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泽被万世的中国教育
5180300000017

第17章 人生感悟(3)

我于1944年9月2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今属绍兴市)一个乡村的贫农家庭。故乡名曰“谭村”,北靠杭州湾,南临曹娥江。鲁迅母亲的出生地“鲁迅镇”,与我的故乡仅为一江之隔,相距不过5公里。我的出身,按过去的说法可谓“苦大仇深,根正苗红”,三代贫农,家境穷苦。父亲主要是务农,兼作石匠手艺,农闲时修桥铺路做石坟。父亲早年被抓过两次“壮丁”,阵前没放过一枪却被流弹打掉半个手指,死里逃生,40岁上才结婚生下我一个儿子。母亲也是农家妇,中年丧夫,带着三个子女与我父亲成的家。因为贫穷,我同母的两位姐姐,一位贫病而夭,一位被母亲忍痛丢弃于路边凉亭中(后被人收养,今健在)。我的父亲勤劳正直、乐善好施,但喜烟好酒,不会治家。我在5岁上,家庭分裂,母亲去给人帮佣,同母的哥哥去给人放牛,后来到杭州丝厂当了学徒(今健在)。我离开母亲随父生活,先后被父亲寄养在七八个同样贫苦的亲友家中,并不时随父为生计而东奔西走,因之自幼备尝人世艰辛、寄人篱下和失却母爱呵护之苦。

1952年我9岁时才上了小学,一所村校、一个教师、三个年级,启蒙老师罗祖英因出身不好、家庭变故而弃学从教,但他的学识和为人却成为我道德的楷模,使我这个祖辈没有文化的农家孩子第一次受到了文明的教养。4~6年级去一里外的中心小学(沥东三小)就读,也是复式班,只是多了几位课任教师。有位语文老师桑金尧,十分赏识我的作文,在五、六年级的语文课上朗读了我的一篇习作《远足》(即春游),使我大受鼓舞,从此喜欢读文学作品,但苦于在乡间难以找到书读,只有到开蒙老师家中借些旧报刊来看。

1958年,我被免试保送进入“大跃进”中新办的一所农村初中(上虞十中),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加三位教师。开学时连课桌椅也没有,只有让镇中同学自带;或者在坟堆边上课。那时劳动多,却也学到了数、理、化。三位教师都很敬业爱生,师德、学识均属上乘。初中使我从少不更事到初涉人世,朦胧觉得应该怎样做人。1961年,我被免试保送进入离家60里外的、我所十分仰慕的江南名校——春晖中学,有幸获得一批名师教诲,奠定了我道德和文章的基础。

1964年,我被“推荐加高考”,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才读了两年书,“文革”风暴骤起。我的出身、经历和当时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身份,决定了必然处于“保守派”的地位。我是中文系“老保”的重要头目之一,据说造反派从校党委有关材料中发现我被列入了“接班人”名单,我便被认定为“修正主义的苗子”,遭受到前所未遇的政治压力。好在我“出身好”,人缘也还好,虽然受过一些批判,并未受到什么大冲击。然而,满腔政治热情却一落千丈。此后许多年,我只觉得整个世界的面貌变了形,社会和人生的前途一片迷茫。1970年夏,我怀着骤然丧父之痛,告别混沌的校园和故乡的山水,沿浙赣线进入江西的红土地。

在永新县埠前一个炮团部队营地(名曰“小屋岭”)的一年“锻炼”,除了劳动就是“活学活用”领袖著作。作为学生连的三个党员之一,我被任命为“六班长”,带八位“战士”负责种菜以解决连队吃菜问题。我的劳动和学习表现受到好评,一年后组织上决定把我分配在部队,去吉安师部当政治干事,连级干部待遇。我当时喜出望外。不料林彪事件发生,军委下文不留大学生。“文革”后期党政机关已开始要干部,结果把我分配至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从此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一干就是30多年。

回首以往人生岁月,有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一是我对共产党、新社会从小打心眼里感激。土改使我家分到三亩多土地和地主的一张凉床,父亲从此可以安居乐业。政府关心贫苦农民,我读小学时,不但全免学费,连书费都由学校补助。我没有鞋子穿,一年之中有5~6个月要打赤脚;天凉了,老师便会动员同学捐助我一双旧布鞋。冬天无御寒衣服,我家作为村中“困难户”,经常受到政府给予的衣物补助。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享受最高的人民助学金。大学一年级时学校“借”给我的蚊帐和棉被一直用了六年。我从童年就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予的。为了报答党恩,我读书一向比较用功,十分听老师的话,学校评选三好学生或优秀队员、团员等,一次也未拉下过。我还作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代表,参加全县的“少队会”、“团代会”,走进象征着庄严、神圣和光荣的县人民大会堂,感受过“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党和人民的哺育之恩,激发了我的报效之志,驱使我自觉地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同辈人中,我是最早加入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之一。我在小学当过班长、少先队大队长,中学时当过团支书、班长、学生会学习委员和校团委宣传委员,大学时当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我是1965年底入党的)。凡是党要求参加的政治运动,我无一例外是十分投入的。解放初农村政治运动很多,我是学生宣传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怀着一腔热血参加“文革”,前期因“保守”受到冲击,工作以后力图“紧跟”,却也受到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风雨人生,挫折坎坷,似乎并未消解我对国家、民族、社会的那份钟情和执著。我在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始终关注社会问题。留下的文字中,少有风花雪月,却不乏对社会现象的沉思。

