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复的老爸是杨于陵。他老爸当年很受浙西观察使韩滉的赏识，据说韩滉对妻子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比这个书生命好的。他后半辈子肯定又长寿又富贵，生个儿子的话肯定是宰相。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于陵。杨嗣复出生的时候，韩滉摸着他的小脑袋说，名望和官位肯定都比他老爸强，真是杨家的喜庆啊，就把他的字叫做庆门。后来杨嗣复果然一路做到了宰相，老爸还活着在朝廷做官的时候他就已经比老爸厉害了。
在历史上，李珏作为大臣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据说文宗临终前以敬宗的儿子陈王为太子，他让宰相李珏等大臣奉太子监国。文宗死后，宦官和宰相在一起商议立谁为皇帝。李珏说，皇帝已经让太子监国了。但太监仇士良等人贪图拥立的功劳，不顾文宗的遗愿立文宗之弟颍王为帝，是为武宗。武宗即位之后，大家都为李珏担心，他却淡然处之，说，我们做臣子的，也就是知道奉命行事，至于宫中其他的事情我们哪能参与。不久之后，他还是被贬到了外地。
从这个李宗闵的“兄弟”来看，牛党也并非坏人。看来的确应该为帝国感到悲哀，这些大臣们如果论智慧、操守、人格都堪称典范，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党争的泥潭无法自拔，如果帝国没有长达四十年的党争，如果这些帝国的大臣们能把门户之间摒弃一旁，那估计帝国晚期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何况，牛党里边的“三杨”兄弟的形象就不那么好了。
“三杨”跟白居易的关系都很好。白居易24岁中进士，这位名满京城的少年进士到处拈花惹草、风流快活，到了36岁才与杨虞卿的堂妹结婚。他喜欢喝茶，据说当年杨虞卿、杨汉公兄弟曾经从不同的地方给他寄好茶，一时引为妙谈。
“三杨”以杨虞卿为首，他跟李宗闵的关系最好。他在官场上本来是一帆风顺，后来做吏部员外郎的时候，因为对下属管教不严，犯了几个错误，被停职。李宗闵成为宰相后，把他从家里叫了出来，让他做左司郎中，然后一路高升，一直给事中。
据说，后来李德裕入相，文宗跟德裕说据你看现在朝廷官员的情况怎么样？
德裕说，官员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朋党。如果皇帝能够多用一些中立的人，那么朝廷就可以大为改观了。文宗说，恩，这个我听说了，杨虞卿、萧潜、张元夫就是党魁。德裕趁机说，那么就把他们贬出去做刺史算了。
李宗闵听说后，赶紧跑到皇帝跟前为自己辩护，说李德裕长期在外边做官，对朝廷的朋党没有了解的多，他因为早知道杨虞卿营党结私，所以才没有给他好一点的官职。
李德裕针锋相对的说，难道给事中还不够好吗？
唐代的给事中位五品上，掌管读署奏抄，驳正违失，诏敕如有不当，也可以涂改后奏还，号为“涂归”。又与御史、中书舍人审理天下冤假错案，因此算是比较有权力的官员。
李宗闵一下子哽住了。杨虞卿被贬了出去，李宗闵也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来李德裕被罢相，李宗闵又回到中央，杨虞卿也杀了回来，还做到了京兆尹。
杨虞卿这个人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很密切。因此，他在朝中是出了名的路子广、办法多。很多人为了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帮忙，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他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三杨”兄弟在京城靖恭坊买了一套别墅，号称“靖恭杨家”。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靖恭坊每天从早到晚就基本得不了半刻的安静。杨氏兄弟在此接待各种各样的宾客，整体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比宰相府都要人热闹很多。不过，经过这儿的事情往往都要容易办一些，因此大家都把杨宅称为“行中书省”。
后来，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李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任京兆尹，对于李训、郑注的“大事”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因此，他们自然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另外换上自己人。
这时的京城忽然有谣言四处流传，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郑注为皇上制药，专门取小孩子心肝。这事不久就风闻到皇上耳中，气得龙颜发紫，下令调查这个谣言的根源。这个谣言表面上是冲着郑注而来，其实骂的皇上，等于说皇上是食人心肝的禽兽。调查人员一了解，京兆尹杨虞卿府中传播此谣最盛。大太和九年六月戊辰，皇上怒之下圣谕御史大夫郑注拿京兆尹杨虞卿入御史狱。
这可是件大案，负责审讯、录口供的都是御史大夫郑注，杨虞卿当然只能自认倒霉。因此结果马上就出来了，杨虞卿被判死刑。皇上看完了全部案卷，又特地召集各大臣庭议。
李宗闵使出浑身解数，拼死营救杨虞卿，弄得皇上龙颜大怒，要将李宗闵和杨虞卿一并斩首。反而是郑注出来替李宗闵说好话，皇上才叱出李宗闵，叫他听候发落。不久圣谕贬宰相李宗闵为明州刺史，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其他一干“党人”也都被贬出京。
这一贬之后，李宗闵再也未能回到京城。
就这样，李宗闵一手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盘根错杂的党派组织，可惜玩得不太好，把自己也搭了进去。据说他平时很是任侠好义，对属下很宽厚，这么说来，他其实与香港电影里边的古惑仔很是相近。那帮人也讲义气，也搞社团，也排斥社团之外的人，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是帝国的宰相。
问题正好在于这儿。作为唐帝国的宰相，他的确是毫无建树，令人失望不已。尤其可恨的是，他的挟一己私怨，拉帮结派，这严重干扰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文宗为此心痛不已，他眼看着以李宗闵为中心的党派斗争，不由得感慨，去河北诸贼容易，去朝廷党派难。
这是文宗的无奈，也是帝国的无奈。随着武宗朝、宣宗朝党争当事人的自然死亡，“牛李党争”也走到了尽头，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在政治的互相倾轧中帝国的空虚与无奈，黄昏向晚意，青山何依存？
帝国在党争的泥淖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四十年，它还有精力迎接晚霞的绚烂吗？
还好，帝国晚期最杰出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凄迷与惆怅。
李商隐：在党争的夹缝中挣扎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就在李德裕、牛僧孺及其各自的“党人”们互相攻讦的时候，朝野中还有大批无法置身事外的官员。他们一如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百姓，想中立而又无法中立，想有所偏向却又无法选择，于是只好在两派的打击排挤下痛苦挣扎。帝国晚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李商隐便是最典型的代表。
