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比芝加哥拥有更多的艺术与优美之处。我很高兴再度来到海边，内地城市总让我感到气闷。
我们暂住在第六街一条小巷子里的供膳寄宿所。寄宿所里住着各式各样奇怪的人们，他们同那群波希米亚人一样有一个共同之处：无力偿还债务，处在濒临被扫地出门的边缘。
一天早晨，我来到达利的剧场报到，我又一次获准面见这位大人物。我想再次向他重申我的观念，不过他似乎既忙又烦。
“我们从巴黎请来了优秀的哑剧明星简·梅，”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的话，这里有个角色给你。”
直到这时，我依旧不认为哑剧是项艺术。动作是诗意且富有感情的表现，和语言毫无关系，但是哑剧中的人们以姿态手势替代了语言，因此这不是舞者或演员的艺术，反倒是介于两者之间内容空洞贫乏的玩意儿。然而，除了接受这个角色以外我别无他法。我把剧本拿回家研习，可是这个剧本在我看来是蠢不堪言，和我的理想与抱负完全背道而驰。
第一次排演，让我大失所望。简·梅是个脾气超级火爆的娇小女人，动辄大发雷霆。他们要我指着她代表“你”，按住我的心代表“爱”，然后猛烈地捶着自己的胸膛代表“我”，这一切看来真是太滑稽可笑了。由于无心于此，我表现得极其糟糕，简·梅因此大为不悦。她转过身去对达利说我根本没有表演天分，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当我听到她这么说时，知道这意味着我们将被困在那个可怕的寄宿所里，任由冷血无情的房东太太宰割。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前一天见到一名合唱队女孩被轰到街上，连皮箱都来不及拿的情景，想起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所受的种种苦痛。一想到这一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猜自己当时看起来一定既可怜又可悲，因为达利先生的表情温和多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对简·梅说：
“你看，她哭的时候表情很丰富啊。她会学会的。”
但是这些排练却让我苦不堪言。我总觉得他们叫我做的动作粗俗不堪且愚蠢透顶，和他们选择的配乐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年轻人适应力极强，后来我终于抓到了那个角色的情绪。
简·梅饰演粉白脸的丑角皮耶罗，其中有一幕是我要向皮耶罗求爱。我必须配合背景音乐，在不同的三节里靠近皮耶罗，亲他三次。由于彩排时过分投入，我竟在皮耶罗的白脸颊上留下红唇印。这一下皮耶罗马上变回简·梅，火冒三丈地打了我一巴掌，响亮地揭开我的剧场生涯!
虽然如此，随着排练的推进，我却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这位哑剧女演员出色生动的表演。假如她不是被囚禁在哑剧虚伪乏味的形式中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舞者。但是哑剧的表演形式真的太束缚人了!我对哑剧一直有这样的看法：
“如果你想说话，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为何要费力地打手势，好比是在聋哑疗养院里呢？”
首演当晚，我身穿法国督政时期的蓝绸子戏装，头戴金色假发和一顶大草帽。我要带给世人的艺术革命终结了!现在我穿成这样，完全不是我自己。我亲爱的母亲就坐在第一排，看起来狼狈不堪。但即使这样她还是没有提议回旧金山，只是我看得出来她失望透了，因为我辛苦奋斗所换来的竟是这样可怜的结果!