三是同我的出身、经历、教养密切相关的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中国农民的勤劳、淳朴、正直、善良陶冶了我的品性,在我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形成了我人生价值的取向。特殊的家庭困苦和童年经历,使我对友爱和亲情有特别的渴求,知恩图报的心态也较一般人为甚。我曾在正月里跟随父母到外乡讨过饭(绍兴乡间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走万富”,意即讨到一万户就能致富);曾跟随父亲为人打工而四乡闯荡;我还陪着盲人去卖过唱,甚至与信佛食素、终身独居的伯父在村外一个荒凉破败的庵堂中与众多的菩萨生活过好几年。我对民间疾苦、世态炎凉有许多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对于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等社会不公现象嫉恶如仇,而对于身处困境的人们则怀有本能的深切同情。我的生活起点低、易知足,所以万事随遇而安,没有过高的欲望;我不抽烟、不嗜酒,不打牌、不跳舞,业余除了读书作文、有选择地看些电视,唯一的爱好是与一二知己同事神聊或作“电话散步”。

四是对于我的事业和人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个人——

爱人刘年珍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其父母都是工人,父亲原籍山东,母亲原籍江苏,自幼均生活于上海。故有老同学戏称我俩结合是“工农联盟”。我们是在动乱的大学校园,因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性情品格而走到了一起,并共同来到江西的。几十年中,我们风雨与共,相濡以沫,甘苦备尝。她当过17年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调入江西教育出版社任编辑,虽也入了党,但始终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她为我精心组织家庭生活并充当贤妻良母,没有她对我工作事业所作的支持和自我牺牲,没有她在我思想和工作困顿中提供情感关怀和精神抚慰,我至少写不出现有的文字量。我的文章立意总要得到她的首肯,并接受她作为“第一读者”的文字挑剔和编辑加工。

挚友邹良志君,是我大学同学。但他在教育系,我在中文系,到江西部队农村才相识。我当蔬菜班长,他任炊事班长,因志趣相投,性情相合,遂成知己。他分配至医学院,由从教而从政,一路升迁,直至高校的党委书记。几十年中,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亲密无间。我们初建家庭,他从临川老家购置同样两套桌椅,一家一套。对于社会与人生,他总能以理性和睿智给我以有益的启迪;对于工作和事业,他总会给我提供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对于家庭和生活,他对我的七情六欲,都能感同身受、体察人微、无微不至;对于我的不利遭际和情感困顿,他总是为我指点迷津,让我摆脱阴影,走向振奋。

知交李国强君,系复旦学子,同在一个部队的不同连队锻炼,在教育厅共事16年。他的学识才干、治学态度,他的机敏睿智、坚韧顽强,他的正直无私、奉献精神,他的事业抱负、理想追求,他的宽阔胸襟、人文情怀,数十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人格楷模。他是我们同辈中的佼佼者,是不可多得的领导干才和学术精英,也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在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都有国强以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情怀所提供的鼎力相助。即以编辑出版《杂谭》而言,从提出动议到内容编排、目录分类、体例设计、书名确定以至于封面设计,他无不一一过问,提出具体意见。如我原定收入87篇文章,他问我“此数何意”,我答“无意”,他要我补成88篇以呈“发展”之态。我本来想请人代为设计封面,他则以自己的《镂石集》为例力主必须自作创意。书名原拟有七八个,也是他帮助选定。他的《镂石集》“自序”题为《平生最恋是书香》;我的“自序”则仿其立意和句式,起名为《人生至乐在探求》。他利用国庆休假执笔为我作序,文成后即逐字逐句电告征询意见。所以这本《教苑杂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国强共同合作的成果。我与国强时有文字往来,日前又蒙赠其新作《“官”“学”之间》,尽述其学人情结的形成与发展,更增我对其人格的了解和钦佩,亦给我为人为学以启示和激励。

这本《余韵》,也许可以与朋友们作一次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因为我并非名家,开不成什么“研讨会”,也难以一下子聚集起四面八方的朋友。就让这个小小的文本去承载友情、表达我对朋友们真诚的感谢和祝福罢!

需要加以特别说明的是:我在将有关文字收入本集子之前,未能一一预告并征得有关朋友的同意,这是需请朋友们谅解的。好在本集只限在少数朋友中传阅,并非正式出版;我的朋友亦大都是有书卷之气和文字之好者,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尽管有些朋友相互并不熟识,但对于同一对象所作的议论,相信会愿意进行文字交流的罢!

收入集子的内容大体分为手迹、诗词、书信、书评、伊人、履痕、附录七部分,大体按作者的年岁排列顺序。书评中,还收入了关于拙著《家庭教育的热门话题》的两篇。邹良志、张兴荣、陈国庆诸君和我高中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初中同窗高志林君、小学同窗罗世安君的文字,是在获悉我编印此集后陆续特为撰写的。不同时期的同窗、老师、朋友的回忆,从不同侧面多少展现了本人彼时彼地的形象风貌、个性特征。“附录”的两篇是我新近撰写的回忆文字,还有两封(1972年和1991年)我给母校领导的信,表示我对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和师长们的感念之情。

本集收录的文字均为“原汁原味”,未作改动,仅对个别明显的笔误作了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