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忌带来的只有纷争与混乱，一有疑忌就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会争斗，就会造成国家秩序失调，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一国有两个主政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但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后果也一样。大臣疑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不危害家庭的。
乱因疑生，所以，确立天子，不能引起诸侯的疑忌；封王侯，不能让朝中大夫疑忌；立正妻，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不能让庶子疑忌。
作为君王，要时刻警惕危害国家的危险，用完善的立法，公平的赏罚消除这些危险的存在。
管仲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没有威望；二是大臣不能同心协力；三是军队的统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百姓不关心生产。”这就是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表现形式。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令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不用多说什么，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一个国君如果能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也就知道如何治理乱政了。
管仲还说过：“治国有三种手段，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君如果能消除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手段，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消除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手段，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手段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权贵，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珍奇玩物。三种手段有什么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产生戚慑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心。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恙，虽然犯了法还可以逃避，虽然没有功也可以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国君就守不住江山。”
因此，当法制比较完善、政治比较清明时，君王完全可以放手不用再费心面面俱到地管理国事，国家也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如果法度不彰，政治腐败，即使国君不记昼夜分秒必争地奔劳，国家也不会治理好。因为政治清明，尧舜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体制已经衰朽，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
商鞅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兔子的名分已经明确。由此可知，确定名分，是治国的根本。名分不确定，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从制度上治理混乱。圣人为天下制定法律，一定要让法律明白易知，人人能懂。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的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英明的君王从体制上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
由此可见，善于打仗的人把功夫下在局势上，而不责备个人。英明的君王只有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合理，而后颁布命令，天下自然会大治。
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也是民众行为的依据，有法可依，臣民依法办事，国家才能安定祥和，如果法律总是朝令夕改，民众没有了行为的指导，失去了行动的管制，当然纷乱不止。所以，《左传》里说：“国家快灭亡的时候，政令繁多。”杜预这样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变法频繁，就是天下大乱的预兆。
因此，国君在选择自己的辅佐大臣时，要看他是否能够匡扶世道人心；是否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规律；能否明察治乱的形势，清楚自己该如何取舍。能够做到这些的臣子，无论再面临如何纷繁复杂的时局都不会再迷惑，遇到更加疑难、棘手的问题也能很快决断，君王的天下也就稳固无忧了。
八、曹操与袁绍不同的用人策略
刘邦曾经兵围荥阳，其不无感慨地对陈平说：“天下纷争，何时才能安定啊？”陈平回答说：“项羽看上去虽然恭敬仁爱，能吸纳廉洁好礼的士人。但等到论功行赏、分封爵邑时项王却不能公平封赏士人，利欲熏心，私心过重，所以士人们都与他貌合神离。而大王你对人不讲礼数，傲慢有余，谦卑不足，那些贪图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汉军。如果您能取长补短，天下很快就会因归属于您而安定了。”最后，刘邦果然一统天下。
魏太祖曹操曾以自己微弱的兵力与袁绍对垒，但却最终战胜了袁绍。战前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对郭嘉说：“袁绍现在的实力很强，地广兵多，我现在想讨伐他，力量与他相差悬殊，该怎么办呢？”郭嘉回答说：“众所周知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兵力上与项羽相差悬殊，但刘邦却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项羽，看似势不可挡的项羽最终把自己的天下让给了刘邦。依我看，你打袁绍，必胜无疑，因为你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其一，袁绍讲究繁文缛节，礼仪繁琐，让人无所适从，而你不讲究烦琐的礼节，体任自然，臣子都愿意与你亲近，你在为人之道上首先胜了袁绍；其二，袁绍兴兵作乱，虽然强大，却是逆流而上，不顺应天意和民心，而你是正义之兵，是顺应潮流打天下，因此，你在道义上又胜了他；其三，袁绍在军队的调治方面依然沿袭了汉末的宽松政策，以宽治宽，对属下的威慑力不大，而你治理军队时完全摒弃了以前宽松的带兵习惯，采用刚猛政策，使得全军上下都纪律严明。所以，在治理上你又胜了；其四，从表面上看，袁绍好像很宽缓，待人很大度，但实际上他却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只重用自己的亲戚，对外人少予重用，即使任用了某人马上又怀疑他；而你心胸开阔，心志开明，用人不疑，只要有才能，不管远近亲疏你一概任用，这在度量上你又胜了；其五，袁绍虽然智高一等，但优柔寡断，总是在事后才能分析出事情的利弊；而你有了好的计策就赶快实施，顺应了时世的变化，在谋略上你又显胜于他；其六，你在品德方面比袁绍高一筹。袁绍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几代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靠着这些资本为了赢得好名声他故意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士人中那些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人都投靠了他；而你仁厚待人，做事实在，实事求是，论功行赏，对有功之人从不小气，所以吸引了士人中很多有远见和学识的人，他们甘心情愿为你效劳。其七，袁绍仅有“妇人之仁”：看到有人饥寒交迫就同情可怜，看不到时就不再想他人的疾苦，不是真正的仁爱之人；而你不重视眼前的小事，只关注大事，什么事都想的很长远，施与别人的恩惠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多得多，所以袁绍不如你仁爱；其八，袁绍的属下互相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他被谎言、谗言冲昏了头脑；而你带领部下讲究方法，让他们慢慢去熟悉和适应自己的职位，你又胜在了礼法上；其九，袁绍经常是非不分，对人对事不具有明辨的能力，而你是非分明，对的就以礼相待，错的就依法严惩，比袁绍更懂得礼法；其十，袁绍好做表面文章，用兵上不懂得真正的兵法，只是摆摆花架子，而你用兵如神，深谙兵法要旨，能以少胜多，很多敌人都怕你，所以在军事上你也是能赢袁绍的。曹操顿悟：“袁绍的确不足以畏惧，他志大才疏，徒有其表，虽然看上去严厉，但胆子却很小，好猜疑苛刻，使其失去了威严。兵力强悍，但将帅之间互争互斗，骄横无理，虽然他地大人多，粮食充足，但也不能帮他打赢这场仗，他所有的都必将归于我。”
杨阜亦云：“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没有机会。只能强大一时，最终是会被人打败的。曹操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上下政令统一，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袁绍率军攻打许都，孔融看到其千军万马的阵势就对曹操的谋士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划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有颜良、文羽那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怕很难战胜他吧？”荀彧不以为然地说：“袁绍虽有千君万马，兵力强大，但法令宽缓，缺少严明的管理；田丰刚愎自用，直言犯上；许攸是个贪图蝇头小利的人，对自己从不严格要求；审配专横跋扈缺少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不听劝告。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辅佐，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许攸贪图小利早晚会犯法，以袁绍的为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等于他会失去这员大将。而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罢了，没有什么真本事，一战就可除去。”
果然不出荀彧所言，许攸贪图小利的行为终于被发现了，送进了监狱；审配收监了许攸的家小，许攸怒而降曹。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被其所杀。这几个人都应了荀彧的话，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