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豪强大户，普遍拥有成百上千的奴婢和依附农民。这些大户的出现，往往成为朝廷官宦世家，而春秋战国时期涌现的士阶层在此时走向没落。就明确要求应试者"诸子之学亦宜涉猎"。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说："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人胜。故不读诸子，不知瓦砾、糠秕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此其益人，又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孙、张的说法基本上反映了清代一般学者对子学的态度。诸子学以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终于摆脱了理学时代的"异端"罪名，争得了"诸子为六经之羽翼"的地位，尽管还处于经学的阴影之下。
章学诚重阐诸子起源
《汉书·艺文志》曾提出诸子的起源是"出于王官"，这种诸子起源论是中国传统学术多元一体观念的理论基础，也是清代学者认可诸子学说价值的合理依据。不管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是否正确，只要强调这种观念便为承认诸子学说的价值提供了可能。
广雅书院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奏请朝廷建广雅书院于广州城西。"广雅"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书院课程分经、史、理、文四门，考核就学生所学习出题，不考时文。书院设院长一人主管全院事务，课程由教师四人分门教授。此种教学管理制度在书院为首创。章学诚可谓清人在这方面的代表。他说："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虽然各自出于依托，但并不是没有师承，只是诸子学说各自得"道体之一端"，"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推论诸子源流道："《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建于康熙年间，位于西安南门内。以发扬宋代"关学"为己任，为清代的学术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章学诚的观点，虽然是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发挥，但却为先秦诸子学说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从而缓和了理学时期六经与诸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诸子在证经考史中复活
清代考据学者读子的目的是为了证经。他们考证经、史，从音韵训诂入手，重视字的音形义、名物制度及三代史实的考辨。考证经清代芙蓉花笔筒这是清代文人使用的竹笔筒，美观而实用。史，首重本证，也重他证或旁证。能为六经的他证与旁证者，只有先秦子书。因其时代相当，与六经中的内容才有更多可以相互比照之处。正是由于先秦子书与六经的共同点，所以惠士奇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张之洞《车酋轩语》将以子证经的作用归纳为三点："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
以子证经的方法，不仅表现在考据方面，也表现在义理方面。清人在尊儒、尊经的取向下对诸子学说与儒家的冲突之处进行了调和。卢文诏、钱大昕和谢墉等人调和荀子和孟子人性论，认为孟、荀各得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一端；毕沅和孙星衍等人则调和墨子和儒家的冲突，认为墨子并没有非毁周制，汪中则直接肯定墨子兼爱思想；吴世尚和林云铭等人则坚持"庄子助孔"说，认为庄子本人不仅没有非毁孔子，而且庄子最早尊孔子为圣人。这些调和反映了"诸子为六经羽翼"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固然歪曲了诸子的本意，但毕竟让诸子在长期的埋没之后，又走进了学术的殿堂。
当然，诸子学的复兴，是一种没有自我身份的尴尬的复兴，许多方面还只是在儒学一统局面下的局部调整与调和。而这一切，只有等待新的时代呼唤了。
《四库全书》与诸子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分装三万六千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仙女佛库仑相传在很久以前，长白山天池住着三个美丽的仙女。其中最小的一个，因吞食了仙鸟的朱果而生下一男，此人取名"布库里雍顺"，他就是满洲人的始祖。编《百科全书》的四十四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潮流。
《四库全书》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子部》所收之书，其范围广而且内容驳杂，有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双龙穿壁画汉代龙在中国神话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道教故事中，许多成仙的人都是由龙接引。此画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木棺的彩绘图案。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类、释家类和道家类。至于先秦诸子，则分别归到了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和道家类中。诸子九流虽有分有合，但基本上都包括了进去。
《子部总序》中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以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鸣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序中，虽然视诸子学为杂学，但依然是"可为鉴戒"的一家之言。《总目》反对以一家学说衡量其他学说的做法，强调"百家诸子，各自为书，原不能尽绳以儒理"。认为"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自老庄以下，均自为一家之言"。《四库全书总目》还勾画了以经学为内核、诸子为羽翼的多元一体的学术系统："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九家虽殊途，而同归于六经，虽百虑而一致于六经"。《四库全书》的观点，集中反映了清代学术领域对诸子的看法。
民国以来的子学
清代对诸子的重新发现，使诸子重见天光。民国时期，诸子学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诸子振兴的局面。现当代，诸子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一派繁荣气象。
民国诸子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派迭出，儒、道、墨、法诸家学说无分轩轾。平等争鸣，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自汉以后，经过改造了的儒学一家独尊，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根本理论，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说教，其地位也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不居正统的诸子学派则遭到压抑和贬斥，日趋消歇。
到了明代晚期，由于儒家思想一统局面的松动，先秦诸子学说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像思想家李贽、傅山等人开始研究子学，重新倡导诸子学说。
进入清代以后，考据学兴起，由于考证六经及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三代相近而备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旁证。乾嘉诸儒在使用诸子书时，对子书做了大量的整理校勘，同时对诸子思想也有了新的认识和吸收。
