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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1)

为君者要想建功立业,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臣子。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远依靠的,因为事情总在变化。所以,只能依赖自己,要不断地修炼提高自己品行修养,即让自己做一个有道之君。惟有自己有道,方能令臣子有道。君道好则臣道善;君道劣则臣道邪。为君者想拥有万世基业,必须掌握君臣之道。

一、管理要以人为本

治国安邦的道理要易记易守,方法应简便易行,更要符合人情事理,不能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应该以人为本。

刘安说:“日、月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灯和蜡烛虽然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日、月所照不到的角落,而且更为人们所需要。”

由此看来,治国之策,以能实行为贵,是由来已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规范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共同治理的目的。

《淮南子》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不如给他一根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帮助饥饿欲昏之人,不能等待细烹的美味;溺水待救的人也等不得正步慢行。

这就是说,解决问题需以行得通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

韩非子说:“所谓智谋之人讲的微妙之言,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感到难以理解。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就更弄不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精米细肉后再吃饭的;连粗麻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有了绣花的绸衣才肯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的话,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现在所要治理的是人间之事,村夫农妇都能明白的道理不采用,而去采用上智之人都难以理解的高深理论,这与人情相距太远了。所以,玄虚高深的理论不能治国。”

现在人们所说的非凡之士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推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可是有人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在世,一定要侍奉君王,孝敬父母。而侍奉君王、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不利于治理天下的无用之术。

对士人考察之后才了解任用他,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不能当作普遍的标准。

尹文子说:“凡是虽有道理却无益于治国的事,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对具体事情没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谈论的,不越出名法和权术;君子所做的,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有益的才去做。

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王才诛杀他们。

虽然世上确有些人,品行想要比别人高,办事要比别人强,能言善辩的出群,勇力又能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不能解决当务之急;杰出的口才也不能去说服千家万户;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征善战,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品行尽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圣人所推崇的,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共同治理为贵。应推崇工匠的巧技,但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

文子说:“有先知远见,有过人的才华,但治理国家不能以此要求众人。有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明智的君王不能以此要求臣下。傲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高尚的品行,但治理国家不把它当作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作为衡量百姓的标准。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作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足的原因,就是按照他们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而已。”

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王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百姓,不能让百姓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以务农耕稼、行军作战为教化,委婉地附和众人,随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

所以,圣人顺应天地之道来通过险阻。

《淮南子》说;“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陷入困境;依仗自己的一定劳而无功。离朱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针,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师旷的耳朵,能听出风的节奏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所以,一个人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但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天地之法则,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得均衡公正。”这就是顺应天地之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

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

尹文子说:“士、农、工、商,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粮食收获;士大夫和士大夫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技巧;商人和商人谈论货物价格。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商人不会折损本钱。这就是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互不轻视,心能巧的和粗俗的互不抛弃,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

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恐怕很难施行吧!”叔孙通说:“礼制只要是顺应时世人情而制定的,就应该能行得通。”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简单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

文帝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世俗需要的事去做,而以高深奇异为主,那就是犯了饥饿多日的人让他等待黄粱米饭和肉食,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

过去,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能使木鸢飞上天,但并无实际用途。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箫的木人。但假如没有实际用途,做这些东西,就是废功损力、劳民伤财,害处太多了。《庄子》记载: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技术,花费了千金的学费,但学成之后,却没有地方使用。

尹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缠绕万物,却属于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天下众生来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圣明之君一定置之不言。”

故为君者欲立法行事,关键在于切合实际,不应好高骛远,否则,将是败事之举,只能离成就王业越来越远。

二、君王要善于应变

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相似,但本质不同。这并不是事情本身怪异,而是由于时势变化造成的。君王成功的关键在于能经常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而不拘泥于教条,抱残守缺。不懂得随机应变,就会出现同样的决策导致相反的结果的情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发人深省。

