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秋节湖北新军部分将士发动的武昌起义，是晚清革命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起义。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死刑。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举起义旗、发出反抗枪弹的不是别人而是朝廷的柱石——新军。种瓜得豆，养鱼化龙，皆因时局造化，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武昌起义虽然不是由孙中山直接领导和发动，但同盟会确是它的催生婆，并且民主革命思想早就是它的灵魂和旗帜。因此，武昌起义的胜利可看作是半年前广州起义失败的补偿。
然而武昌起义又被历史捉弄。总督府旗杆上换上五色旗后，众官兵推举出来的都督却像个泥菩萨。但终究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肃亲王善耆接见立宪请愿团。
摄政王载沣为收拾人心，忙组皇族内阁
当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领导在两广一带不断举行反清起义时，张謇等立宪派人士则在努力运动立宪。自各省相率设立谘议局后，张謇在上海、南京一带与人相谋宪政尤其踊跃。他在江苏谘议局成立后不久，便与各省谘议局频频联络，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推选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联合会主席，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蒲殿俊为副主席。联合会成立后，张謇又与江苏巡抚瑞瀓，谘议局议员杨廷栋、孟森、雷奋等人筹商，准备由瑞瀓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奏请朝廷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责联络各省谘议局请求召开国会。经联络，有十六省的议员代表前来上海，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会，推举福建省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并组成谘议局请愿联合会，由直隶谘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国会请愿代表团启程赴京前，张謇特设宴饯行，并连夜改定《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和《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
孙洪伊与众请愿代表到京后，即向都察院呈递《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请求朝廷在一年内召开国会。代表们还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递送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得到赞助。然而，王公大臣们对开国会事甚为冷淡。摄政王载沣对此更是反感，他深知开国会、设责任内阁会对自己构成直接威胁，因责任内阁只对国会负责，皇帝无权，摄政王自然也就无权了。不过，他表面上对请愿代表优礼相待，还发上谕夸奖代表“具见爱国热忱，朝廷深为嘉悦”，但又言国民程度不齐，筹备不完全，故开国会事并不拟付诸实施。
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见代表团请愿开国会，心中窃喜。他见载沣虽为监国摄政王，却少才短识，又年轻资浅，难堪大任，故心中早就另有谋划。善耆与载沣的主张相反，极愿尽早立宪，并预备谋求立宪后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此时，善耆不仅是民政部大臣，更参与建军事务，已是大权在握。不过，他在表面上对载沣兄弟极力敷衍，不使他们看出自己的野心。各省请愿代表在京活动期间，善耆让民政部侍郎黎宗岳出面组织国会期成会，并创办《国报》。后来他又支持各省谘议局议员集资创办《国民公报》，由徐佛苏任主笔，鼓吹立宪。不仅如此，善耆还通过内亲崇铠的亲戚程家柽与革命党人时有来往。当时，各省士官生卒业回国，齐集北京复试，善耆特地帮为联系安排好各自的位置。同盟会员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不时挟击时弊，也因善耆的庇护而始终未被查封。因京师巡警厅属民政部管，不经他同意，断不敢封查报馆。
由于第一次请愿未果，三个月后，张謇又发起第二次请愿，由各省社团、商会、学会及南洋华侨分别派出代表开会，推定孙洪伊等十人为请愿的领衔代表。这次进京请愿，规模远比第一次宏大。仅请愿的代表就有一百五十余人，并带着有三十万人签名的十份请愿书。请愿书上达后，摄政王载沣仍疑虑重重，说此事体大，且国家财政困难，各地又受了灾，不宜提前召开国会。不过，载沣为了点染新政，在过了三个月后下诏令资政院开院，并亲致祝词。资政院开院后，由民选入院的雷奋等人即加紧活动，再次组织请愿并领衔上书摄政王载沣请速开国会。资政院亦通过了速开国会的决议，认为朝廷以九年为期行宪政时间太长，亟谋提前；后又奏参军机大臣不负责任，请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宣示军机大臣的责任。与此相配合，张謇也催请已调任湖广总督的瑞瀓与各省督抚联名奏请从速召开国会，并发动各省人民签名、游行、向督抚请愿。载沣对此虽然甚感震怒，但迫于各方压力，于是只得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从九年改为五年；在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载沣此举，是名为筹备，实则以延专制时日。当请愿团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时，他竟下令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了天津学界同志会会长。与此同时，载沣下令加紧练军，想尽快在全国编练齐三十六镇新军。为此他网罗人才，在起用留德学军事的荫昌为陆军部尚书后，又以留日士官生良弼为禁卫军协统，还让各省起用一批留学的士官生作协统和标统。
