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的自传《我的一生》，其实并不是她一生的全部。在最后一章的末尾，她写道：“1921年春，我收到苏联政府发来的一封电报……”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邀请她去莫斯科的舞蹈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她充满欣喜地接受了，并高呼：“旧世界，别了！我为新世界欢呼喝彩！”至此，自传戛然而止。我们不禁要问，邓肯生命的最后6年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她的自传没有提及？
事实上，这6年间发生的一件大事与她的舞蹈一样为人瞩目，那就是她与俄罗斯田园派诗人、小她17岁的叶赛宁相恋结婚后闪分，并在叶赛宁自杀两年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段文化背景不同、甚至连语言都不相通的姐弟恋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然而它就是这样真实地发生了……
1921年7月12日，一切准备停当后，邓肯搭乘“巴尔坦尼克”号航轮从伦敦起航，尽管她于1905、1908和1913年曾在俄国做过三次成功的巡回演出，但是这一次她仍然是满怀热情与期待地踏上了莫斯科这片神奇的土地。不过，事情进展得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顺利。经过不懈努力，直到10月中旬，也就是在从伦敦起程三个月后，邓肯才终于在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向渴望学舞的孩子们敞开了大门。
来到俄国后，热情开放的邓肯很快就融入到了拥有许多狂放不羁的艺术家们的聚会，如鱼得水。11月初的一天，她受戏剧家雅库洛夫的邀请，参加他在自己的工作室举行的一次晚会。当晚，邓肯穿上了最喜爱的鲜红色礼服，端庄耀眼。进门后，她先环顾了一下房间，一眼就瞥见了一个有着孩子般的面容、金色头发和略带忧郁的蓝色双眸的男人，她凝视了许久，并对他微微一笑。然后，她走过去，斜倚在沙发上。这时，这个男人走到她身边坐了下来。邓肯毫无拘束与羞涩，她用手抚摸着他金色的卷发，然后，不能自抑地开始吻他的脸和唇，用还很生涩的俄语唤他：“小鬼，多聪明的脑瓜！”然后，她就小鸟依人般依偎在他的怀里。
这个让邓肯一下就着了魔的男人就是叶赛宁。
叶赛宁全名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1895年10月13日出生于梁赞省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个子高高，漂亮而早慧，由于一直寄居在外祖父家，所以深受迷人的田园生活熏陶。1909年，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教会中学；1912年后，他来往于彼得堡、莫斯科，开始以小流氓和衰败的农村为题材混迹于诗坛，他的诗歌风格怪诞，震惊了听众；1914年，他发表了抒情诗《白桦》；1915年，他结识了勃洛克、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亡灵节》。他被认为是“十月革命”后作家群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
其实，在此之前，叶赛宁就渴望邂逅邓肯了。这位西方女子有着俄国女子所没有的独特魅力，她身上透逸出来的独特艺术家气质以及崭新的艺术风格深深吸引着叶赛宁。当时的小说家马里恩戈夫曾对叶赛宁说：“你希望我给你引荐伊莎多拉·邓肯吗？”叶赛宁一下从座位上跃起，并连呼：“她在哪儿？在哪儿？立刻带我去见她！”
初次邂逅的当天午夜，邓肯与叶赛宁便抛开众人，相拥着离开了[另一说是，1921年11月7日，苏联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演出。邓肯被邀表演舞蹈，叶赛宁就在观众席中。叶赛宁完全被邓肯的舞蹈所征服。演出结束后，他们被介绍认识。初次相识，二人就对对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叶赛宁为邓肯朗诵了自己的诗篇，邓肯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因为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并用不熟练的俄语称赞叶赛宁为“天使”。]。
其实，邓肯与叶赛宁是有着一些相似之处的，他们都是不幸家庭的孩子。在邓肯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她的父母就离了婚。而叶赛宁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分居了，他常年寄居在外祖父家里，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孤儿。此外，他们都不受拘束。邓肯热爱跳舞，无拘无束的生活养成了她放荡不羁的性格。她在自传中提到，她曾和许多男人谈过恋爱——罗密欧、索德、克雷格、洛翰葛林……但每次的结局都不好。而毫无约束的田园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叶赛宁，他是个多情种，在15岁左右就爱上了一位朋友的妹妹——安娜，甚至梦想长大后与她结婚，但很快又与一个乡村姑娘玛丽娅·巴尔扎莫娃有过一段恋情。18岁时，他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厂结识了年轻姑娘安娜·伊兹里亚德洛娃，并很快与之同居，20岁便当了父亲。但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女人和他的儿子，到了彼得堡。1917年秋天，在他有了些名气后，与当时只是一个打字秘书但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吉娜依达·拉依赫结了婚。不过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4年，留下了一双儿女。叶赛宁十分多情，尽管有三次婚姻（包括与邓肯的一次），他也到处留情，但在他的创作中，很少有情诗，他对女人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