例1:秦末陈胜发动蕲地民众造反,攻占了陈地。陈地的豪杰父老们对陈胜说:“将军你披着坚固的铠甲,掌着锋利的武器,率领士兵讨伐无道的暴秦,光复楚国的社稷,以将军的功劳和德望应该成为帝王。”陈胜征求陈余、张耳两人的意见。他们两人回答说:“将军你怒目张胆,挺身而出,多次冒生命危险却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替天下人清除残暴的君王。现在刚刚攻下陈地便要称王,这就向天下人显示出了贪图富贵的私心。希望将军现在不要称王,而是迅速率兵前进,派人扶立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王室的后代,为自己树立朋党。如果能这样,就用不着继续在战场上战斗,就可以讨伐残暴的秦皇,占据咸阳,来号令诸侯,那么你的帝王之业便能成就了。如果在陈地自立为王,恐怕天下人便涣散了。”

例2:楚、汉相争的时候,郦食其为刘邦谋划如何对付项羽,他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推翻夏朝后封夏桀的后代在杞地。周武王讨伐殷纣,推翻商朝以后,封前王的后代在宋地。现在秦皇丧失仁德,侵夺了诸侯的领地,消灭了六国诸侯的后代,使他们没有立锥之地。陛下你如果真能重新扶立六国诸侯的后代,那么六国君臣以及百姓一定感激陛下的恩德,都会闻风仰慕,愿做大王的臣民。你的恩德与仁义一旦得到推行,就可以称霸诸侯,项羽也会老老实实地臣服了。”可是张良听说后,却对刘邦说:“如果真的采纳郦食其的计策,那么陛下就完了。”刘邦说:“为什么呢?”张良提出八条理由,他说道;“从前商汤讨伐夏桀,之所以把夏桀的后人封在杞地,是因为他估计能制夏桀于死命。现在陛下能制项羽于死命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一条;武王攻伐殷纣,马上用特殊的标志把商容的里门标示出来,以示对贤者的尊敬;又把箕子从监狱放出来,整修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你能够去整修圣人的坟墓,标出贤者的里门,到智者的门前去致敬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条;周武王把殷纣存积在巨桥仓的粮食,储集在漉台库的钱货,赐给贫穷的百姓。现在陛下能够把你府库里的粮食、钱财散给穷人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三条;伐殷的战斗已结束,把车改为普通车,把兵器倒转,头朝下放在仓库中,告示天下不再打仗了。现在陛下你能够放弃武装去从事文德教化,不再用兵了吗?这是不可以的第四条;周武王马归南山,告示天下不再演兵操练了。现在陛下你能够放马南山而再不操兵了吗?这是不可以的第五条;把牛群放于林野,向民众表示不再运输军需、屯聚粮草。现在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这是不可以的第六条;况且天下的谋臣说客,离别亲人,离开祖坟,告别故乡,来追随你的原因,不过早晚盼望获得一小块封地。现在如果恢复六国,立六国的后代,那么天下四方来的谋士说客,一定会各归其主,跟他们的亲人团聚,返回他们的故里。这样,还有谁来帮你夺取天下呢?这是不可以的第七条;况且楚国目前很强大,六国之后再归附它,陛下你又如何能使楚国来臣服你呢?这是不可以的第八条.假如你真采用了郦食其的计谋,,那么你的大事就完了!”这时汉王正在吃饭,听了张良的谈论,把吃下去的食物都吐了出来,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几乎坏了我的大事!”即刻把那些准备复立六国的印信销毁。

荀悦评论此事说:“制定决胜之策的要则有三: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情”。所谓“形”,是指对成败得失大体上心中有数;所谓“势”,是指具体事件发生时随机应变、把握时机;所谓“情”,是指当事者的心理素质。因此,尽管是策划同一类事情但结果差别很大,什么原因呢?三个要素不同啊!当时,张耳劝说陈胜复立六国的后代,为自己树立朋党。郦食其也采用这一主张劝说汉王,可结局是前者可能成功.后者必定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陈胜起事的时候,天下人都渴望灭亡暴秦,而且楚、汉相争胜败局势还不明朗。天下人不一定都想灭亡项羽,况且项羽的能力可以统领六国之众,使六国诸侯都跟随他,但秦朝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扶立六国的诸侯,对于陈胜来说,既增加自己的同盟又加速了秦朝的失败。又何况陈胜当时还没有占据全天下的地盘,这正是用自己没用的东西来给别人,施舍空头的恩惠却获得真正的利益。而对于刘邦来说,如果也要这样做的话,就是分割自己的所有去帮助敌人,虽有虚名却受到真正的祸害了。这就是类似的决策却得到不同的结果。