晚清以来，随着封建主义政治的逐步瓦解，孔子和儒学在正统的神圣宝座上摇晃起来，加之西学输入，新学逐渐兴起，子学则开始在西学的映照下而彰显了多元的价值，学者大力提倡先秦子学。先秦诸子不仅彻底摆脱了异端的境遇，而且成为反对儒学独尊的有力武器。
诸子学在历经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的风雨吹打之后，进入民国时期，重新评价儒学和非儒学派的思想价值和文化地位已成历史必然。而政治的风起云涌，反而给思想界以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于是，出现了万马奔腾、百家争鸣的诸子学复兴的文化盛况。民国诸子学研究因为时代的原因，而具有了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的新的特点。
诸子历史地位的恢复
诸子自汉代以来，便失去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乾嘉学者，慑于孔学的正统独尊的地位，故其诸子学研究，仍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扯不掉那层遮羞布，诸子学的研究，就始终不能堂而皇之地走上学术殿堂。所以，乾嘉学者的研究，只能在考据的圈子里转，即使个别的学者，向义理的方向孔子讲学群雕这组雕像是人们为纪念孔子讲学并传授儒家思想而雕刻的。相传孔子拥有弟子三千，正是因为他们，儒学思想才得以传承和发展。伸出了一只脚，却依然迈不开步。
两千年皇权的崩溃，无异于搬掉了人们头上沉重的巨石。伸直了脊梁的学者，再没有诚惶诚恐的奴气，他们口无遮拦，笔无顾忌，随思而行，任意而为。胡适先生提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陈独秀先生也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的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力食，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想，对恢复诸子的本来面目，实有拨云见日之功。儒家一统地位的动摇，是解放诸子的前提，正是在文化批判中，诸子学得以重新评价，非儒学派的思想价值得以重显。
西学为用的诸子研究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民国的学者乘西学东渐之风，接过西方研究的武器，虽然并不娴熟，但也像模像样地舞弄起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成为诸子学研究的重要手段，阐述诸子思仙山楼阁图宋代此图以青绿重色描绘山水、建筑，左半部的山石层层叠起，缥缈云雾问，楼台殿阁自山脚湖水边随山势逶迤推高，直至半山。而右半部水面荷叶点点，远山屏立，祥云停留其间，一派道家清风仙骨的意境。想学说的重要著作无不采取西方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使诸子思想材料融入西方系统之中。他们以西学阐释子学，以子学比附、会通西学，其中尽管有牵强之处，但却开启了诸子研究的新思路，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
由于西学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传统学术史所探讨的论题和价值重心如性理、体用等退居次要地位，反映近代精神的"民主""科学"等从诸子思想中凸显出来。研究者由传统考据学的"甄明诂故，掇拾丛残"，转向以实证主义等西学方法为指导的科学考据学。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考证文字达三分之一。但他的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考证始终贯穿着思想理念，考据是为义理服务的。胡适从历史事实出发对老子年代的考据，不仅引发了20世纪学术史上一场持久的老子年代之争，而且掀起了一股疑古辨伪思潮，直接促成了"古史辨"派的崛起。考据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但考据并非主流，诸子学研究已由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为主转向以义理学为主。由于义理之学的凸现，民国诸子学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也摒弃了乾嘉学者"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使诸子学在传统的经史之学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诸子价值的重估和现代意义的发掘
诸子意义恒久的文化价值因素，吸引了民国时期学者的目光；而西学的传人，使他们的研究完全摆脱了任何传统的包袱；时代的巨变又促使他们作出相应的思考。于是，这个时期的学者，对诸子学作了完全现代意义上的阐释。道家作为中国文化上主张自由、平等精神的学派，首先受到学者的青睐。他们把老庄与自由、民主等现代思想比附、会通、融合，从老庄思想中发掘出民主、自由思想，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富有现代气息的理论。陈柱认为："老子之学，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他把道家学说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指出"道家之学凡数变。始为革命家，再变而为打倒君主政体者，三变而为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把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与老庄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无元哲学"，断言庄子所说"在宥"，"就是人民绝对的自由的意思"。尹桐阳在《诸子论略》中提出，"孟德斯鸠倡三权分立之说，风行欧美"，而"韩子《扬权》即今之三权分立"。当时，许多人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美好理想而加以宣扬，为了增强说服力，一些人力图从墨学中寻找出历史根据。他们认为墨学所讲的"平等""兼爱"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墨子在政治思想史所占的地位，拿现代的话说，是应归入社会主义的范畴里面"。
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这些论述是稚嫩而浅薄的，带有太多的牵强附会。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诸子研究领域经历了漫长的两千年沉寂之后，这种挟着新时代雷霆的轰隆声，带给人新鲜刺激的感动。这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传统文化和封建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重新认定诸子的文化地位和思想价值，使诸子学由长期湮而无闻的异端之学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化，从而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对于摧毁旧的传统观念，开辟子学新的研究路向，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仁
仁，是体现"人之所以为人"，优化处理人际关系，贯彻人生"当行之路"的指导思想或信仰体系；旨在造就一种内在自觉性，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谐私心，驱使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经由比较合理、富庶的小康阶段，开创高度和谐、发达的大同社会理想境界。贯彻仁道，就要弘扬爱心，调谐私心，以防范自私，克制和约束自己的贪欲。践行礼法，是自觉行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