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君者要想建功立业，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臣子。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远依靠的，因为事情总在变化。所以，只能依赖自己，要不断地修炼提高自己品行修养，即让自己做一个有道之君。惟有自己有道，方能令臣子有道。君道好则臣道善；君道劣则臣道邪。为君者想拥有万世基业，必须掌握君臣之道。
一、管理要以人为本
治国安邦的道理要易记易守，方法应简便易行，更要符合人情事理，不能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应该以人为本。
刘安说：“日、月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灯和蜡烛虽然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日、月所照不到的角落，而且更为人们所需要。”
由此看来，治国之策，以能实行为贵，是由来已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规范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共同治理的目的。
《淮南子》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不如给他一根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帮助饥饿欲昏之人，不能等待细烹的美味；溺水待救的人也等不得正步慢行。
这就是说，解决问题需以行得通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
韩非子说：“所谓智谋之人讲的微妙之言，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感到难以理解。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就更弄不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精米细肉后再吃饭的；连粗麻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有了绣花的绸衣才肯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的话，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现在所要治理的是人间之事，村夫农妇都能明白的道理不采用，而去采用上智之人都难以理解的高深理论，这与人情相距太远了。所以，玄虚高深的理论不能治国。”
现在人们所说的非凡之士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推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可是有人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在世，一定要侍奉君王，孝敬父母。而侍奉君王、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不利于治理天下的无用之术。
对士人考察之后才了解任用他，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不能当作普遍的标准。
尹文子说：“凡是虽有道理却无益于治国的事，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对具体事情没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谈论的，不越出名法和权术；君子所做的，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有益的才去做。
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王才诛杀他们。
虽然世上确有些人，品行想要比别人高，办事要比别人强，能言善辩的出群，勇力又能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不能解决当务之急；杰出的口才也不能去说服千家万户；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征善战，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品行尽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圣人所推崇的，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共同治理为贵。应推崇工匠的巧技，但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
文子说：“有先知远见，有过人的才华，但治理国家不能以此要求众人。有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明智的君王不能以此要求臣下。傲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高尚的品行，但治理国家不把它当作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作为衡量百姓的标准。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作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足的原因，就是按照他们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而已。”
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王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百姓，不能让百姓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以务农耕稼、行军作战为教化，委婉地附和众人，随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