例3:战国时,秦惠王对陈轸说:“韩国和魏国相争,打了一年多了,还没有结果。有人告诉我应该解救他们,也有人告诉我不应该解救他们。寡人不能决定,希望你为我出个主意。”陈轸回答说:“从前有人要杀正在争食的两只猛虎,一个小孩却对他说:‘那两只老虎正要吃牛,吃得痛快时必会争夺。如果发生争夺,就必定会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大老虎会被咬伤,小老虎会被咬死。这时你再将那只受伤的大老虎刺杀,这样一举可得刺杀两只虎的名声。’如今,韩、魏两国互相攻伐,战事已连续一年还不停止,就犹如两虎相争。这一定会使大国损伤,小国破灭。那时大王再讨伐损伤的国家,便可一举灭掉两国,这和猎手刺老虎是一样的道理啊。”秦惠王听后说:“好极了,你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采纳了陈轸的意见,结果正和陈轸所预料的一样。

后来,诸侯反叛秦朝。秦朝的将军章邯率兵把赵王包围在巨鹿。楚怀王派遣项羽、宋义等人率兵去救赵王。他们到了安阳,就不再前进。项羽对宋义说:“现在秦军在巨鹿围住赵王,我们应该尽快带兵渡河,楚兵从外围攻打,赵兵在城中做内应,内外夹攻,一定能击破秦军!”宋义说:“不行,要拍死牛背上大的虻虫,不可以杀牛身上小的虮虱。现在秦军正在全力地围攻赵国,如果秦军得胜,就一定疲惫不堪。我们就正好趁们疲惫之际灭亡秦朝;如果秦军失败,那么我们就引大军长驱西进,一举灭秦。所以不如先让秦赵相斗。若论身披甲胄,手持兵器,冲锋陷阵,我不如你。但若论运用谋略.你就不如我了。”项羽说;“您奉命率军攻秦,现在却按兵不进,今年收成又不好,百姓穷困,士兵们吃的蔬菜,其中一半掺杂着豆类,军中没有半点存粮。尽管这样,您还要饮酒大会宾客,不肯引兵渡河去赵国取得粮食,和他们合力攻打秦军,却说等着秦军失败。像秦军那么强盛的国家,攻击新建立的赵国,势必破赵国,赵国破亡而秦朝更加强盛,哪里还有什么秦军失败的机会可乘!况且我们楚军新近失败,楚怀王坐不安席,把境内全部兵力都交给你一人独自统领,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现在你不顾念国家,不体恤士兵而徇私情,你不是能够安定社稷的臣子。”于是项羽当晚便闯入大帐杀了宋义,然后统领全军渡过漳河。部队过河之后,便把船敲破,沉入水中,又把饭锅和蒸饭的瓦甑都打碎,然后向士兵表示,如果失败,就没有逃生的希望。因此军士都没有后退之心。于是项羽率军大破秦军。

对此例荀悦评论说:“宋义等着秦、赵双方疲惫,这件事与猎手刺虎一事看似相同,其实二者的实际形势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在战国时候,邻近国家互相攻打,暂时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威胁,当然可以坐山观虎斗。战国时七国已经形成很久了,一次战役的失败未必遭致亡国。这种趋势并不能使敌对的国家一下子灭亡。进则有利可图,退则可自我保全。所以说积累实力,等待时机是正确的。而当今楚国和赵国是新形成的国家,他们的实力和秦国相比,情势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危险随时会发生,进取就会取得成功,退后就必败无疑。这便是说事情类似而形势不同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