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由于文化的发达，史官不再是世袭制，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其政治地位不免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史褚遂良褚遂（596～659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经史，工于隶楷。其书法继承王羲之传统，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官奉命记载宫廷史事，仍保持着独立权限。特别是由史官掌记的起居注，为保持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连当世皇帝也不得观看。史官的这一职能，实际上寓有监督高高在上的帝王、约束其不得为所欲为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光取决于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主持编修国史得罪鲜卑贵族，惨遭灭族，参与编史的著作郎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其当面问及此事时，他却词不稍屈，冒死而称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并对太子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先秦诸侯国的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高允继承的正是古代史官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气节，所言的是史官载籍的监督作用。史官的这一职能，使那些欲获后世佳声美名的帝王权臣多少有所顾忌。如东魏权臣高欢即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其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故作大度地向他表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
中国历史上这一优良传统到了唐太宗，便被撕开了缺口，遭到了破坏。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褚遂良等大臣开始拒绝，继而拖延。唐廷君臣关系融洽，褚遂良等既不愿撕破脸，当然最后也禁不起他的软缠硬磨，只得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一代英主，然观起居注之恶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不仅后世"实录不实"，甚至大肆篡改史实；殆至近世，此风更甚嚣尘上矣。史家"三长"与"四长"
唐太宗遇物教储
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后，决定对其进行教诲，他利用一切合适的时机对其进行启迪。如见李治吃饭，就劝他要体恤农民；在李治乘舟时，就告诉他君与民的关系，即水与舟的关系。图为明刊本的《帝鉴图说》展现的正是乘舟启迪的故事。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家秉著史之权。史家留给后世一部真史或是伪史，实关乎天下之大运，社会之成长。据事以载，秉笔直书，本乃史家之天职。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出史家"三长"，作为史家著述的圭臬。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复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知几所谓之"三长"中，"史才"是指驾驭史料的能力，也就是菩史使用文字的天分与才华；"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史识"是指辨别历史事实善恶美丑的能力和褒贬恰当的识见。"三长"中以史识最为紧要，而史识的核心则在于善恶必书的实录、直笔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那才真真是"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所谓"善无可加"，就是达到至真至善的境界。
清代章学诚倡"四长"刘知几之"三长"说，有着本质的缺陷，"才"、"学"姑置不论，那一"识"字就大有商榷的必要。识出于心，那么其中就蕴涵着一个对史事的主观判断问题，处置不当，必然滑入左右史实、任情褒贬的歧途。为此，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刘知几才、学、识"三长"之外又提出了"史德说"，史家"三长"遂成为"四长"。学诚指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慎辨于天人之际"取言一行和尚子午线示意图
僧一行（683～727年），俗名张遂，博览经史，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开元五年时，在唐玄宗征召下改撰新历，并在印度的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时，参与过《九执历》的编定。在前人基础上，使历法与实际天象相符，把中国古代历法的制订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里的"天"，既包括自然世界，同时也包括由人构成的社会。以此，学诚"天人之际"的"天"，即专指与"人"相对待的社会；而"天人之际"的"人"则指与社会相对待的史家。所谓史德，用学诚的话说，就是"著述者之心术也"。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史学家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心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本体精神或自觉的道德意识的问题。
章学诚对史与情的关系，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故日心术不可不慎也。"这就是说，史学家撰史唐中宗观灯市里张居正编写《帝鉴图说》，引导小皇帝以史为鉴，学习为君之道。他从古书中摘录故事原文，并加以白话解释，可谓另一形式的史书。图中描绘的是唐中宗微服出官看花灯的情景。但他的这一行为却遭到后世史家的一致批评。评史，不能没有感情，但又绝不能放纵感情，感情用事，这样必然要使气失宕、淑、骄，情失流、溺、偏。把握好史实与感情的分寸，应是史家所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
在论史德时，章学诚还提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观点，他认为，史家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隐恶"，对于此类秽史和谤书的作者，人们"读其书先不信其人"，虽满纸诬妄，但因作者劣迹昭著，不难辨别，因此"其患未至于甚也"。真正令人担心的是那些"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末底于粹"的史家，也就是修养不纯的史家。章氏的观点令人深思。从史学存真求实的角度看，章学诚精深透辟的辨析委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史籍的分类
中国史籍之多，渊如深海，高过泰岳；体裁之繁，亦并世无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记类典制，《诗经》中的史青铜车马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中，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是：
一、正史。官方认定的正统史书，如《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均是。
二、古史。依照《春秋》体裁按年编著的史书，当时称为古史。大抵因为以本纪、列传为正史，所以便称仿《春秋》的编年体为古史。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归此类。
三、杂史。既非本纪，又异编年者入此类。如《逸周书》、《吴越春秋》、《战国策》之类。
四、霸史。记载割据、僭窃，不成正统之国史。如《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之类。
五、起居注。帝王每日一言一动，均详细地记载下来。《隋志》以《穆天子传》开端。
六、旧事。杂记典章制度、帝王、臣下之事，如《汉武故事》。
七、职官。记录朝廷官吏设置及品第。《隋书》以《汉官解诂》、《汉官仪》开端。《汉官解诂》模拟《周礼》，当时此种著作甚少，后世则有《唐六典》以及近世会典（较《唐六典》为扩大）。
