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道拉·玛尔生动而真实地拍下了这幅油画的创作过程。毕加索对这一做法十分欣赏，他说：“用照相记下一幅油画的连续变化，是很有趣的。通过照片，人们也许会了解艺术家具体表现他的幻想时的脑力劳动过程。”另一个被允许进入画室的人是艾吕雅，有他在一边评说，更能激发毕加索的想像力。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直顶到屋梁的椽木上。这间房子虽然够宽了，但要搁下这幅画，还是勉为其难，只有让它向后仰一点，才放得下。毕加索每次创作和修改上面部分时，都必须站在扶梯的顶端，看上去就像是空中作业。
毕加索在画中糅合了写实和立体主义的各种手法，线条繁复却主题鲜明，寓意隐含但激情流露，观众一看即能心领神会，根本不亚于一幅写实的力作。变形和怪诞的表现方式，让人过眼不忘，触目惊心。画面的最右侧，一个女人高举双手，大概是从一座着火的房子上跌下来；另一个妇女向前猛跑，慌恐与愤怒布满全身。左边的母亲，手托着被炸死的婴儿，啼哭呼号响彻天宇。右边角上，一个妇人的头颅探出窗子，向前平举着一盏油灯，将这一切都展示在光亮之下，让人们看明白，看仔细。画面中央的高处，有一片光，酷似眼睛，可眼睛的瞳仁却是一个灯泡；地上倒卧着战士们残缺的肢体，臂虽断，剑已折，可依然紧握不放；剑旁有一朵鲜花，这是对英雄的哀悼，对战争的控诉，对光明的呼唤。正中，因受伤而嘶鸣的马头张裂着嘴，几枝箭自上落下，仿佛是命运的终结者。左上方，一个眼睛已经移位的牛头，面目狰狞，显然是邪恶的象征。
整个画面由黑、白、灰三色构成，笼罩着阴郁的悲剧气氛。所有的形象都是超越时空的，它预示了现代战争的非个人性质，从而蕴蓄着对人类自相残杀的质疑和对十恶不赦的战争贩子的鞭笞。
《格尔尼卡》公展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奔走相告，人们感到了画家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觉醒。当时正在读法律专业的小说家洛德·罗伊说：“我被画中的暴力惊呆了，心中愕然产生从未有过的焦虑。”超现实主义诗人米歇尔·莱里斯总结了《格尔尼卡》的绝望感：“在一个犹如‘潘多拉匣子’的黑白长方形里，毕加索向我们显示了深刻的悲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将灭亡。”
巴黎的《文献》杂志专门为此出了一期特刊《向毕加索致敬》，其中有一篇文章竟然是他的情敌乔治·巴泰写的。诗人艾吕雅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格尔尼卡的胜利》，与毕加索的画相呼应。诗人赫伯特·里德在《伦敦公报》1938年第六期上撰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指出：“他的象征是平凡的，和荷马、但丁、塞万提斯的象征一样。因为只有最普通的事物在灌注了最强烈的感情时，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伟大艺术作品才会诞生，而且诞生永垂不朽的人物。”
毕加索在接受《法兰西文学报》的采访时，有一段掷地有声的发言，他大声告诉社会，告诉人们，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这样的低能儿——如果他是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是音乐家，那就只有一对耳朵；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就只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个拳击手，那就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世情，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逃避现实，而使自己同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隔离起来呢？
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参观者都是人山人海，其中也混杂着极少数法西斯分子，他们妄图寻找机会，毁坏画面。当然，这都是徒劳的，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地保护着《格尔尼卡》。一幅画，虽然不能把和平的钥匙交给人们，但它能赋予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力量与信心。去伦敦展览前，因张伯伦访问慕尼黑，使政局变得十分险恶。罗兰特·潘罗斯电报请示毕加索如何处理，毕加索本来对展览看得很淡，一听是这个情况，他的回答迅速而肯定：继续筹备。展览如期开幕，巡回各地，受到普遍欢迎。潘罗斯说：“几乎没有人不感到它的感情的力量。”在伦敦西区新伯灵吞画廊展览时，佛朗哥党徒抢先一步，订走了较大的一个展厅，要展出西班牙学院派艺术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画。这幅画构图平板，僵化，运用旗帜、枪炮、军服等无聊的形式鼓吹佛朗哥的军事行为。另一个与之相通的展厅里，却是战争悲剧的如实反映，一边门可罗雀，一边门庭若市，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着，《格尔尼卡》去了美国。展览期间，《纽约时报》刊登了毕加索写给美国艺术家代表大会的一篇声明：“我一直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以高尚的精神从事创作和生活的艺术家，面临这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险的斗争，不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40年代，经毕加索同意，《格尔尼卡》借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但他同时向公众表示，一个重获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这幅画永远的故乡。