请愿代表见载沣如此顽固，便转而向各大臣劝说，但各衙门、各大员对之均避之惟恐不及，不敢接见。肃亲王善耆为了收拾人心，独在民政厅大堂迎见各代表，表示愿意行宪政，说如光绪帝德宗尚在世，立宪早已实现了。谈话至紧要处时，他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句“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京戏戏词结束了回答。然而，立刻有人将善耆赞同立宪的话密告载沣，载沣得知后甚为愤怒，便想取消他的民政部尚书。
立宪派的请愿未能触动摄政王载沣的专制，同盟会1911年4月发动的广州起义却使他十分惊恐。广州起义平息七天后，载沣即以宣统帝名义下诏行宪政，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将旧内阁、军机处及政务处一并裁撤，宣布组织新内阁。新内阁以奕劻为总理，那桐、徐世昌为协理，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盛宣怀为传邮大臣。载沣下诏组阁，原是想采纳疆臣的建议，缓冲革命党意欲覆满的情绪和行为，亦可给立宪派请行宪政的要求予以满足。不意此新内阁宣布后，国人公愤，连平日热心君主立宪的人士也甚感失望。人们因见内阁大臣多为王公亲贵，汉人只有四人，皆说新内阁是皇族内阁。在京城的谘议局联合会在诏书下颁后，立即上书摄政王，声言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简大员充当内阁总理。同盟会的《国风报》亦乘机抨击，并公然刊载谘议局联合会的宣告全国书，言新内阁执行的政策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佐，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然而载沣对民意舆论不予理睬，他在宣布皇族内阁的次日，即批准内阁的奏请，下诏将所有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并言宣统三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不久，载沣又准奏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粤、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批准和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此两诏宣示后，立即激起湘鄂粤川四省绅商的激烈反对。
四川绅商要保路，武汉党人谋起义
就在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这天，湖南省谘议局会同绅民千余人一齐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巡抚杨文鼎上奏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并散发传单。杨文鼎吓得不敢接见，急忙密派人电告武昌，请湖广总督派兵增防。
继之，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副主席蒲殿俊在京发起联席会议通过质问朝廷书，并推代表与内阁谈判。可是，内阁反而下令铁路商股不予退回，改换成国家保利票。这一命令损害了股民的根本利益，蒲殿俊因自己是四川省铁路公司董事，对此更是着急，他立即与在京川籍京官相约向护理川督王人文呈文，请求电奏朝廷收回成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见各省绅商为保路电讯往还，担心结成一气后不易处理，便下令各省电报局拒绝拍发有关保路的电报。蒲殿俊见此更感着急，便兼程回川，召开川汉铁路股东及各团体代表会议，并与众绅商发动成立保路同志会。会议结束后，群情仍然激愤，千余名到会者中有许多人痛哭失声，叫喊着要到总督府请愿。蒲殿俊即乘机带领众人来到总署衙门，要求护理总督王人文上奏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王人文亦同情保路，即行电奏，并弹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卖国误民。然而载沣得奏后却将他革职，委赵尔丰督川。蒲殿俊见此，便与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召众绅商会议，说：“路权丧失关系本省存亡，借款不经谘议局、资政院议决，违反谘议局和资政院章程，亦违反庶政公诸舆论的先朝谕旨和立宪精神。若朝廷不收回成命，我们立即发动全川民众集会、罢市，抗粮抗捐。”罗纶则告诉众人：“现朝廷一律照本发还湘鄂路和粤路之商股，独对川省股款不予发还。买工料之四百万两，给国家保利票，其余七百万两，实际上已被官府侵蚀无余。若朝廷不收回成命，我们决心保路，与之共存。”众绅商听了，顿时乱作一团，高叫着说：朝廷有朝命，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马上举行罢市、抗粮拒捐，以困国库！
