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又出现了更多令人激动的头像——一些穷苦的老年人。这些都是强烈的、严肃的西班牙写实主义杰作。画中那些受苦的、蠢笨的、绝望的人们被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丝毫没有矫饰的成分。在这众多绘画作品中，毕加索自己最满意的是《赤脚的女孩》和《乞丐》，这两幅作品都是在1895年完成的。
当毕加索开始真正进步，同时完全能掌握工具时，荷塞就让儿子帮自己的装饰画做一些细节的整修工作。几个月之内，双方都清楚地发现，即使是在技巧的层面，儿子创作的画也已远远超过了父亲。荷塞没有办法画出《赤脚的女孩》，也不可能画得出《乞丐》。他承认了这个事实，并郑重其事地把他的画笔转交给儿子，以后他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在卡洛那的日子对荷塞来说充满了不适应和压抑的气氛，尤其是最近的一次重大打击。毕加索的小妹妹染上了白喉症，虽然经过治疗，但最后还是死了。之后日子变得更加忧郁，不过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荷塞过去的一位助手，当时在巴塞罗那一所著名艺术学院任教的拉蒙·那伐洛·加西亚，想要回到他的故乡加里西亚，因而向荷塞提议交换工作。荷塞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不仅是为了离开那充满悲伤的小房间，同时也因为可以脱离卡洛那永无休止的雨水和郁闷，再度回到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地区。全家人收拾好行李，连同毕加索大批的画作，搭上火车，先经过马德里，然后回到马拉加。
经过几百里的颠簸，一家人终于回到了马拉加。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包括盛情的款待、热情的招呼。家乡的空气、家乡的口音和食物，振奋了这些归来游子的心情，而毕加索——荷塞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更是受到格外地照顾与爱护。毕加索在任何宴会中都怡然自得，这可能是他在马拉加所度过的最快乐的假期。这段时间，他忙着享乐，以致课业，甚至连图画的产量都减少了很多，不过他还是作了一张厨房的画，另外还为他们家的老女仆卡门画了一帧极精巧的素描，图中她的袖子高高卷起，就跟昔日强拉着小毕加索上学的情景一样。
夏日将结束时，他们又再度出海，沿着海岸北行。9月的海面十分平静，毕加索可以在旅途中作画。三天的航行后，巴塞罗那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个繁忙的港口，两侧延伸出巨大的城市。
刚一踏上码头，毕加索就发现自己又一次被不同的语言所环绕。四周的人们都在讲“卡达浪”，这是一种比“加烈哥”更难懂的语言。荷塞家人在走向克莉丝汀娜街落脚处的途中，异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1895年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完全的欧洲城市，巨大、繁忙，50万居民全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有着与马拉加或西班牙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生活习俗。14岁的毕加索再一次尝到了失根的滋味。
三、不凡的才华
毕加索现在所进入的这个文化领域，与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毕加索在这里度过了最具可塑性的青春期和初期的成年阶段。他与卡达浪社会融为一体，说“卡达浪”话，并且交到了他一生中结识最早、持续最久的一些朋友。
巴塞罗那曾是加塔洛尼亚的首都。加塔洛尼亚在中世纪时是一个横跨比利牛斯山的独立国家，大部分的国土落在西班牙半岛上。这个国家天然资源不丰富，但却拥有充满活力、精于贸易的人口。在摩尔人的战乱后，早先住在海岸一带的居民恢复了商业的经营，使得加塔洛尼亚很快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国家。当西班牙其他地区还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与摩尔人的战争而大伤元气时，加塔洛尼亚却繁荣起来，拥有本身辉煌的文明、杰出的建筑艺术、一间可与伦巴底相媲美的美术学校、一所著名的大学，以及广受法国、意大利、拜占庭、摩尔和犹太学者们所影响的文化。
这是毕加索的卡达浪朋友们带着伤感所缅怀的黄金时代。当时，巴塞罗那的历代伯爵都经由婚姻的关系成为亚拉冈的国王，他们把“卡达浪”话往外一直推行到巴利亚利群岛、西西里、那不勒斯、科西嘉、萨丁尼亚和所有的回教国家。
巴塞罗那的荣耀随着时间消退了。由于与亚拉冈各女继承人的婚姻关系并不愉快，到了伊莎贝拉那一代，亚拉冈便转而与卡斯提尔的斐迪南联姻。他们的继承人查理士五世统治着整个西班牙，此时的加塔洛尼亚已成为一个受压迫的地区，卡斯提尔人在数世纪以来一直不喜欢他们发达的邻居。
此后一代一代不断有流血的反抗事件发生，随着一次痛苦的战争——马堡战役之后，西班牙统治者菲利浦五世席卷了巴塞罗那，并以严厉手段镇压着卡达浪人。他压制“卡达浪”语，用卡斯提尔语取而代之，关闭了巴塞罗那的大学，并在城市周围筑起了一道可憎的城墙。
