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说：“不要以傲慢为礼。”《典礼》说：“不要失去恭敬。”然而确实有以傲慢为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反过来推论，答案是：想使对方的品德更能够彰显于世人前。且看下例：
例1：战国时有个隐士叫侯赢，是魏国都城的守门人。魏国的公子信陵君听说侯赢是个隐士，就大宴宾客，待宾客都坐好后，信陵君亲率两队车马。空着左面的一队，前去迎接侯赢。侯赢却借了车马去了一趟市场后，才来到信陵君家中，被当做上宾。侯赢对信陵君说：“今天，你所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本是看守大门的人，而你以魏国公子的身分屈尊驾车迎接我，而且是在人稠地广之处，你本不必亲自去，可是我还是让你去了一趟。我那么做是为了成就你礼贤下士的声名，所以才故意让你和你的车马等那么长的时间，来观察你，你的态度反而更加谦恭。市场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失礼之人，认为你是个名副其实的有德者，这就算是我对你的回敬之礼吧。”
原来，信陵君去迎接侯赢时，侯赢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做屠夫卖肉，我想借你的车马去拜访他。”到市场以后，侯赢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边和朱亥聊天，边在暗中观察信陵君，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和。市场上的人都围着看，信陵君的随从都暗中责骂侯赢。侯赢看信陵君面色仍然没有变化，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
例2：朝廷尉张释之等待朝见皇帝，三公九官都在场，有个老人王生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袜带掉了。”他回头就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拣起来。”张廷尉马上就给拣了起来，双手捧还给王生。有人对王生说：“你为什么在众臣面前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大地位又低，不能对张廷尉有所帮助。张廷尉是当今天下名臣，所以才屈他的大驾为我跪拾袜带。我是想让张廷尉更被世人看重。问话的人听了，认为王生是个贤者，也更加敬佩张廷尉了。
例3：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拇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常想让群臣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你不应该见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地位，却有个平揖的朋友，不是反而更被世人敬重吗？”大将军卫青听了这话，很受感动，认为汲黯冒失礼之名来成全自己是真正的贤者。
由此看来，不怕别人误会，不怕委屈自己，以傲为礼，成就贤者的美名，可以使人更受尊重。
《老子》说：“国家混乱的时候才有忠臣显现；六亲不和时才有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的显现。”这是说正因为国家和家庭的混乱，才显示出忠臣、孝子节操的高尚。如果过去侯赢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士人就不了解信陵君能礼贤下士。如果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大臣就不了解张廷尉能屈己下人。所以说：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资本。正因为有了好与坏的类比，人们才更容易识别真贤者和假圣人。而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节去成全别人的贤德之名的人，其实也是慧心与仁心并俱，更值得人尊敬，也同样不会为后世所忘。
二十一、要名副其实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故明白了某种道理，不借助语言，就难以迅速表达；把事物用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区别差异。语言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无法与别人有效沟通；名称不能区分事物，就无法将不同的事物加以鉴别。
尽管事物并非自来就有名号，道理也并非自来就有固定的称谓。但要区别本质就必须规定不同的名称；要传达明确的意思，就必须确立概念。
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术等等概念范畴。
道，就是人所应走的路。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就是道。德，就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所获得的贤惠名声，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义，就是适宜，明确是与非、肯定、否定的界限就是义。礼，如同鞋，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统一人心就是信。
对于术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王面前就是术。
刘向在《说苑》中解释：顺从君王的命令而有利于君王就是顺。顺从君王的命令，却对君王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而不说是隐，该劝阻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王失误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王的命令，却对君王有利就是忠。还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
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保护君王并能感化他，这是大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王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王的错误，激怒君王是下忠。违背君王的意愿而且不利于君王的就是乱。君王有错误，而且即将威胁到国家，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王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诤臣。能率领群臣向君王进道理，解除国家的大患，这是辅臣。违抗君王错误的命令，改变君王的行为，使国家从凶难中安定下来，消除君王的耻辱，这是弼臣。”
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为君者的财富。《庄子》解释：不择手段地求取功名就是佞；揣摩君王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诌；说话不辨是非一味顺从君王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老倒霉叫阴；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和颜悦色，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以满足私欲就叫险。
还有古语释义以下各词：用可行的办法补救错误的做法叫和；不论喜欢还是憎恶，一概赞成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叫做；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叫暴；把好东西窃为己有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叫逆；禁止错误的，树立正确的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知错不改就是惑。
姜太公说：“敛取天下珠宝、玉石、美女、金银、彩缎叫做残。任用暴虐的官吏，滥杀无辜，无法无天，叫做贼。”《庄子》对贼的解释则是：离间亲戚朋友的人叫贼。荀子说；“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合求存，拿国家的俸禄供养私交，就是国家的盗贼。贤人不来从政叫蔽；忠臣不在朝廷就是塞；表面上推崇仁爱而实际上违背仁爱叫虚；不以诚心对待臣子却指望臣子以诚心对待自己叫愚；人之初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
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却有刚、柔、缓、急、音、声的差别，这是与水土之气有关系的，这就叫风。好恶、弃取、动静都没有永久不变的法则，随着位尊者的情趣爱好而变化，就叫做俗。
很多人对音乐的概念是混淆的，那么来看子夏的解释：
例1：魏文侯问子夏说：“我衣冠齐整地来听古乐，还老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一点也不疲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现在你问的是乐，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质却不同啊。”魏文侯说：“请问怎么不同呢？”子夏说：“古乐，体现出天地正常运行，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疫病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这叫做无所不当。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
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调和五声，发扬弦歌诗颂，这称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曰：“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既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比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已享受上帝的福祗，还要施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躁；齐音狂傲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
董仲舒对音乐的解释是：“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时，便使用先王传下的古乐中适当的来教化百姓。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所谓乐，就是乐于圣人之德。所以国风淫俗，取决于管弦之乐。”
《乐书》云：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鲁。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乐；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乐和政治，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
就像有人混淆音乐的区别一样，也有人会混淆仪和礼的区别。如下例：
例2：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的。以天的光明，以地之性来行事。生成六气，运用五行，散友五味，化作五色，显现为五声。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维护民之本性。人有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衰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才能长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对于仪的疑问，他回答说：“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正大；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严整齐、多而不乱；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军队的仪容要果断刚毅；车马的仪容要盛壮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
定义名称的弊端在于过分抠字眼，咬文嚼字。假如没有这种弊端，那么让事物都名副其实对于为君者的统治很有好处。
班固把学派分为九流，其中的一大派是杂家。他认为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融会名法于一家之说。傅玄曾用九品论人，其第九品是杂才，长于讽谏论辩。由此看来，杂取各家名称之说的好处，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无论当代或后世的欲成就大业者，更是要明书于案，铭记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