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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君道之——掌握鉴识人才之法(4)

疑忌带来的只有纷争与混乱,一有疑忌就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会争斗,就会造成国家秩序失调,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一国有两个主政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但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后果也一样。大臣疑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不危害家庭的。

乱因疑生,所以,确立天子,不能引起诸侯的疑忌;封王侯,不能让朝中大夫疑忌;立正妻,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不能让庶子疑忌。

作为君王,要时刻警惕危害国家的危险,用完善的立法,公平的赏罚消除这些危险的存在。

管仲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没有威望;二是大臣不能同心协力;三是军队的统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百姓不关心生产。”这就是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表现形式。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令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不用多说什么,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一个国君如果能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也就知道如何治理乱政了。

管仲还说过:“治国有三种手段,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君如果能消除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手段,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消除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手段,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手段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权贵,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珍奇玩物。三种手段有什么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产生戚慑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心。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恙,虽然犯了法还可以逃避,虽然没有功也可以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国君就守不住江山。”

因此,当法制比较完善、政治比较清明时,君王完全可以放手不用再费心面面俱到地管理国事,国家也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如果法度不彰,政治腐败,即使国君不记昼夜分秒必争地奔劳,国家也不会治理好。因为政治清明,尧舜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体制已经衰朽,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

商鞅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兔子的名分已经明确。由此可知,确定名分,是治国的根本。名分不确定,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从制度上治理混乱。圣人为天下制定法律,一定要让法律明白易知,人人能懂。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的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英明的君王从体制上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

由此可见,善于打仗的人把功夫下在局势上,而不责备个人。英明的君王只有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合理,而后颁布命令,天下自然会大治。

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也是民众行为的依据,有法可依,臣民依法办事,国家才能安定祥和,如果法律总是朝令夕改,民众没有了行为的指导,失去了行动的管制,当然纷乱不止。所以,《左传》里说:“国家快灭亡的时候,政令繁多。”杜预这样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变法频繁,就是天下大乱的预兆。

因此,国君在选择自己的辅佐大臣时,要看他是否能够匡扶世道人心;是否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规律;能否明察治乱的形势,清楚自己该如何取舍。能够做到这些的臣子,无论再面临如何纷繁复杂的时局都不会再迷惑,遇到更加疑难、棘手的问题也能很快决断,君王的天下也就稳固无忧了。

八、曹操与袁绍不同的用人策略

刘邦曾经兵围荥阳,其不无感慨地对陈平说:“天下纷争,何时才能安定啊?”陈平回答说:“项羽看上去虽然恭敬仁爱,能吸纳廉洁好礼的士人。但等到论功行赏、分封爵邑时项王却不能公平封赏士人,利欲熏心,私心过重,所以士人们都与他貌合神离。而大王你对人不讲礼数,傲慢有余,谦卑不足,那些贪图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汉军。如果您能取长补短,天下很快就会因归属于您而安定了。”最后,刘邦果然一统天下。

魏太祖曹操曾以自己微弱的兵力与袁绍对垒,但却最终战胜了袁绍。战前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对郭嘉说:“袁绍现在的实力很强,地广兵多,我现在想讨伐他,力量与他相差悬殊,该怎么办呢?”郭嘉回答说:“众所周知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兵力上与项羽相差悬殊,但刘邦却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项羽,看似势不可挡的项羽最终把自己的天下让给了刘邦。依我看,你打袁绍,必胜无疑,因为你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其一,袁绍讲究繁文缛节,礼仪繁琐,让人无所适从,而你不讲究烦琐的礼节,体任自然,臣子都愿意与你亲近,你在为人之道上首先胜了袁绍;其二,袁绍兴兵作乱,虽然强大,却是逆流而上,不顺应天意和民心,而你是正义之兵,是顺应潮流打天下,因此,你在道义上又胜了他;其三,袁绍在军队的调治方面依然沿袭了汉末的宽松政策,以宽治宽,对属下的威慑力不大,而你治理军队时完全摒弃了以前宽松的带兵习惯,采用刚猛政策,使得全军上下都纪律严明。所以,在治理上你又胜了;其四,从表面上看,袁绍好像很宽缓,待人很大度,但实际上他却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只重用自己的亲戚,对外人少予重用,即使任用了某人马上又怀疑他;而你心胸开阔,心志开明,用人不疑,只要有才能,不管远近亲疏你一概任用,这在度量上你又胜了;其五,袁绍虽然智高一等,但优柔寡断,总是在事后才能分析出事情的利弊;而你有了好的计策就赶快实施,顺应了时世的变化,在谋略上你又显胜于他;其六,你在品德方面比袁绍高一筹。袁绍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几代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靠着这些资本为了赢得好名声他故意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士人中那些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人都投靠了他;而你仁厚待人,做事实在,实事求是,论功行赏,对有功之人从不小气,所以吸引了士人中很多有远见和学识的人,他们甘心情愿为你效劳。其七,袁绍仅有“妇人之仁”:看到有人饥寒交迫就同情可怜,看不到时就不再想他人的疾苦,不是真正的仁爱之人;而你不重视眼前的小事,只关注大事,什么事都想的很长远,施与别人的恩惠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多得多,所以袁绍不如你仁爱;其八,袁绍的属下互相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他被谎言、谗言冲昏了头脑;而你带领部下讲究方法,让他们慢慢去熟悉和适应自己的职位,你又胜在了礼法上;其九,袁绍经常是非不分,对人对事不具有明辨的能力,而你是非分明,对的就以礼相待,错的就依法严惩,比袁绍更懂得礼法;其十,袁绍好做表面文章,用兵上不懂得真正的兵法,只是摆摆花架子,而你用兵如神,深谙兵法要旨,能以少胜多,很多敌人都怕你,所以在军事上你也是能赢袁绍的。曹操顿悟:“袁绍的确不足以畏惧,他志大才疏,徒有其表,虽然看上去严厉,但胆子却很小,好猜疑苛刻,使其失去了威严。兵力强悍,但将帅之间互争互斗,骄横无理,虽然他地大人多,粮食充足,但也不能帮他打赢这场仗,他所有的都必将归于我。”

杨阜亦云:“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没有机会。只能强大一时,最终是会被人打败的。曹操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上下政令统一,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袁绍率军攻打许都,孔融看到其千军万马的阵势就对曹操的谋士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划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有颜良、文羽那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怕很难战胜他吧?”荀彧不以为然地说:“袁绍虽有千君万马,兵力强大,但法令宽缓,缺少严明的管理;田丰刚愎自用,直言犯上;许攸是个贪图蝇头小利的人,对自己从不严格要求;审配专横跋扈缺少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不听劝告。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辅佐,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许攸贪图小利早晚会犯法,以袁绍的为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等于他会失去这员大将。而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罢了,没有什么真本事,一战就可除去。”

果然不出荀彧所言,许攸贪图小利的行为终于被发现了,送进了监狱;审配收监了许攸的家小,许攸怒而降曹。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被其所杀。这几个人都应了荀彧的话,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