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夏秋之间，欧洲第三次反法联盟组建。拿破仑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对各国采取了相应措施。当奥地利军队开始向毗连意大利北境的蒂罗尔调动部队时，拿破仑立即抓住机会，助长奥军的这一行动，借以分散联军兵力将敌人拉开。他决定采用激将法，指示外交部长塔列朗向奥国大使提出警告，说：“告诉奥国大使，我等候他的答复。假使我不能获得答复，那我就进入瑞士，并结束我的海岸营区；我不允许在蒂罗尔有任何军队，奥军必须返回原驻防地，否则，我就要开战。”发出这样一个照会，等于是明白无误地暗示奥地利人，法国将和以往一样，打算从意大利方向实施进攻。这正是拿破仑要用外交手段传给奥国军方的。结果，奥地利果然中计，迅速向意大利行动，把主要兵力由查理公爵率领放在意大利，给法军下一步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战争开始后，法国却从多膨河谷攻入奥地利，轻取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迫使奥地利投降。
使用激将法，虽然自己的意图显示于敌，但敌方为气所激，忘记轻重利害，贸然作出决定，误陷我方之计。拿破仑对奥地利指手划脚，奥地利有意与他对着干，恰恰中了拿破仑的调虎离山计，从而败数已定。
斯大林破祸水东引之计
1938年，欧洲大陆风云变幻，战争危机日益临近。希特勒一面大肆叫嚣消灭社会主义前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首先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他们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却企图诱使希特勒向东进攻前苏联，挑动苏、德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他们则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具名昭著的”祸水东引”政策。为此，英、法卑劣地屈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欧洲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危胁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前苏联力图采取行动，阻止和打击希特勒的侵略．行径，维护和平。为此前苏联向英、法两国提议，举行王国会议，建立一个针对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同盟，共同抗击德国的战争计划。英、法政府虽然参加了与前苏联的谈判，但毫无诚意，心中仍怀有怂恿德国进攻前苏联，使两个潜在敌人共同消亡的“祸水东引”鬼胎。三国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前苏联此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前苏联党看到美、法政府一意孤行地要把德国推向侵略前苏联的道路，如果再要同英、法结盟共抗德国绝无可能。而前苏联要与德国单独作战，在目前的情形下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斯大林周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看到，尽管希特勒无比仇视前苏联政权，但他却不敢冒首先进攻苏联的危险，希特勒的算盘是先向西方扩张，击败法、英，统治整个西欧，然后再掉转头向东方进攻。面对着前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重大威胁，面对英、法政府的险恶用心，斯大林和前苏联党决定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前苏联摆脱严重困境和危险。
恰在这时，希特勒已决定实施侵略波兰的”白色方案”；同时，他也周知莫斯科正在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希特勒深感忧虑，他害怕一旦英、法、苏三国结盟，他将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况，而且他也难以实行他的”白色方案”。因此，希特勒在1935年5月到8月间一再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向前苏联政府表示，格国无意入侵前苏联，希望改善苏、德关系，使苏、德关系”安定化、正常化”。到了8月20日，希特勒已经急不可耐，因为9月1日就是德国向波兰动手的日子。希特勒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前苏联同意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就在这不久以前，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前苏联发动进攻；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又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前苏联有腹背受敌的现实危险。在种种危机下，前苏联政府终于做了重大决策：同意里宾特洛甫前来莫斯科。
1939年8月2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拥有同前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经签字便立即生效的大权，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条约规定：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进行侵犯和攻击；缔约双方之一，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决不支持第三国；缔约国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国家集团。条约规定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前苏联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反而爆发了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英、法两国怂恿德国侵略，自食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大加称赞前苏联这一政治外交策略，说这是美、法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条约》的签订为前苏联赢得了23个月的宝贵战备时间，它利用这段时间迅速扩军，加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工业，加紧储备战争物资，这对前苏联赢得战争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条约》签订还加深了德、日之间的矛盾，打破了德、日的反苏反共统一战线，因为德日之间早有约定共同反苏并互相支持。正当日本在远东地区向前苏联发动进攻时，德国竟同前苏联互定决不侵犯对方，这大大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苏计划。日本平沼内阁受到谴责，不久宣布下台。这以后，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步调从未统一过。1944年6月德国攻进前苏联，要求日本从东线配合行动，日本却一动南进，偷袭珍珠港，对德国紧急呼吁不予理睬。