八、仪注。以《汉旧仪》为首。《汉旧仪》卫宏所作，记当时礼制，今已残缺。六朝时礼书甚多、今皆散失。唐《开汉纪信碑整纸拓本（局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也是我国石刻史上最辉煌时期。唐代存留的石刻数量较多，分布地域广，其形制丰富，手法也相当成熟。图中的汉纪信碑整纸拓本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礼》亦不存，唯会典中略引数条；宋《太常因革礼》犹存。明有《集礼》，清有《大清通礼》，都是仪注类史籍。《汉旧仪》只记朝廷之礼，《开元礼》则稍及民间杂礼。仪注有《书仪》（也称家礼）一类，专讲民间冠婚丧祭。
九、律令。记历朝法律之作，《隋志》以《晋律》开端。
十、杂传。包举今之方志、碑传集等。汉《三辅决录》专记三辅人物，《陈留耆旧传》、《襄阳耆旧传》体例亦同，《隋志》皆入杂传类，而今则人方志人物门。《列女传》、《列仙传》亦入此类。
十一、地理。炀帝时有《区宇图经》一百二十九卷，今已不传。唐有《元和郡县志》，宋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此三部书皆统记全国地理。《元光绪版《十六国春秋》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现存的《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的残本。其原稿散失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多数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和郡县志》于郡县之建立，山川之位置，财赋之丰啬，均极详明。单记一方地理的叫图经，如《幽州图经》、《齐州图经》。
十二、谱系。《世本》、《汉氏帝王谱》、《百家集谱》之类。此种谱牒，专录贵族，不及齐民。六朝时期，人尚门第，士大夫不得与舆、台、阜、隶通婚。设有干犯，有司得纠劾治罪。故各处皆设谱局，有司与闻其事，所作綦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引，多至数十家，当时重视谱牒可知。至有唐一代，门第之风衰败，官修谱牒也随之衰落，私谱遂代之而兴。唐人封爵，以郡望为准（唐人封爵，或依郡望，或依祖宗籍贯，李白之所以不能确知为何处人氏，是因为他自称陇西人。陇西乃郡望而非地名，后世或日蜀人，或日山东人，至今不可确知，即为此故），宋以后婚姻封爵不以谱系为准，此风渐废。
十三、簿录。簿录即今之所谓目录。《隋志》以刘向《七略》、《别录》，荀勖《中经簿》为首。
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任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分类与《隋志》略近而稍变，改古史为编年，去掉谱系一类，别立纪事本末、诏令奏议、时令三类。近世以来，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史籍分类诸多。当世张舜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或有其代表性。其书分为古史、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实录、制度、学术、地理方志、杂史、史评史论、史考、金石甲骨考证、历史研究法、笔记、类书丛书、文编、书目、表谱、索引辞典等十九类。龙山文化城址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出现许多城堡，这些早期城堡的出现证明了社会已经发展到更高形态，为国家诞生提供了前期准备。图为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虽不一定完全恰当，但也反映出中国史籍体裁之多。其实，中国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兼采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实际上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春秋经传集解》书影《春秋》是西周末年以来各诸侯国的档案文件。《春秋》曾经孔子整理、增删，后世称为《春秋经》。
此为宋代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书影。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像《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在诸多的史书体裁中，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最主要的三种形式。
六经皆史
章学诚《文史通义》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古代之史与经不分途。故《尚书》，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易》为卜筮之史，《诗》叙列国得失之迹；《礼》、《乐》，史之制度。昕以"六经皆史"。
史学的嬗变
中华民族是一个永不满足的民族，仅就史学体裁而言，便可见～斑。最早出现于史坛的，无疑是编年体，对于历史记载来说，这种体裁是有诸多优长的。纪传体史书的出现，成为中国主要的史学体裁。但我们的古人并未以此为满足，他们不断探索最能恰切而完美地反映人类历史活动过程的方式。于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便有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诸多体裁的诞生。体裁的丰繁，正是史学高度发达的标志。
编年体的流变
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地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地叙述历史。唐宋以来，编年体史书有了很大的发展，显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编年体的发展东汉时先有《东观汉记》，后献帝令荀悦依左氏传体天方蠡及铭文西周青铜器天方蠡的盖顶和器腹均饰大兽面纹，并有凤鸟纹相对。器内和器盖都有相同铭文，共十八字，记录制作该祭器的缘由。这些铭文与周代出现的编年体古史有着同样的作用。为《汉纪》三十篇，其后又有袁宏《后汉记》，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六朝人衍其绪余者，不可悉举。至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而集其大成。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叙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一代之事，上接《资治通鉴》。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明薛应旗作《宋元通鉴》，清徐乾学作《通鉴后编》，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夏燮作《明通鉴》。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自明以来，作史者喜学《纲目》，清有《通鉴辑览》，亦属《通鉴纲目》一类，而与《资治通鉴》体例不同；徐鼐《小腆纪年》，亦效法《通鉴纲目》。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早期祭祀玉珏编年体诸型纷陈先秦编年体史书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竹书纪年》（辑本）、《左传》等。《左传》完善了《春秋》的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成通史编年体。其他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东华录等。
断代编年史，是写一个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著作，如东汉荀悦《汉纪》、明谈迁《国榷》等。编年体通史最著者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其后有清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纲目体以编年为序，简记大事为纲，补充注说史事为目，有宋朱熹《通鉴纲目》等。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语、行动和居止的专书，周代始创。时政记，是宰相执政关于朝廷君臣议论军国要政的记录，武（左）左传书影《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右）《资治通鉴》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