赵尔丰赴川上任后，见川省绅商反对朝命尤烈，保路声势浩大，集会、罢市、抗粮拒捐者遍省皆是。他觉得长此下去，将会使二千余万元的岁入无着，于是差人将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等九人诱至总督署软禁起来，继而封查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及鼓吹保路的报刊。可是他这一举动立刻激起数万群众潮水般的涌进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见了，急令卫队开枪扫射，使请愿群众死伤者不计其数。参与保路的同盟会员龙剑鸣等人见势危急，连夜潜出成都，至城南农场与新从上海回川从事领导运动的吴玉章、张懋隆等人相商后，立刻裁制木片数百，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放入锦江。这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便将消息传遍川西南，使成都周围十多州县迅即结集起近二十万民众，并成立了保路同志军准备攻打省署成都。这一下可吓坏了赵尔丰，他连忙向内阁告急求援，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接报后即令调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并电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鄂督瑞方率鄂军兼程入川大事镇压。
四川保路风潮骤起之初，上海的革命党人甚觉高兴。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即密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内，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并发布宣言，决定以居正主持湖北分会，焦达峰主持湖南分会，章梓主持南京分会，范光启、郑赞丞主持安庆分会，又派吴玉章、张懋隆至四川设立分会，广为联络长江流域的新军及各种社会团体，培养革命力量。
居正至武汉主持湖北分会后，即与湖北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联络，以支持运动新军发动起义。这时，湖北文学社已有三千会员，社长蒋翊武正在积极作兴军反清准备。蒋翊武是湖南湾县人，早在上海公学读书时，因受到孙文、黄兴事迹和陈天华、邹容等所写革命排满之书的影响.便立志光复中华，投身革命。他曾在上海创办《竞业旬报》，鼓吹革命排满。这几年蒋翊武一直在武昌新军中联络同志，宣传革命，故文学社发展很快。为了着手武昌起义，蒋翊武多次主持在武昌黄土坡招鹤酒楼开代表会，讨论与新军中反清同志组成的共进会合作的办法。
7月底，四川保路同志军兴起、与各路援川清军拼死作战，武昌的革命党人便想乘机起事。这时，文学社会员、《大江报》经理詹大悲为造舆论，即在报上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接着，副经理何海鸣又刊发《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鼓吹兴乱。湖广总督瑞瀓见报后，大感惊恐，即令人封闭《大江报》，将詹、何二人捉拿入狱，并明追暗查党人的活动。
蒋翊武与共进会负责人张武、刘复基等人见形势紧迫，便相约会议起义发动之事。9月12日这天，众党人秘密来到雄楚楼十号刘公所住的杨宅开会。人们到齐后，主持会议的蒋翊武即说：“今日约诸位来此，是拟定反清起义之事。现鄂督端方已率一部清军援川，正是我同志举事的大好时机。今日形势已非昔比，仅新军中同志就已近三千，经过联络同情革命者约四千，与革命为敌者不过千把人，成功指日可待。”
蒋翊武话音刚落，文学社骨干、《大江报》总编辑刘复基即接言道：“自广州起事新败，海内外革命同志莫不把眼光转和武汉，看来我们肩负着反清革命的重任。昨天，我听说又收到同盟会中部总会转来的黄公克强先生的信，信中对我辈举义、光复中华寄以厚望，可说说此事么？”
蒋翊武听了这话，便对刘复基和众人说：“克强先生的信我带来了，现念给你们听听。不过，这不是原函，是抄件。”说着，他从衣袋中掏出一张纸片，向众人念道：
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天民、芷芬两兄来，始悉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进取耶？
黄兴顿首
蒋翊武念完信，接着又说：“克强先生的信后还附有一首好诗呢。”
众人连忙又要蒋翊武念诗。原来，这是黄兴和谭云凤的一首感时之作。蒋翊武应大家之请，便一字一吟地念起诗起来。其诗云：
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众党人听了黄兴的信和诗，都感兴奋。
大家正沉吟间，张武起身激昂地说：“现在鄂中情势正好。去今两年，湖北各州县连遭水灾，饥民流离失所，众怨沸腾。只要我们首先发难，鄂中父老百势必响应。如今四川保路风潮正紧，武汉绅商市民也对鄂督不满。瑞瀓抓了詹大悲，封了《大江报》，造成全城学生和青年激愤，人心动荡。端方入川，军队调走了一半，造成鄂中军力空虚，这给我们有利时机。在这种情势下，只要我们两处联合一致，同心协力，共谋义举，抓紧成立起义机关，统一指挥，定能夺取反清革命胜利。”
孙武本是个傲慢的人，且刚愎自用，人们都感到难以与他与共事。文学社的人曾多次与他联络，要求联合反清，但总未能取得结果。只是后来迫于形势，他领导的共进会才与文学社实行联合。不过，孙武与上海的宋教仁、北京的吴禄贞以及湖北京山的刘英都有密切的联系，革命意志十分坚决。蒋翊武听了孙武的这番话，十分高兴，便说：“尧卿兄所言极是，只要我们携手合作，何愁大事不成。我在此提议，刘公为我们的共同领袖。待反清革命成功后，刘公即为湖北军政府总理。大家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