然而，这一次，邓肯疯狂地爱上了叶赛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邓肯正在跳舞，叶赛宁和一群意象主义诗人闯进邓肯的工作室。如果是在以前，她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但这次却没有，她还对叶赛宁说：“我要专为你跳支舞！”但是，叶赛宁看后，却用粗鲁的话说，他跳得都比她好。12月的一个晚上，叶赛宁和马里恩戈夫又来到邓肯的房间，叶赛宁对邓肯说：“为我们跳舞！”就像国王在命令舞姬跳舞一样。邓肯穿上叶赛宁的外衣，戴上他的帽子，扮演起巴黎的流氓；叶赛宁见状，也脱掉鞋，光着脚在地板上又蹦又跳；邓肯则用充满柔情的眼神看着他，不停地说：“多有俄国味儿！”
1922年初，叶赛宁住进了邓肯位于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公寓，他们开始了同居生活。
邓肯一刻也离不开叶赛宁。她曾说：“哪怕叶赛宁头上一根金色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常挽着叶赛宁的手，徜徉于莫斯科的大街，或去酒吧听音乐、看戏。然而激情过后，叶赛宁渐渐对这个大自己17岁的女人失去了兴趣，甚至是厌恶。他觉得她不懂自己用俄语写的诗，他开始用肮脏的语言辱骂她是“臭婊子”“癞母狗”，经常对她拳脚相加，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叶赛宁像个执拗任性的小孩子，而邓肯却像爱着他的母亲一样，包容和原谅了他粗俗的咒骂和暴戾的毒打。
日子一天天过去，4月的一天，邓肯收到了母亲离世的消息，这让她在莫斯科有些待不下去了。恰巧这时学校的资金又出了问题，为了能筹到足够的资金，她决定去做世界巡回演出。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她和叶赛宁必须结婚。为了此次演出能够顺利进行，1922年5月2日，邓肯与叶赛宁在莫斯科履行了登记结婚手续，她在官方证书上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并且有意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8岁。这正应了她在来莫斯科之前算命人对她说的话——“你会结婚”。
新婚之夜，叶赛宁仍旧喝得酩酊大醉。从此之后，他的忧郁症便越发严重。让叶赛宁摆脱这种精神状态的困扰，也是邓肯决定带他离开俄国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叶赛宁所希望的。其实，此次出国，叶赛宁除了想将自己的诗集印制出版外，还有一个没公开讲出来的目的，那就是想亲眼看见西方世界，用自己的诗歌征服世界。
为了这次值得纪念的蜜月旅行，尽管票价贵得惊人，邓肯还是决定乘飞机去。她的朋友提醒她，在登飞机开始这次冒险旅行前，最好写个遗嘱。邓肯拿起桌子上一本廉价的笔记本，想都没想，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是我最后的遗言。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和所有遗物留给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如果我们同时去世，那么，此项财产遗赠给我的兄弟奥古斯丁·邓肯。
书此遗书时神志完全清醒。
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见证人：施奈德
艾尔玛·邓肯
1922年5月9日于莫斯科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邓肯与叶赛宁便动身飞往德国。起初，西方社会对于这个来自“红色世界”的游子与著名舞蹈家邓肯的传奇结合带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他们表现出了友好。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金钱至上，贫富悬殊，追求享乐，轻视艺术。很快，叶赛宁感到了不安。在柏林，这位“流氓诗人”兴致勃勃地跳上舞台，大声朗诵他的诗。然而，台下的人反应却十分冷淡，不仅没有掌声，反而换来嘲笑。在比利时，在意大利，在法国……这个自信的诗人都受到这种冷遇，叶赛宁开始明白——这些西方国家根本接受不了他。
叶赛宁心里的压抑感越积越深。倦怠失望之后，是放肆狂乱、借酒浇愁。他把怨气都撒在邓肯身上，不断地折磨她。一天，当叶赛宁回到柏林的旅馆时，碰巧看见邓肯正捧着她已亡故的孩子黛尔蒂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他想都没想，粗暴地一把抢过相册，扔进火里，带着醉意怒吼：“你用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了！”并阻止她捡拾尚未烧尽的照片。即便如此，邓肯始终容忍了这个“野孩子”的所作所为。
在欧洲遭遇种种不快之后，1922年10月，邓肯决定带叶赛宁去美国。回到家乡，邓肯一时间成了风云人物，每一次露面、每一场演出，她都被记者跟踪、被众人簇拥；而不懂外语的叶赛宁显然成了陪衬。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平衡，他开始胡作非为，不可理喻。
而邓肯，由于被一些人扣上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的帽子，再加上她同俄国诗人结了婚，也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怨恨，人们对她失去了热情，她甚至被取消了美国国籍。在没有演出合同、身无分文的窘况下，多亏邓肯旧情人洛翰葛林的资助，邓肯与叶赛宁才得以乘船返回巴黎。
