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当大家庭要败落的时候，往往都是从家里边闹起来的。探春是个聪明人，她看得很清楚。可惜的是，贾府里这种聪明人太少了。大唐帝国也是如此。当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逐渐消散的时候，大家便在内部互相闹腾起来。这一闹，就是四十多年，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两党的首脑人物去世，党争也终于宣告结束，但大唐也快奄奄一息了。
李德裕杀佛
有人认为，说李德裕结党是不正确的，结党的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德裕不过是反对他们罢了，当然凭借李德裕的才能、声望及个人魅力，其他也反对牛李的人便都尊他为首。李德裕这个人一生最为辉煌的是，跟武宗这个搭档一起打造了“会昌之政”，风风光光地做了六年宰相。
李德裕出生于公元787年，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他的家世很好，算是名门望族，老爸还是唐宪宗统治时期的宰相李吉甫。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他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好汉。
他一向很鄙视科举考试。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科目里边最为世俗所看重的是进士科考试，每年就录取二三十个人，大概相当于几百比一的概率。考试的内容是诗歌和对策。唐代是诗歌最繁荣的时期，那是无论在地里边耕地的农夫，还是在家里织布的农妇，都动不动就念出一首诗来，大家也不以为意，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年唐宪宗的宠妃杜秋娘就是凭借一首随意想到的诗，先打动了李琦，后来又打动了唐宪宗，成为最受宠爱的“秋妃”。在这种环境下，进士科考试内容里边诗歌便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李德裕忍受不了这种事情，虽然他的诗也写得很好，但他始终坚持把诗看作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品，最为重要的进士科考试却把它当作衡量考生素质的重要标准，实在太荒唐了。
于是，当他老爸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他说，那东西华而不实，没意思。有一个当宰相的老爸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面不红、心不跳，气定神闲地这么说话。当时做官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凭门荫做官，三是干谒权贵，推荐做官，四是到地方长官手下帮忙，寻求上进的机会。因此，对于宰相的儿子来说，即便他不参加科举考试，想当官也是轻而易举。
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很鄙视科举，不过他没有当大官的老爸；也不想跟那帮可怜的文人一样在幕府做刀笔吏，低声下气。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四处干谒权贵，想凭借自己的能力打动某个达官贵人，坐取公卿，直接做大官。蹉跎了好多年，落魄街头无数次之后，他才通过玉真公主的渠道当上了翰林学士。李德裕就简单多了。
有这么一个胸怀大志的儿子老爸当然很欣慰，他先让德裕凭门荫补校书郎。然后安排他到外边的藩镇去做幕府。理由是老爸在朝廷里边当大官，儿子也在朝里影响不太好。不过，老爸当然也不会让他吃亏，让他跟着太原节度使张宏靖，做掌书记。过了三年，张宏靖调入中央，李德裕也以从官的身份到了中央做监察御史。
有宰相爹爹铺路、提拔，再加上自身具备不错的政治、文化修养，李德裕前半生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一路高升，直到他“子承父业”，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0年—846年）任宰相。
不过宰相老爸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最大的问题便是老爸当年做宰相的时候惹了牛僧孺、李宗闵，所谓父债子还，他们便把对李吉甫的怨恨发泄在李德裕身上，朋党之争就是这么开场的。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选士，李宗闵、牛僧孺在对策时，在卷子上议论时政，语句讥讽宰相李吉甫，得到本来就对李吉甫不满的主考官的认同，因而把他们评为上第。李吉甫见状，到宪宗面前哭诉，并说李、牛二人与主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便把几个主考官都贬职，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长期得不到升调。这么一来，李宗闵和牛僧孺便恨上了李吉甫，而作为坚决维护老爸权益的李德裕当然也被他们恨上了。