压制政策日益变本加厉，地方的法律和习俗都被废止，地方的语言也受到限制。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这种政策有效地破坏了卡达浪的文学，但却消灭不了这语言的本身。在政治和文化上始终有反抗的力量存在。浪漫主义来临后，卡达浪的诗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文艺复兴，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恢复文化的传统，更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渴望。这个活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1841年，大学恢复了上课。数年之后，令居民痛恨的城墙也被拆除了，不过卡达浪人仍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在巴塞罗那，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导致“左派”运动、罢工和无政府主义的风行。就在毕加索到达的前几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拥挤的里塞欧剧院引爆了一枚炸弹，理由是“没有一个中产阶级是无辜的”。
刚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对这一切是全然懵懂的：他不过是个孩子，而且还是个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荷塞一家先住在克莉丝汀娜街的一间寓所，不过他们马上发现那儿光线太暗，而且极不方便。停留了短短一段日子后，他们就搬到了恩赐街的一幢楼房，离荷塞任教的艺术学院很近。
那间学院名叫“犹特华”，也是荷塞希望儿子能进入的学校。以毕加索的天分来说，进基础班简直是一种戏弄，但是如果要进学习古物、人体像和油画的高级班，必须先通过两幅画的专业科目考试，考试完全严格依照成人标准，而且满二十岁才有报考资格。
纵然荷塞的同事们被说服，相信了这个矮小的14岁男孩“看起来有20岁的样子”，他们却不敢贸然置信他画得跟高级班的美术学生一样好。若是让一个初学的小孩子进了高级班，他们难免要成为公众的笑柄，因此他们格外严厉地执行这次考试。他的第一个题目是画一个披着被单的校内模特儿，第二个题目是一个站立的裸体人像。
关于毕加索究竟花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两幅画倒是有很多传说，有人说限期1个月，毕加索只花了1个星期；也有人说限时1天，他只用了1小时。
事实上这两幅今天仍存在的画上标明的日期分别是1895年9月25日及30日。在这两幅画中，他忽视一般艺术学校的传统，并没有把第一个模特儿画成披长袍的罗马人或把第二个画成相当高贵的人体，毕加索只把他亲眼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是一个披着被单的学校模特儿和一个在阳光下身材欠佳、赤裸裸的矮小男人。但是他的画显露出了杰出的学院式手法，因此他的能力马上就被认可了：他立即被列入1895~1896那一学年的高级班名单中。
班上的其他同学大都有着典型的卡达浪名字，日后他们都没有什么名气。有一位曼纽·派亚瑞斯·格劳——近20岁、纯朴强壮的年轻人，第一堂解剖课正好坐在毕加索的旁边。两人年龄尽管相差了六岁，却马上成为朋友。派亚瑞斯不但成为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最好的朋友，而且终其一生也一直与毕加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巴塞罗那前两年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毕加索住在家里，定时上课，努力作画，此外还不断地跟派亚瑞斯在巴塞罗那游逛，画满一本一本的街景、马匹、猫、狗、娼妓、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和开赴战场的士兵。他在家里也没闲着，为家人画油画和素描：一张他母亲的蜡笔画和至少三张他父亲的肖像，还有许多幅妹妹的油画及素描，包括一幅大型的油画，上面是妹妹罗拉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情景，罗拉穿着白衣，跪在圣坛前，她的父亲站在身旁。这一幅相当成功的作品被送去参加“美术与工业”的春季展览，赢得了一些赞美声。
毕加索的暑假是在马拉加度过的。1896年夏天，回到故乡的毕加索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在几个月中画了大量的素描、肖像，其中有几幅非常特别，但这些作品中看不到一点儿巴塞罗那的影子。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幅风景画，毕加索很少画风景，而这一幅所用的手法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马拉加的红色土地斜着伸向淡蓝色的天空，地上覆盖着仙人掌。地面上强烈的色彩，似乎是用画笔生动而有力地涂上去的，干厚的颜料看来又好像是调色刀压抹的痕迹，这和那淡淡的天空形成美妙的对比。这幅画让人联想到野兽派，更有些凡·高的感觉，然而前者当时还没有出现，后者毕加索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再细看之下，这幅画完全是他自己的，是纯粹的个人风格。看了这幅画，不禁让人奇怪还有哪个教授敢教导这位15岁的少年关于作画的事情。