回到巴黎后，叶赛宁仍然愤恨难平，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淹没在酒中。一天晚上，他像疯子一样冲进所住的克里永旅馆的房间，打碎了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将他制服，并送到附近的警察局。美国驻巴黎的报纸很快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消息。但是，邓肯忠诚地站出来保护了她的丈夫。不过，克里永旅馆已经不再接纳邓肯了。于是，邓肯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又搬到了莱茵旅馆。在那里，靠几位有影响的朋友们的帮助，她们才从警察的手里接回了这个狂暴的诗人。
经过这件事，他们在法国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在邓肯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从法国进入德国。然而，叶赛宁的坏脾气并没有收敛。1923年5月27日，邓肯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后，接待了几位挚友——一批艺术家和诗人。叶赛宁发现这些客人不合他的心意，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怒容满面、满头金发蓬乱着从楼上奔了下来，他用俄语咆哮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人试图阻止这个拳打脚踢、难以驾驭的俄国佬，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局打了电话，4名警察很快骑车赶到，把叶赛宁带走了。第二天早上，在朋友们的劝告下，邓肯设法把叶赛宁从警察局转送到了疗养院。尽管疗养院的收费高得令人咋舌，但邓肯一直克服种种困难，表现出忠诚、克制和博大的爱。
1923年8月5日，在经历了15个月的奔波劳顿后，邓肯与叶赛宁回到了莫斯科。走下火车时，邓肯已变得困顿不堪，不过让她欣喜的是：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她的丈夫送回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邓肯曾说：“我把叶赛宁带离俄罗斯，是因为那里的生活还很艰苦。我愿为这个世界保护好他。现在，为了保持理智，他要返回俄罗斯了，因为没有俄罗斯，他无法生活。”的确，只有故乡的土地才能滋养他，给他灵感。叶赛宁踉踉跄跄地走下车梯。很快，伏特加酒的香气让他变得极度兴奋，欣喜若狂的情绪驱使他砸碎了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
回到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公寓后，叶赛宁便一头栽倒在躺椅上，慢慢醒他的酒。而邓肯则以她一贯优雅绝伦的风度、无穷的睿智为朋友们讲述旅途的见闻。午饭后，邓肯建议到乡下看看孩子们，分离了一段时间后，她很想念他们。但是，待了没多久，叶赛宁就觉得烦闷，邓肯只得陪他回去了。
谁知，有一天，叶赛宁竟与邓肯不告而别了。
每天清晨，邓肯都喃喃自语道：“他一定遇到了什么事。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白天，她在焦躁不安的等待和急切的盼望中度过。到了傍晚，她又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经过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邓肯决定离开莫斯科。
在收拾行装时，她的朋友艾尔玛发现她的衣服少得可怜，邓肯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不见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让娜干的，后来才偶尔发现几天前在豪华大街买的一件黑睡衣跑到了叶赛宁的一只新箱子里。这样，我的内衣就一件接一件地从五斗橱的抽屉里不翼而飞，钱就更甭提了……”艾尔玛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你自己的东西！”邓肯连忙阻止，说道：“我们不能这么办。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好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胆敢看他箱子里的东西，他就开枪打死我。”但邓肯的朋友们没有听从劝阻，还是决定打开箱子。他们找到一把钥匙打开了叶赛宁最大的一只箱子，然而尝试了各种工具也无法打开其他箱子和提包，正当他们想请锁匠来的时候，叶赛宁却一头闯了进来。
邓肯立刻张开双臂向房门冲了过去，喊道：“谢尔盖！谢尔盖！你到哪儿去了？伊莎多拉难受，太难受了！”叶赛宁环顾四周，随即将邓肯推开，扑向了他的“宝贵财产”，并发疯似的大喊：“我的箱子！谁摆弄我的箱子了？你们竟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那个碰我箱子的家伙。我的箱子！噢，我的箱子！”大家急忙解释说是以为他不回来了，才准备将箱子搬出屋去。叶赛宁这才稍微平静了些。随即，他走向一只箱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他从中挑出一把打开了一只皮箱。当他正忙于拿出他所要的东西时，邓肯走过去，飞速地拿出一件自己的衣服，并说：“看！这是伊莎多拉的裙子！”叶赛宁跳了起来，想抢回这件衣服，于是一场稚气可掬的拔河赛开始了。最后，叶赛宁松手了，邓肯将衣服扔给了艾尔玛。随即，她又以敏捷的动作奔向箱子，拿出另一件自己的衣服，他们又孩子般地抢来抢去。最后，叶赛宁松开了手，奔过去把箱子合上，不让邓肯再拿到任何东西。
叶赛宁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就准备离开。邓肯冲到他面前，以过去从未有过的冷峻目光注视着他，用不太熟练的俄语说，如果他又对所去的地点、时间只字不提就离开，那么他们之间就结束了，她不愿再为他等另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天。无论如何，当晚她都要离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