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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2)

虞世南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人有上智下愚,因为禀受的气质不同。至于中庸之才,都是来源于锻炼和学习。自宋齐以来,太子的老师,不过是些无能之辈,滥竽充数而已。高贵和下贱,本来就有质的差别,又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导师多由职位而不是根据德才选拔决定。所以导致这五个后来做了君王的太子,生性平庸。况且他们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导师的辅佐,没有良师益友的规劝,反而沾染了不少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以如此不良的品性,生活在如此粗俗的环境中,必然会导致国破身亡。”

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外在的环境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绝对条件,但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人本性的形成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贤哲贾谊曾云:“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就是保护好太子的身体;傅,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就是用天下兴亡的教训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因此,太子在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教育他,让他远离邪恶的行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比如孝顺父母师长、博闻广见、有道性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他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就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语言一样。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作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不是正道。”

孔子云:“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有的人长大后变得奸佞无道,而有的人却成为贤仁礼士,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他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在他身边的人的品格天长日久一定会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进而影响他的行为。

例1: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缴上书说:“太子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湎于富贵尊荣,凭着先帝留下的优越条件,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品学兼优的读书人,既没有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也没有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人相处,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不单是东宫,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自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找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亲、忠臣如何事君,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这样会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由此可见,教育太子,选择品学兼优的人为师为伴很重要。这也是为君之道:与贤臣为伍,与智者为友,广结良师益友。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与什么人为邻。

为君者虽位高人上,受人景仰,但也不要忘了亲人和爱人,能爱人者,才会被人爱。为君者广施仁爱与天下苍生,天下人必归而敬之,国必昌盛不衰。反之,即使君王智高才深、文武无双,也不能保证国家不亡。

关于仁爱,《淮南子》中这样说:“仁和智,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就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乱政。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原因就在于他不能知贤任能。所以说,仁莫大于爱人,智莫过于知人,这两点不具备,即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混乱。”

例2: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但最终还是国破家亡,究其原因,就是他不够仁爱,对亲人不能仁义。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文武双全。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功成名就,值得称道。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就相信强敌西魏的甜言蜜语,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都丢弃。”

为君者不仅要亲近贤士,仁爱民众,还要团结将相,把有才能的人聚结起来为自己使用才是君王的智慧。

有人说: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

虞世南则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武帝骁勇无敌,坚决果断,性情刚强,谋略有智,为国家鞠躬尽瘁,军纪严明,他的将相才能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他。但这些都是勇猛武将的基本素质,不同于做君王的素质,也就是说他是做将才之料,而非做君王之料。”

所以,作为君王,一人善战是没用的,能够收服将相之才为己所用才是根本。正因如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不一定就是好君王!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迷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悖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无法企及,但却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察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吗?

所以,会用人,敢用人,善用人,同样是君道的根本。虞世南曾例证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靠管仲,结果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权,统统交由宰相办理,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保住了江山。”

有了贤德之人而不用,听了忠言而不采信,这也是为君者不能持久基业的祸端。在殷商时代有三个仁德的大臣,夏禹的儿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楚国家还是灭亡了,就是由于为君者知仁而不用,闻良言而不听。

荀子说;“国君与臣下治理国家,主观一定想行正道,但好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忠言,被晋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话,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昔日君王们的悲剧,应该成为后来为君者的良训。

五、立太子定成败

一个英明的君王应具有深谋远虑的智慧,更要具有深思熟虑的做事准则。一时的冲动很可能颠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基业。

皇位本应由长子继承,但由于许多君王的偏袒把太子之位改为他人,致使兄弟反目,朝纲颠覆,甚至国破家亡。

例1: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沮授进谏道:“万人追逐一只野兔,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因为名分已定。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传下来的规矩,希望您吸取前代成败的教训,思量以逐兔为喻的含义。否则,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引起了不必要的争端。

