没有阻挡他创作的脚步，在这接二连三的事故中，诞（dàn）生了他的另一部不朽名著《永别了，武器》。
《太阳照样升起》描写的是战争结束后，一位退伍军人的生活，而《永别了，武器》反映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美国军人的故事。这两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名著，使海明威在25岁一举成名。在30岁成为文坛（tán）大师。
1936年7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头子佛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几个月以后的1937年2月，海明威就踏上了西班牙流血的大地。由60家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合会”聘请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
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急于履（lǚ）行一名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他冒着雨雪，奔向离马德里仅50公里的前线战场。
他看到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涕（tì）泪，看到了大教堂被炸成瓦砾（lì）堆，斗牛场变成废墟。美丽的西班牙现在到处是断垣残壁断垣残壁：形容建筑等残破的景象。，遍地是丢弃的枪械与车辆，泥泞的战壕（háo）里躺着战死者的尸体。
西班牙行动中，战争与爱情在海明威的生活中同时出现。将近五个月时间里，年轻貌美的女作家玛瑟陪伴他始终。
来西班牙之前的两个月，即1936年12月，海明威与玛瑟在基韦斯特岛上初次相识。玛瑟和她的母亲、弟弟来基韦斯特度假，她正在马沃学院念书，已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
他们在一个酒吧间里碰到海明威。玛瑟那本长篇小说的卷首引语就是来自海明威作品的名言。海明威与玛瑟很谈得来。
几天以后，玛瑟的母亲和弟弟启程返家，她自己则成了海明威家的客人。
海明威的家里又出现了“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局面。
西班牙的战火使海明威迅速摆脱了家庭中的尴尬尴尬：处境困难，不好处理。。也许是志同道合，有约在先，也许是阴差阳错不谋而合。总之，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与玛瑟不期而遇。
可海明威的态度有点不冷不热，玛瑟为此感到气愤，她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地方见面应该充满热烈而浪漫的气氛。过了好久，海明威才没头没脑地问：“好姑娘，我料想到你会来的，因为我早就这么想过。”
玛瑟还没有战地记者的正式身份，海明威把她介绍给新闻督察机关的官员，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玛瑟也得到了住宿证明，供应汽油的证明和安全通行证。
他们一同爬上红土山风，观察共和军发起的进攻，一同盘坐在前线的战壕（háo）里，与士兵们边谈笑边抽烟，一同实地拍摄《西班牙大地》。
开始时，其他记者都不清楚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只觉得玛瑟总喜欢捉弄海明威。直到有一天早晨，一颗炮弹把他们住宿的旅店里的锅炉炸坏，热水四处流淌，旅客们纷纷出屋，看到海明威陪着玛瑟从卧室里出来，这才明白他们正在相爱。
他们的爱情随时都有可能湮（yān）灭湮灭：埋没。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玛瑟的卧房，把房里的穿衣镜打了一个圆圆的枪洞，幸亏当时房里没人。还有一次，他们坐着共和军的装甲车到4800公尺高的卡达拉马山地中心防线去采访拍摄时，途中碰到佛朗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装甲车外壳的钢板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拍完《西班牙大地》以后，他们带着拷贝回到了纽约，三个月以后又重返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又踏上了西班牙大地。他和玛瑟，还有一位名叫马修斯的记者，是第一批到西班牙内战中最艰险的战区——贝尔柴特地区——进行全面采访的美国记者。
他们爬上陡峭的山风，骑马通过山间石径，坐着卡车行使在坎坷泥泞（nìnɡ）的新公路上。白天，经常在露天烧饭；晚上，就睡在敞篷的大卡车里。卡车停在农民的院子里，每天天刚亮就被鸡鸭牛羊猫狗的叫声吵醒。
山地里已经下雪，刺骨的寒风从车后档板飕飕（sōu）地往车里吹。玛瑟以罕见的勇气和沉着忍受着艰苦，海明威对她的英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赞赏。
他还跟游击队员们一起吃坚硬的玉米饼，喝山里人自己酿成的酸酒。他随身带着一本“英雄录”，记满了他钦佩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他的挎包里时刻装着军用地图。他的照相机拍下了荒芜的田园，无家可归的儿童，死难者的尸体，和被炮火摧毁的断壁残垣（y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