所以，圣人顺应天地之道来通过险阻。
《淮南子》说；“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陷入困境；依仗自己的一定劳而无功。离朱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针，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师旷的耳朵，能听出风的节奏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所以，一个人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但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天地之法则，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得均衡公正。”这就是顺应天地之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
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
尹文子说：“士、农、工、商，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粮食收获；士大夫和士大夫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技巧；商人和商人谈论货物价格。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商人不会折损本钱。这就是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互不轻视，心能巧的和粗俗的互不抛弃，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
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恐怕很难施行吧！”叔孙通说：“礼制只要是顺应时世人情而制定的，就应该能行得通。”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简单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
文帝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世俗需要的事去做，而以高深奇异为主，那就是犯了饥饿多日的人让他等待黄粱米饭和肉食，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
过去，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能使木鸢飞上天，但并无实际用途。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箫的木人。但假如没有实际用途，做这些东西，就是废功损力、劳民伤财，害处太多了。《庄子》记载：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技术，花费了千金的学费，但学成之后，却没有地方使用。
尹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缠绕万物，却属于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天下众生来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圣明之君一定置之不言。”
故为君者欲立法行事，关键在于切合实际，不应好高骛远，否则，将是败事之举，只能离成就王业越来越远。
二、君王要善于应变
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相似，但本质不同。这并不是事情本身怪异，而是由于时势变化造成的。君王成功的关键在于能经常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而不拘泥于教条，抱残守缺。不懂得随机应变，就会出现同样的决策导致相反的结果的情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发人深省。
例1：秦末陈胜发动蕲地民众造反，攻占了陈地。陈地的豪杰父老们对陈胜说：“将军你披着坚固的铠甲，掌着锋利的武器，率领士兵讨伐无道的暴秦，光复楚国的社稷，以将军的功劳和德望应该成为帝王。”陈胜征求陈余、张耳两人的意见。他们两人回答说：“将军你怒目张胆，挺身而出，多次冒生命危险却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替天下人清除残暴的君王。现在刚刚攻下陈地便要称王，这就向天下人显示出了贪图富贵的私心。希望将军现在不要称王，而是迅速率兵前进，派人扶立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王室的后代，为自己树立朋党。如果能这样，就用不着继续在战场上战斗，就可以讨伐残暴的秦皇，占据咸阳，来号令诸侯，那么你的帝王之业便能成就了。如果在陈地自立为王，恐怕天下人便涣散了。”
