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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9)

《左传》说:“不要以傲慢为礼。”《典礼》说:“不要失去恭敬。”然而确实有以傲慢为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反过来推论,答案是:想使对方的品德更能够彰显于世人前。且看下例:

例1:战国时有个隐士叫侯赢,是魏国都城的守门人。魏国的公子信陵君听说侯赢是个隐士,就大宴宾客,待宾客都坐好后,信陵君亲率两队车马。空着左面的一队,前去迎接侯赢。侯赢却借了车马去了一趟市场后,才来到信陵君家中,被当做上宾。侯赢对信陵君说:“今天,你所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本是看守大门的人,而你以魏国公子的身分屈尊驾车迎接我,而且是在人稠地广之处,你本不必亲自去,可是我还是让你去了一趟。我那么做是为了成就你礼贤下士的声名,所以才故意让你和你的车马等那么长的时间,来观察你,你的态度反而更加谦恭。市场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失礼之人,认为你是个名副其实的有德者,这就算是我对你的回敬之礼吧。”

原来,信陵君去迎接侯赢时,侯赢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做屠夫卖肉,我想借你的车马去拜访他。”到市场以后,侯赢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边和朱亥聊天,边在暗中观察信陵君,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和。市场上的人都围着看,信陵君的随从都暗中责骂侯赢。侯赢看信陵君面色仍然没有变化,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

例2:朝廷尉张释之等待朝见皇帝,三公九官都在场,有个老人王生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袜带掉了。”他回头就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拣起来。”张廷尉马上就给拣了起来,双手捧还给王生。有人对王生说:“你为什么在众臣面前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大地位又低,不能对张廷尉有所帮助。张廷尉是当今天下名臣,所以才屈他的大驾为我跪拾袜带。我是想让张廷尉更被世人看重。问话的人听了,认为王生是个贤者,也更加敬佩张廷尉了。

例3: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拇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常想让群臣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你不应该见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地位,却有个平揖的朋友,不是反而更被世人敬重吗?”大将军卫青听了这话,很受感动,认为汲黯冒失礼之名来成全自己是真正的贤者。

由此看来,不怕别人误会,不怕委屈自己,以傲为礼,成就贤者的美名,可以使人更受尊重。

《老子》说:“国家混乱的时候才有忠臣显现;六亲不和时才有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的显现。”这是说正因为国家和家庭的混乱,才显示出忠臣、孝子节操的高尚。如果过去侯赢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士人就不了解信陵君能礼贤下士。如果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大臣就不了解张廷尉能屈己下人。所以说: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资本。正因为有了好与坏的类比,人们才更容易识别真贤者和假圣人。而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节去成全别人的贤德之名的人,其实也是慧心与仁心并俱,更值得人尊敬,也同样不会为后世所忘。

二十一、要名副其实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故明白了某种道理,不借助语言,就难以迅速表达;把事物用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区别差异。语言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无法与别人有效沟通;名称不能区分事物,就无法将不同的事物加以鉴别。

尽管事物并非自来就有名号,道理也并非自来就有固定的称谓。但要区别本质就必须规定不同的名称;要传达明确的意思,就必须确立概念。

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术等等概念范畴。

道,就是人所应走的路。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就是道。德,就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所获得的贤惠名声,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义,就是适宜,明确是与非、肯定、否定的界限就是义。礼,如同鞋,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统一人心就是信。

对于术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王面前就是术。

刘向在《说苑》中解释:顺从君王的命令而有利于君王就是顺。顺从君王的命令,却对君王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而不说是隐,该劝阻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王失误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王的命令,却对君王有利就是忠。还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

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保护君王并能感化他,这是大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王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王的错误,激怒君王是下忠。违背君王的意愿而且不利于君王的就是乱。君王有错误,而且即将威胁到国家,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王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诤臣。能率领群臣向君王进道理,解除国家的大患,这是辅臣。违抗君王错误的命令,改变君王的行为,使国家从凶难中安定下来,消除君王的耻辱,这是弼臣。”

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为君者的财富。《庄子》解释:不择手段地求取功名就是佞;揣摩君王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诌;说话不辨是非一味顺从君王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老倒霉叫阴;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和颜悦色,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以满足私欲就叫险。

还有古语释义以下各词:用可行的办法补救错误的做法叫和;不论喜欢还是憎恶,一概赞成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叫做;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叫暴;把好东西窃为己有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叫逆;禁止错误的,树立正确的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知错不改就是惑。

姜太公说:“敛取天下珠宝、玉石、美女、金银、彩缎叫做残。任用暴虐的官吏,滥杀无辜,无法无天,叫做贼。”《庄子》对贼的解释则是:离间亲戚朋友的人叫贼。荀子说;“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合求存,拿国家的俸禄供养私交,就是国家的盗贼。贤人不来从政叫蔽;忠臣不在朝廷就是塞;表面上推崇仁爱而实际上违背仁爱叫虚;不以诚心对待臣子却指望臣子以诚心对待自己叫愚;人之初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

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却有刚、柔、缓、急、音、声的差别,这是与水土之气有关系的,这就叫风。好恶、弃取、动静都没有永久不变的法则,随着位尊者的情趣爱好而变化,就叫做俗。

很多人对音乐的概念是混淆的,那么来看子夏的解释:

例1:魏文侯问子夏说:“我衣冠齐整地来听古乐,还老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一点也不疲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现在你问的是乐,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质却不同啊。”魏文侯说:“请问怎么不同呢?”子夏说:“古乐,体现出天地正常运行,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疫病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这叫做无所不当。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

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调和五声,发扬弦歌诗颂,这称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曰:“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既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比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已享受上帝的福祗,还要施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躁;齐音狂傲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

董仲舒对音乐的解释是:“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时,便使用先王传下的古乐中适当的来教化百姓。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所谓乐,就是乐于圣人之德。所以国风淫俗,取决于管弦之乐。”

《乐书》云: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鲁。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乐;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乐和政治,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

就像有人混淆音乐的区别一样,也有人会混淆仪和礼的区别。如下例:

例2: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的。以天的光明,以地之性来行事。生成六气,运用五行,散友五味,化作五色,显现为五声。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维护民之本性。人有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衰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才能长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对于仪的疑问,他回答说:“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正大;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严整齐、多而不乱;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军队的仪容要果断刚毅;车马的仪容要盛壮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

定义名称的弊端在于过分抠字眼,咬文嚼字。假如没有这种弊端,那么让事物都名副其实对于为君者的统治很有好处。

班固把学派分为九流,其中的一大派是杂家。他认为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融会名法于一家之说。傅玄曾用九品论人,其第九品是杂才,长于讽谏论辩。由此看来,杂取各家名称之说的好处,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无论当代或后世的欲成就大业者,更是要明书于案,铭记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