唐朝诗人李商隐是李德裕的朋友，他曾夸奖李德裕，说他是“万古之良相”。我们不排除这句话带着点儿感情色彩，但客观地讲，李德裕在政治上还真是挺有建树的。
总的看来，首先他主张强化朝廷权威，惩治不服从朝廷的藩镇，维护国家统一。宪宗死后，藩镇又卷土重来，李德裕上台的时候，藩镇很是猖狂；另外，边疆地区的吐蕃等少数民族也很不安分，经常骚扰边境，有时候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时朝廷对藩镇和边疆纷乱的处理意见也不统一。一些大臣主张以姑息纵容。李德裕则是坚决的主战派，他继承的是裴度的衣钵。不仅仅作为宰相在中央主持大局，坚持打击藩镇和少数民族势力；还还亲自领兵平息叛乱，定回鹘，平泽潞，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还主张整顿吏治、反对虚浮之风和朋党结交，重视门第，反对进士浮华。这些措施有效地振兴了朝纲，扭转了长期以来唐王朝积弱不振的混乱局面。
在穆宗手下，他一共当了六年的宰相。这六年，既是他个人最辉煌的时刻，也是穆宗朝的鼎盛时期。穆宗对他非常信任，而他也为了这份信任殚精竭虑，使尽了浑身解数。其中，君臣相得，配合最为成功的是灭佛。
武则天登基之后，佛教长期盛行，各地广建寺庙，寺院开支的恶性膨胀，严重损耗了唐朝国库的资财。唐武宗李炎信奉道教，他登基之后下诏废佛，得到了李德裕的大力支持。
子不语怪力乱神，李德裕也是如此。早在唐武宗登基之前，李德裕便跟和尚们有过几次“纠葛”。
自元和后，朝廷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剃发为僧。徐州的节度使王智兴很有经济头脑。根据经济学原理，若某种资源供不应求的时候，则可以人为规定一个较高的价格而不以消费减少作为代价。王智兴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和尚名额是非常非常紧俏的资源，他便先向皇帝上书报告，说马上就是皇帝的生日了，他为了表示忠心和孝心，要修建一个坛，招募和尚来为皇上念经祈福。皇帝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
王智兴有皇上的同意在手，他便到人力来市场上发布消息说，我这个地方有和尚的名额，二千大钱一个，先到先得，售完为止。
做和尚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缴税，因此当时有好几口人的家庭看到只要花两千钱就可以让一个人免税，都纷纷地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当和尚。本来徐州在淮河北面，河对面的老百姓们眼见有这种好事，也都冲了过来，一时间淮河上交通一片混乱，堵船情况严重。
这引起了李德裕的注意，他调查了一下，结果大吃一惊，赶紧向皇帝上表，说我发现王智兴把赚的钱都塞在腰包里了，但江淮沿岸一下子好多人都不纳税了，以后国家的钱粮怎么办啊；另外，淮河上的交通状况堪忧，由于人太多而且普遍素质都不高，淮河的水面上都飘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再不禁止这种行为，估计以后我们又得投入巨资去治理淮河了。
皇上一听觉得很对，赶紧下诏禁止。
另外一次是，亳州的和尚宣称他们发现一口可以治病的泉水，号称圣水。周围的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虽然都没有试过，不过都相信这水的确很有灵效。结果南方的人便每十家选出一个代表去取水，每斗水三十千钱。李德裕听说后，立刻让人把那几个和尚抓了起来，他说，以前吴国有圣水，宋国、齐国有圣火，但最后证明都是假的。你们还想继续骗人，没门。
不过这个故事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和尚是越来越喜欢故弄玄虚了。武宗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兴致冲冲地跑去跟武宗说，他会做一种独门兵器——剑轮，具体是什么东西没人知道，但据他说打起仗来威力无穷，武宗也跟我们一样想知道这独门兵器到底长什么样，便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试做。可惜，他半年多了什么也没做出来。失望之余，武宗便把他杀了。
武宗是越来越讨厌僧人了。主要的原因还有他宠爱道士，妄图长生，而且大量僧侣的存在让国家失去了很多税收，这也让他很不爽，于是他决定灭佛，这与李德裕一拍即合，而佛家的劫难便开始了。
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起，武宗正式拉开灭佛的序幕。
武宗和李德裕当然不傻，他们深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采取稳扎稳打逐级推进的方法。