那年秋天回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开始着手他父亲设计的两大幅油画。荷塞打算用这两幅画来延续《第一次圣餐》的小小成功，从而促进这些画作的销售，以便得到一个稳定的收入。他买入了许多的新材料，教毕加索怎么用它们，甚至还替毕加索租了一间画室。
这两幅画中的一幅目前已经遗失了，另外一幅是荷塞所设计命名的《科学与慈悲》，上面是一个医生正在测量一个生病女人的脉搏，而床的另一边站着一位修女，一手抱着一个小孩，另一只手端着汤给病人喝。毕加索很用心地作这幅画，而其结果也确实让全家人感到欣喜。《科学与慈悲》被送到马德里参加全国展览，得到审查委员会的荣誉奖状，另外又送到马拉加参加地方展览，得到一枚金质奖章。这幅画让所有喜爱惟妙惟肖简艺手法的人都很高兴，但这却是毕加索对学院传统画法的告别作，他以后再也没有画过这一类的作品。
这一年里，毕加索仍然同时进行着学校的课业和自己的尝试。他的绘画本中仍然充满了与前一年一样的风格，只不过现在的笔触更有信心，并且显示了多种路线的进展，有一些试验中明显出现了物体简化的基本几何形状。不过大体而言，此时的毕加索还不能算是破除传统的先锋，他还只是一个不断创新、极具天分的学生。
毕加索在1897年的暑假再次回到马拉加，这个假期似乎不如上次那么愉快，而他也没有创作很多作品。他那位越来越有钱的叔父沙伐多认为毕加索应该到马德里的圣费南度皇家学院去深造，因为他的两位朋友卡波奈罗和狄库伦在那儿任教，而且极具影响力。沙伐多虽然提了这项建议，却和很多有钱人一样，在金钱上对穷亲戚斤斤计较。荷塞和他的另外一些亲戚、老朋友们也凑了一些，加上沙伐多的那一份，金额还是少得可怜。而这些竟然就是毕加索的全部旅费、生活费和作画的材料钱。
1897年秋天，那点微薄的津贴把毕加索带到了马德里这个消费极高的首都。他在贫民窟似的圣贝卓马提街给自己找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度过了他16岁的生日。
跟在犹特华一样，毕加索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的一分子。他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课程跟犹特华一样并无吸引人之处，而且教他们的卡波奈罗和狄库伦都是相当糟的画家。毕加索不久就完全放弃学院的课程，自己到普拉多博物馆去参观、描摹，感受格雷克、维拉斯奎兹和戈耶等大师的精髓。除了在普拉多的临摹，他还在城里的街上画个不停。这一阶段，毕加索的画作最让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画法已开始朝向现代主义前进，甚至开始迈向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
毕加索在马德里创作得非常勤奋，但在学校里却从来看不到他的人影。这消息传到了马拉加，让富有的沙伐多很不高兴，于是便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父亲荷塞仍站在儿子的一边，不但继续供他学习，甚至还尽可能地多给他一些钱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降临了，瓜达拉马山脉吹来了寒风。即使是本地人也冷得受不了，更不用说是像毕加索这样晒惯地中海太阳的人了。这种风死寂而且冰冷，像当地的谚语所说的，“可以杀掉一个人，却吹不熄一根蜡烛。”毕加索开始发高烧、喉咙痛，舌头红得像草莓，全身起了朱红色的斑点，这些斑点很快就融合成一大片。他得了典型的红热病。
这种病在当时是可以致命的，但毕加索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全身脱了一层皮，又长出一层新的。他蹒跚地走出房间，去参加6月12日的圣安东尼奥节庆，他不愿错过这节庆中一分一秒的欢乐。
接着他就搭上回巴塞罗那的长途火车，巴塞罗那的家乡口味、温暖人情和他天生的生命力，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和精神。1个星期之后，当派亚瑞斯邀他到欧塔乡下去休养时，他马上就答应了。
欧塔是派亚瑞斯生长的地方，这是个只有两三千居民的小镇，维持着古代纯朴的农耕生活。毕加索在此度过的一段闲逸日子，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我在派亚瑞斯的小镇学到了所有的事情。”毕加索曾经这么说。“所有的事情”不只包括了刷马、用镰刀，对制酒和榨油的亲身体会，或是收获干草、玉米、葡萄和橄榄，剪羊毛、杀猪、挤牛奶，同时还包括说流利的卡达浪话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在对生命本质上得到了城市人永远得不到的深刻体会并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对世界有了更广泛地认识。
毕加索此时对作画更有把握了，其中有几幅十分了不起的山羊和绵羊的画像，真正把握住了它们的神态和动作。他的笔触更为肯定，在一些作品中他对质感比过去更加重视，此外对明暗的对比表现和物体轮廓的加深也有了较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