李商隐，也叫李义山，唐文宗开成二年进士及第。跟大部分唐代士子一样，他也很看中门第，因此老在诗里边强调他是皇族同宗。经过后人的考证，发现他的确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不过估计是因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所以基本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这种身份。
既然无法证明，当然这种身份也给他带来不了什么实际利益。唯一的好处是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说出去不丢人，那时候有很多士子觉得自己的姓默默无闻，听上去一点也不响亮，甚至与自己的才华、声望一点都不配，于是便改姓，随便把当时高门大族的姓拖一个过来，于是摇身一变，就成为世家子弟了。这种行为很正常，大家都乐呵呵的互相欺瞒，没有人会认真地去考察你的姓到底是不是真的。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从这来看，李商隐家里从高祖开始便没有出过什么大官，虽然也算是书香门第，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寒门小户。
不幸的是，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他是家中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家里边没钱，而弟弟妹妹们还小，他就要做很多杂活来补贴家用，他后来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为别人抄书来挣钱养家。
这时他碰上了令狐楚，这是他一生的幸运，却也是一生辗转的根源。他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后，主要跟着一位同族叔父学习。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但他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大约在李商隐16岁左右，他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很赏识这种处于逆境而坚持求学的年轻人，而李商隐小小年纪便展示出来的才情更让他感叹不已。因此，他资助李商隐的家庭生活，鼓励李商隐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并由此进入当地的士大夫圈子。
当时官员给皇帝上奏章、表对都得用骈体文，因此大臣们尤其是地方藩镇都很需要这种文章的写手。写作骈体文的能力不仅仅是为官的基本素质，还是一般士子到幕府谋生、谋求仕进的重要手段。
令狐楚是写骈体文方面的“行家”，他不仅仅聘任李商隐为幕僚，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还指导他联系写作骈体文。李商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令狐楚也很满意。甚至在令狐楚病危之际，他需要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他想到的也是李商隐，他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写。
基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爱，李商隐自然是非常感激，他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还曾经写了一首诗给令狐楚，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及自己的踌躇满志的心态。
令狐楚给他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同时却也给他种下了一次次绝望的种子。
唐文宗朝，知贡举的是令狐楚儿子令狐綯的好朋友高锴，因此在令狐綯的大力举荐下他中了进士，算是取得了正式步入仕途的资格。朝廷授予他弘农尉一职，但估计是年轻气盛，他惹恼了上司观察使，于是被罢官回家。不久之后，他又在令狐楚的帮助下官复原职，参加官员选拔考试中选，被召唤到京城听候任用。
王茂元是河阳节度使，他平时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才子，觉得很不错。就像朝廷上了一表，让李商隐到河阳做掌书记，还把女儿嫁给了他。王茂元死了，李商隐回到京师，很长时间得不到升调，他只能谋求幕府官一类的官职。桂管观察使郑亚府正好需要人，他想也没想就直接过去了，这下惹了大祸。
令狐楚属于牛党，他的儿子们当然也属于牛党，按道理李商隐出自令狐楚的幕府，而令狐楚一家关系亲密，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牛党。但王茂元跟李德裕关系很好，而郑元亚也是公认的李党。李商隐先是跟王茂元打得火热，还娶了王的女儿，王茂元的死算是一个转机，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下一步是转向李党还是牛党。
结果他选择了李党。入郑元亚幕府成了一个标志，牛党成员已经对他彻底绝望了，令狐楚的儿子们更是对他深恶痛绝，认为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因此当他从郑元亚幕府两手空空地回到京城时，他发现一切都已经变了。
这时令狐綯已经当上了宰相，掌握着官吏升降的权力。李商隐兴冲冲地跑去拜访令狐綯，却受了一鼻子的灰尘。李商隐也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据说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另一方面，出身牛党的李商隐自然也得不到李党成员的信任，在和他交往的人里边，既有李党成员也有牛党成员，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被看作是牛党成员，对他很神往。据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都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曾经两次进入秘书省任职，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县尉一样的小官，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李商隐个人的悲哀在帝国落日的黄昏里被不断酝酿，最后酿成一杯又一杯的苦酒，他自斟自饮，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求感情的宣泄和升华。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大量隐晦蕴藉的无题诗；正是如此，他才能直逼帝国的本质，更深刻地体味到帝国晚期的无奈，更深刻地认识到帝国走向崩溃的必然。
在一个黄昏，登上郊外的小山丘，他回首看了一眼夕阳笼罩下的京城，诗句脱口而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时，帝国和他庞大的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各自为政的藩镇都在夕阳的余辉中惬意而安适，没有人听到李商隐在小声地问自己，以后还能享受这样的夕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