例2：楚、汉相争的时候，郦食其为刘邦谋划如何对付项羽，他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推翻夏朝后封夏桀的后代在杞地。周武王讨伐殷纣，推翻商朝以后，封前王的后代在宋地。现在秦皇丧失仁德，侵夺了诸侯的领地，消灭了六国诸侯的后代，使他们没有立锥之地。陛下你如果真能重新扶立六国诸侯的后代，那么六国君臣以及百姓一定感激陛下的恩德，都会闻风仰慕，愿做大王的臣民。你的恩德与仁义一旦得到推行，就可以称霸诸侯，项羽也会老老实实地臣服了。”可是张良听说后，却对刘邦说：“如果真的采纳郦食其的计策，那么陛下就完了。”刘邦说：“为什么呢？”张良提出八条理由，他说道；“从前商汤讨伐夏桀，之所以把夏桀的后人封在杞地，是因为他估计能制夏桀于死命。现在陛下能制项羽于死命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一条；武王攻伐殷纣，马上用特殊的标志把商容的里门标示出来，以示对贤者的尊敬；又把箕子从监狱放出来，整修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你能够去整修圣人的坟墓，标出贤者的里门，到智者的门前去致敬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条；周武王把殷纣存积在巨桥仓的粮食，储集在漉台库的钱货，赐给贫穷的百姓。现在陛下能够把你府库里的粮食、钱财散给穷人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三条；伐殷的战斗已结束，把车改为普通车，把兵器倒转，头朝下放在仓库中，告示天下不再打仗了。现在陛下你能够放弃武装去从事文德教化，不再用兵了吗？这是不可以的第四条；周武王马归南山，告示天下不再演兵操练了。现在陛下你能够放马南山而再不操兵了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五条；把牛群放于林野，向民众表示不再运输军需、屯聚粮草。现在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这是不可以的第六条；况且天下的谋臣说客，离别亲人，离开祖坟，告别故乡，来追随你的原因，不过早晚盼望获得一小块封地。现在如果恢复六国，立六国的后代，那么天下四方来的谋士说客，一定会各归其主，跟他们的亲人团聚，返回他们的故里。这样，还有谁来帮你夺取天下呢？这是不可以的第七条；况且楚国目前很强大，六国之后再归附它，陛下你又如何能使楚国来臣服你呢？这是不可以的第八条．假如你真采用了郦食其的计谋，，那么你的大事就完了！”这时汉王正在吃饭，听了张良的谈论，把吃下去的食物都吐了出来，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几乎坏了我的大事！”即刻把那些准备复立六国的印信销毁。
荀悦评论此事说：“制定决胜之策的要则有三：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情”。所谓“形”，是指对成败得失大体上心中有数；所谓“势”，是指具体事件发生时随机应变、把握时机；所谓“情”，是指当事者的心理素质。因此，尽管是策划同一类事情但结果差别很大，什么原因呢？三个要素不同啊！当时，张耳劝说陈胜复立六国的后代，为自己树立朋党。郦食其也采用这一主张劝说汉王，可结局是前者可能成功.后者必定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陈胜起事的时候，天下人都渴望灭亡暴秦，而且楚、汉相争胜败局势还不明朗。天下人不一定都想灭亡项羽，况且项羽的能力可以统领六国之众，使六国诸侯都跟随他，但秦朝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扶立六国的诸侯，对于陈胜来说，既增加自己的同盟又加速了秦朝的失败。又何况陈胜当时还没有占据全天下的地盘，这正是用自己没用的东西来给别人，施舍空头的恩惠却获得真正的利益。而对于刘邦来说，如果也要这样做的话，就是分割自己的所有去帮助敌人，虽有虚名却受到真正的祸害了。这就是类似的决策却得到不同的结果。
例3：战国时，秦惠王对陈轸说：“韩国和魏国相争，打了一年多了，还没有结果。有人告诉我应该解救他们，也有人告诉我不应该解救他们。寡人不能决定，希望你为我出个主意。”陈轸回答说：“从前有人要杀正在争食的两只猛虎，一个小孩却对他说：‘那两只老虎正要吃牛，吃得痛快时必会争夺。如果发生争夺，就必定会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大老虎会被咬伤，小老虎会被咬死。这时你再将那只受伤的大老虎刺杀，这样一举可得刺杀两只虎的名声。’如今，韩、魏两国互相攻伐，战事已连续一年还不停止，就犹如两虎相争。这一定会使大国损伤，小国破灭。那时大王再讨伐损伤的国家，便可一举灭掉两国，这和猎手刺老虎是一样的道理啊。”秦惠王听后说：“好极了，你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采纳了陈轸的意见，结果正和陈轸所预料的一样。
后来，诸侯反叛秦朝。秦朝的将军章邯率兵把赵王包围在巨鹿。楚怀王派遣项羽、宋义等人率兵去救赵王。他们到了安阳，就不再前进。项羽对宋义说：“现在秦军在巨鹿围住赵王，我们应该尽快带兵渡河，楚兵从外围攻打，赵兵在城中做内应，内外夹攻，一定能击破秦军！”宋义说：“不行，要拍死牛背上大的虻虫，不可以杀牛身上小的虮虱。现在秦军正在全力地围攻赵国，如果秦军得胜，就一定疲惫不堪。我们就正好趁们疲惫之际灭亡秦朝；如果秦军失败，那么我们就引大军长驱西进，一举灭秦。所以不如先让秦赵相斗。若论身披甲胄，手持兵器，冲锋陷阵，我不如你。但若论运用谋略.你就不如我了。”项羽说；“您奉命率军攻秦，现在却按兵不进，今年收成又不好，百姓穷困，士兵们吃的蔬菜，其中一半掺杂着豆类，军中没有半点存粮。尽管这样，您还要饮酒大会宾客，不肯引兵渡河去赵国取得粮食，和他们合力攻打秦军，却说等着秦军失败。像秦军那么强盛的国家，攻击新建立的赵国，势必破赵国，赵国破亡而秦朝更加强盛，哪里还有什么秦军失败的机会可乘！况且我们楚军新近失败，楚怀王坐不安席，把境内全部兵力都交给你一人独自统领，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现在你不顾念国家，不体恤士兵而徇私情，你不是能够安定社稷的臣子。”于是项羽当晚便闯入大帐杀了宋义，然后统领全军渡过漳河。部队过河之后，便把船敲破，沉入水中，又把饭锅和蒸饭的瓦甑都打碎，然后向士兵表示，如果失败，就没有逃生的希望。因此军士都没有后退之心。于是项羽率军大破秦军。
对此例荀悦评论说：“宋义等着秦、赵双方疲惫，这件事与猎手刺虎一事看似相同，其实二者的实际形势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在战国时候，邻近国家互相攻打，暂时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威胁，当然可以坐山观虎斗。战国时七国已经形成很久了，一次战役的失败未必遭致亡国。这种趋势并不能使敌对的国家一下子灭亡。进则有利可图，退则可自我保全。所以说积累实力，等待时机是正确的。而当今楚国和赵国是新形成的国家，他们的实力和秦国相比，情势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危险随时会发生，进取就会取得成功，退后就必败无疑。这便是说事情类似而形势不同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