二战期间，当德国驻巴黎大使看到《格尔尼卡》的照片时，喝问毕加索：
“那么说，这幅画是你干的？”
毕加索义正辞严地说：
“不，是你们！”
因为战争的缘故，《格尔尼卡》在大洋彼岸他乡作客近40年。直至1981年初，按照毕加索生前遗愿，它终于回到了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画完《格尔尼卡》之后，毕加索就和道拉·玛尔，带着阿富汗猎狗卡斯贝克，偕同艾吕雅努施夫妇，去了莫金斯的“大天地旅馆”。劳累后的轻松使毕加索怡然自得，玛尔的温柔相伴更是解除了他的疲惫。他们散步，闲聊，做各种游戏，仿佛回到了青梅竹马的童年时代。
有一次，毕加索带了一只猴子回旅馆，他总是逗着它玩，使玛尔吃起醋来。猴子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可是这家伙不知好歹，竟然在海滩上咬了毕加索的手指。玛尔连忙拿出一张报纸，上面登载了一条新闻，说某国国王因被猴子咬伤中毒致死。这真是绝妙一计，毕加索再也不敢碰猴子了，他要玛尔把它退到原来的商店里去。毕加索对自己的生命是非常珍视的。
他们和艾吕雅、努施一起去看一个儿童画展。毕加索看得异乎寻常的仔细，他还用手指在一些线条上摹划着。艾吕雅开玩笑说：
“他们比你还画得好吗？”
毕加索回答得很认真：
“我像他们这般大时，就能够画得和拉斐尔一样；但是我学会像他们这样画，却要花去我一生的时间。”
儿童画手法马上就反映在毕加索随后的创作中。《猫与鸟》，线条稚拙，画面朴素，凶相毕露的猫与奄奄一息的鸟体现了一种儿童的恐怖心理。《拿船的少女》也是如此，儿童手法使变形合乎情理。也让大人产生更多的共鸣。
毕加索和玛尔回到巴黎，还带来了他房东的小女儿伊内斯。房东有三个女儿，都在采花场工作。毕加索怕沙巴泰太累，想再找一个仆人干家务，好让沙巴泰专心负责信件处理和接待来宾。伊内斯听说此事，主动对毕加索说：“我愿意侍候于您的左右。”毕加索就把她带到了巴黎。伊内斯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环境，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是这个环境的管理者和操持者。
1938年冬天，毕加索被坐骨神经折磨了几个星期，他一天到晚只能躺在床上，任凭病痛践踏他并不脆弱的身体和宝贵的光阴。沙巴泰戚戚地说：“对于你，这真是一件不妙的事，不能画画。”
毕加索显得更忧郁：“病算啥玩意儿？我倒不在乎这个。我担心的是在我动手画一道美妙的线条时，就会有人用枪炮来捣乱。”
大家心里都明白，毕加索指的是战争。沙巴泰一语中的：
“他担心的是战争对他的创作的威胁。在这个没有精神冲突就不能生活的人看来，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科克多后来也不得不佩服，毕加索预言过的一些事，在当时并没有什么迹象，但是它们总会得到验证，事态的发展，最终总要跃入他预料的圈套。
许多略通医术的熟人和不熟悉的人纷纷找上门来，说有良方妙技能治好毕加索的坐骨神经。起初沙巴泰把他们都拒之门外，他怕有居心不良者混入其中。毕加索说，痛也是痛，就让他们试试吧，说不定会出现奇迹呢。
果然，有一位医生使用毕加索从未见过的中国火炙疗法当场让他站了起来，两天就恢复了以前的活力。毕加索啧啧称奇，沙巴泰在一旁奉迎：“这是上帝特意为您派来的。”
他不知道，中国人才不信上帝呢！
毕加索病刚好，马上就去了马尔德附近的布朗布莱，泰勒母女俩住在那儿。玛丽亚的吸引力要比母亲大得多，她已经两岁了，长得极像父亲，矮矮胖胖，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十分可爱。玛丽亚有点会喊自己的名字了，但在她的嘴里，“玛丽亚”就变成了“玛雅”。毕加索高兴地说：“玛雅，真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名字，太美啦！”这样，他们就昵称她玛雅·沃尔特。
随后，毕加索满足了自己离开巴黎的迫切愿望，来到了地中海滨的安提贝斯。这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港，游人很多。毕加索和道拉·玛尔、沙巴泰时而驱车到尼斯拜访马蒂斯，时而到弗列由斯去看斗牛，加紧享受战前的片刻休闲。
一天晚上，毕加索和玛尔在安提贝斯港湾散步，他们看到一群渔民正在撒网打鱼，虽然人不少，但他们一个个沉默寡语，表情呆板，像是承受着极大的重负。乙炔灯在漆黑的夜晚里挖出一团硕大的光亮，整个世界似乎就这么一点光明和希望了。
毕加索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迫在眉睫的战争，想起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民，想起了祖国，以及故乡马拉加……
二、战争的阴影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战争狂飙席卷欧洲。这天晚上，罗兰特·潘罗斯来到了安提贝斯毕加索的住所。毕加索正在画他前晚和玛尔散步时看到的情景。
