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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君道之——明晰臣之优劣(1)

君王治理国家靠人才,对于可用之才,虽然可以宽以待之,但是,对于他们出现的错误,也应该明晰,认真分析他们处理事务的得失,对千秋大业有利无弊。

魏文帝曹丕对他的大臣王朗等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大臣子产,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对于君王来说,这三个人的才能哪个更适合做辅君治国的大臣呢?”

王朗回答说:“君王德高望重,臣下感念他的恩义。君王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臣下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君王用严刑重法,臣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君王行事符合仁义道德,臣民自然感恩戴德,上下和睦,齐心协力,从而达到文治的最高境界;君王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百姓当然会担惊受怕,君臣上下相疑,互相猜忌,但也能达到治国治民的目的。这两种方法,结果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否权衡利弊,因时制宜,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而异,是君者治理国家,选拔人才,领导百姓的关键。

君王能始终恪守仁义,以仁行事,就是圣人之举,就会国富民安。

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是尊贵显赫,但他们却能放下架子,过非常俭朴的生活,然而世人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二人行事的目的和动机不同。

范晔说:“每个人对待‘仁’的立场都不同,有的人以‘仁’为手段,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可是结果并不一定合乎仁义的真谛。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引为美谈。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但御史汲黯指责他假装简朴。二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动机不同故而毁誉也不同。”

正如古人所说:仁义的人安于仁义,智慧的人做有利于仁的事,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发现各自的心态截然不同。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三者中当然是安于仁义者最好。

一、司马家族的兴衰

司马家族在战国时期曾叱咤风云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家族势力之强大令许多对手汗颜,但这样一个实力不凡的家族,却逐渐由盛转衰,最后落得个被取代的下场。

干宝的《晋总论》对司马懿的才识和司马家族的兴起经过予以了深入的评析: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他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于是开始戎马生涯,三代人都驰骋疆场,屡见奇功。他秉性深沉,暗藏城府,但也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善于驾驭局面;知人善任,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孟达,东平公孙渊,消灭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多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他的才能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赞扬,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此开始。

司马懿创下的功绩给后人继续兴起晋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后,虽内有夏侯玄、李丰之乱,外有毋丘俭、文钦之侵,这两起图谋策划甚是周密,但还是走漏了消息,都被日渐强大的司马氏镇压了。东吴一带虽然战乱频起,终无宁日,但他们却能稳坐京都,粉碎图谋,使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连续起用了勇将邓艾、钟会,大兵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司马氏统一了天下。这简直是天意的安排,让人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初期因其特殊的军事才能,凭借其过人的谋略,又因接受了非常的礼遇,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司马炎在位期间仁德宽厚,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决断,万民拥戴,四海皆欢。于是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平定江南,东吴归附,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天下交通的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完美无缺的太平盛世,但吏治清明,为官者尽职尽责,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是值得称道的百年盛世。

可是,这样的吉祥盛世却没有维持良久,司马炎驾崩不久,皇陵之土未干,杨骏就惨遭杀害,皇后被废,朝中旧臣有数十家被诛灭。随后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宫廷之内一片大乱,这样杀来杀去,使群臣胆战心惊,遇有危险,没有人再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但手足相残的事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年年都有发生。辅相失去了尊严,时刻都有面对被杀戮侮辱的灾难。此时的晋室山河破碎,朝不保夕,民众忿忿不平。先是李辰、石冰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王弥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二十多年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无首。为什么盛极一时的晋室会落到这步田地呢?根本原因就是没选好接班人,托付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致使纲纪不振,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当时混乱的情境,只要看看阮籍放浪形骸的行径,就知道礼教崩毁的根由了;看看庚纯、贾充的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查查郭钦所出的谋略,就可以知道北方各族为什么有可乘之机了;再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明白行贿受贿、买官邀宠已经多么厉害。民风、国势走到这步田地,即便拥有中庸高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调治这样混乱的形势,也不能起死回生,恢复平静了。即使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定会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更何况让一个道德放荡,行为不羁的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乱势呢,这不是在加快灭亡吗?然而司马家族耀眼的火焰到此还没有完全熄灭,更加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王权也是风雨飘摇,虽然其中出现了司马绍这样的明主,但因在位时间太短,中原终难光复,对于司马睿之后的国势,虞世南有过这样的记述:“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强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基础,坐拥军权,总领朝政,恃才自负,一心想谋夺皇位。当时要不是司马绍英明决断,丞相王导忠诚为国,晋朝的皇位很可能被王氏篡夺。但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时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群贤的帮助,以及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趁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光复中原并非难事。”

司马家族的兴衰充分说明君王的基业常青要靠贤臣群力,君者要慎选臣,善御臣,尤其是选择继续执政国家的接班人,更要任君唯贤,唯才是用,因为一个国家的衰荣往往取决于君者的德才。

二、周勃功劳大,但无益社稷

汉代周勃的成功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原本就是刘邦的功臣,受其重用,众望所归,位居太尉,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欺骗诸臣,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轻松地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创业的顺利与霍光形成了明显对比。霍光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的仓促之际,接受托付的,不负众望的他竭尽全力把整个国家治理得很好。但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果断地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从而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为了国家的兴旺,霍光大胆地废掉了荒淫的皇帝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淘为汉宣帝。因此霍光是在肩负着汉室刘氏重任的情况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的。他的贡献、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是不可多得的贤相,所以与周勃相比,他更优秀,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周勃兴隆了汉室,使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是难得的汉室功臣,但也仅此而已,他功劳不小,称得上是功臣,但如果用社稷之臣的标准来衡量他,他还稍差一些,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功臣。袁盎说:“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应当做到与君同在,与君同亡。在吕后篡权的时候刘氏的子孙还很多,当时周勃身为太尉,握有兵权,可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制止。等到吕后死了以后,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诛灭吕氏家族,太尉又拥有兵权,正碰上这种机会,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说他只是功臣,而不是社稷之臣。”

三、乐毅权谋过重失江山

真正英明智谋的人是能够审时度势的人,他不会逞一时之勇而把自己陷于不仁之中,即使因此而失去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机会。

乐毅攻打齐国时对莒城、即墨两座城池围而不攻,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但这并不是他的失误和失策造成的,这反而反映出他的高明和权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