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杰木户孝允在一次战役中战败，坦然的面对死亡--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他的史料中看不出他和心学的情缘，但他身边都是王阳明的门徒，他本人被心学熏陶，恐怕也不能幸免。
王阳明心学固然使人的思想脱胎换骨，但问题是，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掌握良好的技巧，也无法做到知行合一。而幸运的是，明治维新的斗士们恰好就掌握了知行合一中行的技巧。这就是王阳明提倡的“不执一”，忠实的代表人物正是伊藤博文。
【2】
直到今天，中国很多人提到伊藤博文，鼻子还要被气的歪上几歪。因为就是这老家伙在首相位时，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以绝对的优势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来在中国哈尔滨，伊藤博文被朝鲜刺客刺杀，据说，清政府官员偷偷放假一天，以示庆祝。
但在日本人心中，伊藤博文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伊藤博文出身高贵（藩主），青年时接受了朱子学、阳明学和佛学。阳明学中的“自尊无畏”思想让他印象深刻，后来参加“尊王攘夷”，和高杉晋作关系密切。明治维新开始后，伊藤博文以功勋元老的身份进入明治政府担任要职，对明治维新的大获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伊藤博文的主张很简单，全力学习西方的一切。这在当时的日本，包括维新志士那里都引起过不小的波澜。众所周知，日本是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大门，西方列强应该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敌。向敌人学习，对于追求“自尊”的心学门徒们而言，确是奇耻大辱。但伊藤博文对王阳明心学精髓体悟极深，在他看来，阳明学的“知行合一”是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王阳明亲口说过：“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所以，王阳明心学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实学为学，去是着空。”也就是说，别只喊口号，也别先给自己立下规矩，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你只需要学习一种学说：实学。只要是能为自己带来精神满足和物质满足的学说，就是好学说。
当时，西方的强大让很多清醒的人士认定，西方学说是巨大动力。所以，伊藤博文只重实功实用，不管是猫还是狗，能捉耗子就是好的动物。这就是王阳明经常教育弟子们提到的主张之一：不执一。
王阳明的一位弟子曾问他：“‘无适，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要如此否？”
王阳明回答：“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
孔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适：音ｄí，意为亲近、厚待。莫：疏远、冷淡。义：适宜、妥当。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聪明的人在生存中，对任何事都没有厚薄，按“义”的指引去做。
【3】
当然，孔子的话，不能完全凭字面意思去理解。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如下的理解：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不变的哲理在里面。所以遇到了事情，应该随顺事情本身，而不应该事先料想或者是计划该如何。比如遇到一件事情，心中料想一定是可行的，这就是“适”，这样即使遇到了不可行的事情，都会认为可行，必然导致轻率而妄为；如果遇到一件事情，心中料想一定是不可行的，这就是“莫”，这样即使遇到了可行的事情，都会认为不可行，必然导致固步自封，走投无路。如王阳明所说，这两种心态其实都是出于私心，所谓私心，并非是专门利己的心，而只是刻意去为之的心。一旦有了这样的私心，必然会影响做事。
真正的聪明人，对于天下任何事，都不会事先认为可行而妄为，也不会事先认为不可行而就不去做。他们做事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合乎天理，合理的就做，不合理的不做。从不轻易的改变是非标准，一切都以天理道义为准，丝毫没有自己的私心在其间，所以能够从容面对。
所的直白一点，其实就是让我们在做事时不要为一些外在的规则而羁绊，要摆脱世俗的束缚。心中只要秉承着一点：义--公正的道理，正直的行为。而其实王阳明所谓的“义”，就是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个好恶，归根结底，你喜欢做的就是“义”。当然，这种“喜欢”必须没有丝毫私欲。
孟子也说过，真正的君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阳明说得更浅显：只要心中有义在，不必有表面的原则。他举个例子说，比如你是个清廉正直的人，对别人的贿赂向来深恶痛绝。可有些时候，你就必须要收，那就要看收了别人的东西是否符合道义了。千万不要给自己提前定下规则，然后自以为是个有原则的人，其实这种人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在这一点上，中国明王朝万历朝的首辅、心学门徒、着名改革家张居正可谓知行合一。张居正从一个普通官僚跃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全凭阴狠的政治手段，排除政敌才达到的。为了能坐到首辅的位置，他不惜和宦官勾结，和天下士大夫为敌。他有高尚的道德，也想做个道德楷模，但他知道，想要拯救大明王朝和王朝的百姓，绝不能固守儒家制定的那些道德的条条框框。在通往权力顶峰的路上，他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有着伟大的志向：拯救祖国。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欲建立伟大事功，必不能受外在规则羁绊。
心学左派总是王艮更是把王阳明的这一思想凌空飞渡：“虚明之至，无物不复，反求诸身，把柄在握。合观此数语，便是宇宙在我，万化生身矣。”这对当时的日本主“开国”、“求维新”和“独立主权”者用以反对“锁国”、维持封建的传统观念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伊藤博文曾把吉田松阴所坚持的“因时因势而生义”，懂得应变之术，作为终生信条。
这种思想和思维的解放、开拓精神和力行、实用思想，为西方所有学说的普及发展从理论上做了准备，也在舆论上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日本的现代化正式进入跑道。
王阳明心学中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基本思想强调的是人人需要自尊无畏、力行实功，倡导有用之学，并且包含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不畏权势的思想。而这些沸腾的思想恰好被日本维新志士们所寻到，并且与时俱进的和当时的现实接轨。王阳明心学为明治维新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又反过来运用心学创建了光彩夺目的明治维新。
日本心学大师井上哲次郎说：“阳明学派中人物，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正是这些不具“固陋迂腐”观念，勇于进取的人才，先是在倒幕维新运动中，无所畏惧的建立盖世奇功，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不执一的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并推进西学在日本的传播，从而使日本脱离古老腐朽的亚洲，和欧洲平起平坐。
牟宗三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
《日本之阳明学》的作者高濑武次郎说：“大凡阳明学含有二元素，一曰事业的，二曰枯禅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显然，他说，中国得了阳明学的枯禅元素，而日本得了阳明学的事业元素。
蒋介石也曾对阳明学在日本的贡献表示过既恨又羞的话：“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可能许多人都夸大了王阳明心学对日本的贡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阳明学在日本最兴旺时，明治维新开始出现。阳明学在中国明王朝后期销声匿迹后，中国开始衰落。
王阳明是如何让日本崛起的，其实已一目了然：他的心学本身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