画好像是快完成了。中央是两个渔夫坐在船上，一个愁眉苦脸，往水里寻找着什么；另一个在用力捞鱼，从他们的神情里看不到明天的影子。还有两个姑娘望着他们，冷漠的面孔与华丽的衣装来自同一个世界。
罗兰特告诉了毕加索战争的消息。毕加索并没有露出震惊的神色，他只是说，他要回巴黎看看。他们互道珍重，黯然而别。
毕加索让潘斯罗把汽车载满衣箱、画卷等等先开回去，他和玛尔爬上了一辆拥挤、闷热的火车。火车开了一整天，才到巴黎。毕加索一走出站台，就感到鼻子尖已碰到了战争的前额。而艾吕雅则钻进了战火的怀抱，他已是法国军联队的一员。
毕加索估计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走为上策。西班牙轿车在午夜出发，目的地是较远的洛昂，毕加索在那里有一栋房子。
毕加索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德军的速度那样快，快如闪电。等他们一家人赶到洛昂时，德军先后吞下了波兰、比利时，而且，已经将法国这块肥肉叼在了嘴里。
一个园丁对风尘仆仆的毕加索说：“你的房子被德国人征用了。”
“那些油画、雕塑呢？”毕加索最着急的是这个。
“很抱歉，我来不及转移。何况，我不想惊动他们，要是这群野兽知道这房子是你的，他们会把它捣毁。哦，德国人现在正好军事演习去了。”
毕加索连忙带了玛尔进屋，只见屋里一团糟，大件家具搬到了院子里，当作士兵的临时餐桌箱柜，床单、衣服则“变形”为抹布，立体主义的鼻祖看了都哭笑不得。毕加索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和玛尔一起营救作品。还好，那些画在柜子里原封未动。他们每逢德国人去演习，就跑到屋子里搬出一批画。
毕加索对着沙巴泰有感而发：“战争有两个情人，一个很漂亮，叫死亡；另一个很丑，就是贫困。她们都是有名的荡妇。那个漂亮的可能还看不上我们，但我们被丑的死死抱住了。”
他像是又回到了洗衣船大楼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到处买不到绘画材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缺少画架，只好蹲在地板上；没有帆布，就用硬纸板；在木头椅垫上调色，效果还蛮不错。
毕加索抽空回巴黎看看，他觉得那么多作品放在屋里太危险，就挑选了最珍视的一部分，存放到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由于真的很保险，所以有的物品战后也没有拿回去，这样就省心得多。毕加索还经常和朋友们绘画，曼雷、胡格涅、塞尔伏斯不知怎么成了“漏网之鱼”，未被应征。他们留毕加索多住一些日子，聊天，读诗，办杂志。
可是，悠哉游哉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1940年5月15日，纳粹军队突破色当，巴黎岌岌可危。16日，毕加索执意要走，他在前往车站的途中遇见了白发苍苍的马蒂斯。
“你这么急去哪里？”马蒂斯扬起手大声招呼。
“洛昂。你呢？”
“我去裁缝店。”
“什么！你真从容呀，前线全军覆没，德国人说不定明天就进驻巴黎了哩。”
“不要怕，我们有那么多将军，他们未必都是草包。”
“不，不是草包，都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说毕，两人拊掌大笑，仿佛这一笑，战争就会跑得远远的。
法国沦陷了。希特勒和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签订了停战协定，将法国一分为二：一边由德军占领，巴黎就在这一区；另一个维希区由马歇尔·贝当统辖。这时，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团体和党派纷纷致信毕加索，竭诚欢迎他去定居，以摆脱战乱中不安定的生活。毕加索一一谢绝了，他不想远离欧洲，更不想逃亡在外。8月中旬，他反而回到巴黎，决心坚定不移地住下去。
泰勒和玛雅也搬回了巴黎，在亨利四世大街租了一套房子。毕加索离开泰勒以后，泰勒就守着女儿一起生活，她对毕加索爱得很深，他毕竟是她涉世之初的导师和伴侣。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是她最幸福的日子，毕加索总会来看玛雅，尽管是来看玛雅，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看到他就行，只有毕加索才能证实她生命的存在。其它的五天，泰勒就把一间房锁起来，告诉到处寻找父亲的玛雅：“爸爸在里面作画，不要打扰他。”毕加索对泰勒说：“你太寂寞，每天给我写写信吧，我也需要它们。”泰勒就真的每天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一封信，毕加索来访的日子她也照写不误，还不让毕加索看到，一定要寄出去。毕加索时常回信，信写得充满感情，给了泰勒不少精神上的抚慰。
鉴于巴黎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德国人并不敢怎么放肆，他们的政策是笼络法国艺术家，对艺术家有许多特殊的优惠。如邀请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可毕加索却拒绝接受这些好处。一个朋友劝他，天气太冷，供应又太紧张，还是要一点吧。毕加索铿锵有力地说：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会感到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