现实中的政治和国际政治是极为复杂的，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中的敌我阵线是千变万化、变幻莫测的。高明的领导者必须随时准确地．把握局势，清醒地估量矛盾，必须能充分地利用对方相互之间的矛盾，及时变换策略，纵横排固，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这样才能常保不败之地。
马歇尔选拔艾森豪威尔
1939年，马歇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以后，就以很大的精力为陆军选拔人才。
1941年7月，身为上校的艾森豪威尔被调到得克萨斯州的第三集团军任司令部参谋长。他在一次大规模的模拟演习中受到了司令克鲁格将军的赏识。正是这次演习结束后，马歇尔要求克鲁格推荐一名适合任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人选。克鲁格当即推荐了艾森豪威尔，并且作了很高的评价。马歇尔把艾森豪威尔的名字记了下来。
艾森豪威尔的仕途上还有一层障碍。他长期跟随麦克阿瑟，被人们看作是麦克阿瑟的人，而马歇尔与麦克阿瑟是有隔阂的。尽管如此，马歇尔仍然认为，个人的恩怨不应影响对艾森豪威尔的使用。
回到华盛顿以后，马歇尔把助手克拉克将军召来，请他也推荐10名作战计划处处长的人选。克拉克说：“我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我想推荐的只有一人。如果非要10个不可，我只能在此人的名字下面标上9个‘同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马歇尔追问说：“艾森豪威尔”。不久以后，马歇尔便任命了艾森豪威尔为作战计划处副处长。
马歇尔对艾森豪威尔不了解，因此想亲自考察一下。在艾森豪威尔报到的那一天，马歇尔简明扼要地向他介绍了西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然后问道；“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什么？”艾森豪威尔沉默了一会儿说：“请让我考虑几小时。”几小时后，他把结论告诉了马歇尔。这一结论正和马歇尔自己的结论是一致的。从此，马歇尔便十分信任艾森豪威尔了。不久，马歇尔又提升他为作战计划处处长。
艾森豪威尔任处长期间十分称职，而且解决了许多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1942年6月，在马歇尔的提议下，艾森豪威尔超过了陆军中许多高级将领，成为欧洲战区司令。同年11月，又由于马歇尔的提议，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进攻北非的盟军统帅。
艾森豪威尔的私生活不够检点，他在欧洲任战区司令时，曾从伦敦选了一名美貌迷人的女司机。她名义上为艾森豪威尔开车，实际上成了艾森豪威尔的情妇。这一切都没影响马歇尔对他的信任。1943年12月，在马歇尔的支持下，艾森豪威尔又成为盟军最高统帅。
战后，美国陆军部长史汁生十分钦佩马歇尔慧眼识人的本领，曾对马歇尔说：“将军，胜利的首功应该归于您，因为是您选择了艾森豪威尔。”
慧眼识人对一项事业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是人才，则应不拘一格的提拔。
史密斯向周恩来表示友好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是位美国将军，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1954年，他随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除非是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惟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星期里，史密斯将军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攀谈。虽然这种交谈是随随便便的，但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意义。周恩来总理决定直接同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史密斯正在柜台前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朝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之后，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像，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周恩来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伸出手来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原来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他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周恩来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见面时用肘碰了一下周恩来的胳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韩褒缉盗
北周时，韩褒出任北雍州刺史。当时州北部的山里盗贼经常出没，为害甚大。韩褒经过秘密察访，知道这些盗贼都是当地的豪强。表面上他装作不知道，对他们厚加礼遇，说：“本刺史是一个书生，哪里懂什么缉拿盗贼，希望诸位能和我共同分忧。”暗里他又把当地那些统骛不驯、为害乡里的人召集起来，委派他们做捕盗的首领，还划分了地段，分片负责；如果有盗贼活动而不能拿获归案，就以故意纵贼论处。这伙人一看，没有不害怕的，纷纷揭发某某盗案是某某人所为。所有作案人的姓名，都被一一列出。那些逃跑或躲藏的，逃匿的地点也全都被告发出来。
韩褒藏好了这份盗贼名单，便派人在北雍州的城门旁贴了告示说：“凡是做过盗贼的，迅速前来自首；可以免去他的罪过；如果一个月之内不自首，一旦拿获，就将公开处决，他的妻子也要赏给早来自首的人。”这个布告一出，十来天的时间，那些盗贼们纷纷前来自首。拿出名单一查对，一个错的也没有。韩褒言而有信，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改过自新。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盗贼活动了。
缉捕那些凶悍的盗贼，困难确实不小，韩褒采取了“以毒攻毒”的策略，有宽有严，区别对待，并且言而有信，因而根快地平息了盗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