立太子看似是君王自己的小事,但处理不好就可能变成祸国殃民的大事,所以,立太子应慎重。

例2: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孙叔通劝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等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笑。秦始皇因不早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立少,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说;“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孙叔通严正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于是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由此避免了兄弟反目的惨剧重演。

所以说:“立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动心。心动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执。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君王无论处理家事还是国事都应善虑多思,权衡利弊再做决断。一时之断,可能造成后世无穷的祸患。

六、推知成败兴衰

一个君王去世,一般都会有谥号。一个新的君王诞生,一般也会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其实这些变化都是有深意的,都是兴衰成败的预示。

古代确定的谥号,是指为警戒后人,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的有评价的名号。爵王、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但是随着君王的不断更替,时政的不断变换,许多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实事求是地使用谥号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五帝之德”。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五行由五位正神来管。古代帝王们只要改朝换代就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有很深的象征意义。所以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而有了太昊配木,炎帝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立年号,因崇尚不同的五行,五行又派生出不同的德性,所以帝王崇尚的五行,就是他所推崇的德性。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服饰不同,就是因为三个君王崇尚不同的五行,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崇尚白色。周代以木德称王,崇尚赤色。三代服饰颜色因此而产生了差别。

到了汉初,公孙臣、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大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按照上面的方法推论,百代的兴亡衰败都可以推知。所以有些君王的兴衰可以说是天意决定的,天命难违。因此,君王在兴师起事之时要重天命,不要逆天而行,天降大任,天助之则事易成,背天行事天罚之则事必败也。

七、君王短长之比较

为何品行相近之君王,却有不同的功业,有的能万世流芳,有的却一世骂名。其实,如果认真细察,君者虽然有相似的外在表现,但因其内在品质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会得到不同的赞扬或批评。

例1: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同为刘氏家族两个有名的皇帝,同样都是崛起于平民百姓和乡野之中,都凭借自己的英雄胆略开创了宏伟的帝王大业,平定了分崩离析的大乱局势。但二人功绩、盛名、仁德的优劣在人们心中却是不同的。

曹植曾这样评价: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暴秦而起事,诛灭强大的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大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帝王,人君中的人君啊!但是他虽然有如此显著的功勋,也难掩其名声、品行上的劣迹,他的人品、德行都不那么合乎道德,因此死了以后,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强灌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毒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凡此种种,不都是刘邦缺乏良好品行造成的吗?

刘邦虽然在德行上有所不周,但在用人策略上他是少有人能比的,他的手下的枭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因为他能选任和重用他们,并善于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这些人能为他效犬马之劳,帮助他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祖上的仁善德性,一贯坚持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秉承了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儒家的美德和才华兼备。聪睿豁达、博学广识、仁厚智慧、开明大度、慎重周密、乐善好施。他生值国家灾难重重、混乱无理、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他如春雷一般,来势威猛,率众起事,组织乡野村夫抗击强暴,发动义兵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声名让当权者闻风丧胆,让统治者胆战心惊。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就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

刘秀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每次都是稳操胜券以后,才发动群众,谋略确定以后再采取行动,所以每次打仗他都是胜利者,对于他而言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因为仰慕其人品,所以每次战争无论多么艰苦都没有士兵临阵脱逃。他用仁慈宽容之心来团结群众,以伟大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形影不离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的英明所折服。刘秀就像尧舜一样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礼贤下士,谦虚地听取臣子的意见;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留心民间事务像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绝非一般;论地位,他的位置绝对高高在上;论道德,他绝对是完美无缺;论品行,找不到任何不光彩的地方。虽然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辅佐他的文武群臣也不是最好的,但他却做到了成功地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成就。

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吴汉等,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但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君臣关系很融洽。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光武帝都比汉高祖更值得称道。

刘邦豁达大度,选材得当;刘秀谨慎小心,睿智仁义,各擅其美。为君者应从中汲取有利于己身提高的经验和教训,为己所用,力求让自己的治理完美无缺。

例2: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都是有名的贤臣名士,他们都曾功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