在哑剧的排演过程中我们身无分文。我们被赶出寄宿所，搬进一八○街上两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我没钱坐车，常常要徒步走到达利先生位于二十九街的剧场。为了抄近路，我时常在泥路上跑着，在人行道上跳着，在木板上走着。我自有一套对付贫穷的办法。因为没钱，中午没办法吃午饭，我就在午餐时间躲在舞台包厢里，用睡觉来消除疲惫，然后下午再起来空着肚子排演。这样的排练持续了六个星期，直到演出一星期后，我才真正领到薪水。
在纽约演出三个星期后，剧团开始到各处做只演一场的巡回表演。我领到一星期15块钱的薪水，我用一半作开销，将另一半拿回家交给母亲。当我们来到某一站时，我并不去旅馆休息，而是提着行李徒步去找便宜的客栈。我的极限是一天包括吃住50分钱，为了找到符合这种条件的地方，有时必须辛苦跋涉好几里路。有时也会找到非常诡异的地方，我记得有个地方曾租给我一间没有钥匙的房间，住在那里的男人多数是醉醺醺的，不断试着要闯入我的房间。我害怕极了，只好把笨重的衣柜推到房间门口堵着。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敢睡，整夜保持警戒。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四处巡回演出的戏班更为凄惨和没有保障的生活了。
简·梅永远不觉得累，每天早上都要召集我们排练，而且对每一件事都看不顺眼。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不停地看着，每天都写信给米罗斯基，不过并没有向他倾诉自己可怜的处境。
这样巡演两个月后，哑剧班回到纽约。但这次演出却亏了本，对达利先生的财务造成严重的打击，简·梅因此黯然返回巴黎。
我该怎么办呢？我又去见了达利先生，试着让他对我的艺术感兴趣。可是他对我说的依旧毫无兴趣。
“我正要表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跳精灵那一幕。”
我主张舞蹈要表达人性的情感与情绪，对精灵根本毫无兴趣。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并提议在泰妲妮亚和奥伯龙出场前的有森林的场面中，合着门德尔松的诙谐曲跳一段舞蹈。
《仲夏夜之梦》正式演出时，我身着一身白色和金色薄纱做成的束腰长衣，还有一对亮晶晶的翅膀出场。我试着告诉达利先生说我不需要纸糊的翅膀就能演出翅膀的感觉，可是他相当固执。首演当晚只有我一个人上台跳舞。我很高兴，终于能单独在这个大舞台上跳舞了!我真的是在跳舞，跳得台下观众全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我创造了所谓的“满堂彩”。我期待当自己穿着翅膀下场时，达利先生会高兴地祝贺我。事实刚好相反，他气急败坏!“这里不是音乐厅!”他暴跳如雷地说，好像没有听见观众的如雷掌声。第二天晚上，当我出场跳舞时，发现所有灯光都熄灭了。此后每次我都在黑暗中跳《仲夏夜之梦》，观众除了看到一个不停振动的白色东西外，什么也看不清。
《仲夏夜之梦》在纽约演出两个礼拜后，开始到各地巡演，我又开始找寻客栈的沉闷之旅了。只是，这时我的薪水已经调高到一周25块钱。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非常不快乐，我的美梦，我的理想，我的抱负，似乎全都成了泡影。我在剧团里只有几个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怪。我常常捧着一本奥列留斯[奥列留斯，罗马君主，斯多葛派哲学家诗人。]的书在舞台布景后走来走去，试着以斯多葛派哲学来缓解长久的挫折感。不过在这次巡回旅途中我结交了一位朋友，她就是饰演泰妲妮亚皇后，本名叫穆德·温特的年轻女孩。她很甜美又有爱心，不过却有一种怪癖，除了以橘子果腹外拒绝吃其他食物。我觉得她并不适宜生活在这个世界，果然，几年后我得知她已死于恶性贫血。
奥古斯丁·达利剧团里的台柱是艾达·里恩，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演员，不过对地位比她低的人却冷漠无情。我在剧团里唯一的喜悦就是可以看她表演。她很少像我一样跟着流动戏班到各地演出，但当我回到纽约就能时常看到她演出罗莎琳德[莎士比亚的田园式爱情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贝亚特丽斯和波西娅[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佳人。]等人物。她是世上数一数二的伟大演员之一，可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却丝毫不在意在剧团里赢得好人缘。她非常骄傲拘谨，似乎连向我们说声早安都觉得费事，这从有一天剧院后台贴出的以下布告便可见一斑：敬告剧团同仁，无须跟里恩小姐道早安!
在我跟着奥古斯丁·达利的戏团的两年时间里，的确从没荣幸能同里恩小姐说上话。显然她认为戏团里的所有配角都不值得她注意。记得有一天她在等达利的调配时，用手挥过所有人的头说：“天啊!经理，你怎么可以让我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我也是这些小人物之一，因此一点也不喜欢她的这种称呼。)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像艾达·里恩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和迷人的女人，竟然会犯这样的错误。我只能将此解释为当时她已年近50，一直被奥古斯丁·达利捧在手心，可能她痛恨他近来不顾她的反对，接二连三地选中了剧团里的一些漂亮女孩，让她们连续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担纲演出重要角色。身为一个表演艺术家，我对里恩小姐崇敬万分。如果当时她能对我稍为友善的话，对我的人生将会意义重大。但是在这两年当中她从没正眼瞧过我。事实上，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暴风雨》(莎士比亚名剧)的尾声为庆祝米兰达同费迪南德的婚礼而跳舞时，从头到尾她都故意掉过头去，让我尴尬到几乎没办法继续跳。
当我们巡回演出《仲夏夜之梦》，终于来到芝加哥时，我高兴地去找我所认定的未婚夫。当时已是夏天了，在没有排练的日子，我们都在林间漫步，我愈来愈欣赏伊凡·米罗斯基的聪明才智。几周后当我要返回纽约时，我俩商定他将随我回去结婚。我哥哥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始打听他的背景，并发现他在伦敦早有妻室。我母亲一听吓坏了，坚持我俩必须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