先是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财产。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家都没话说。然后他又下令限制每个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这么一来，僧侣的数量被控制住了，只可能减少而不再可能增加；另外不能蓄养奴婢的禁令也让僧侣们很不爽，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没有丫环小厮侍候的生活，于是就回家去老婆去了。结果，这两个法令下发之后僧侣的数量急剧减少。
两年后，也就是会昌四年，武宗觉得大家还是对佛教很感兴趣。李德裕提醒武宗，灭佛的关键还在于人心。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无过乎百姓对于佛牙、佛骨的供奉。当年宪宗那一次声势浩大的迎佛骨活动正是最好的证明。
武宗恍然大悟，他对那些所谓的佛骨、佛牙不感兴趣，于是规定，不许供养佛牙。当时在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供有佛指骨，武宗下旨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第二年，武宗眼见佛教势力越来越弱了，同时中央也很需要用钱。他决定给佛寺与最后一击。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的全部还俗，后来觉得40岁还很年轻，便改为50岁，最后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官方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和尚们都还俗了，即使剩下几个也是老态龙钟，自己的饮食起居都成问题。为了让他们互相有个照应，武宗下令裁并天下佛寺。每个州只能留一座寺庙，如果寺院破落不堪，就全部废毁。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个寺庙，每寺留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30人。
这一下，天下一共拆除4600余所寺庙，26万多僧侣还俗。
没了寺庙，没了和尚，那么僧侣名下的奴婢就获得了解放，寺庙名下的田产则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的财产。这一来，国家凭空多出了膏腴的田几千万顷，国家新增15万多纳税人口。
所以，灭佛其实给帝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人口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土地增加了，国家综合实力也就上升了一个档次。当然中央政府的腰杆也就硬多了。
所谓有利有弊，佛教受到打击，但道教却趁机进一步发展。到宣宗的时候，中央又用财政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但道教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帝国与道教有太多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然已经有好几个皇帝死在道士的仙丹下，但并不妨碍后来的帝国皇帝们继续寻求所谓的长生之道。
估计是报应吧，李德裕辅佐武宗灭佛后不久，武宗便在道家仙丹的神奇功效里一命呜呼，羽化升仙去了。而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武宗死后，李德裕虽然仍然是宰相，但即位的宣宗并不喜欢他。这一点老于世故的他岂能不知道。心神不安之下，他找来了一位和尚，询问自己的吉凶祸福。
这个和尚估计嫌他以前灭佛，想先整整他，就对他说，“请你结坛，供奉佛像，我坐坛三日后，才能告知。”李德裕老老实实地照办了，三日后，和尚说：你即将有大的灾祸，应该到南方万里之遥的地方去避难。
李德裕大怒，把和尚训斥了一顿。并问和尚说，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
和尚指着地上说，从这儿挖下去可以挖到一个石匣，你试试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得了。
李德裕果然挖到了石匣，他又让人找来了和尚，让和尚再帮自己看看。和尚又坐坛三日，跟他说，你南行的时间，不过旬月之间，无法躲过。
李德裕很郁闷，说在我有生之年还可能回来吗？
和尚掐指一算，说，没问题，你一生应该吃一万只羊，现已吃九千五百只。你在南方吃不完五百只，所以会北还，归来后继续吃。
李德裕面色惨然地说，师父果然神妙。我过去梦见在晋山中，十多个牧羊人对我说，这上万只羊，都是供你一生吃的。可见冥冥之中，确有天意。
过了十几天，振武节度使派人送给李德裕五百只羊。李德裕收下羊后，忽然想起和尚的话，心中大惊，赶紧找来了和尚。
和尚长叹道，羊数凑足了，你恐怕没法回来了。
李德裕可怜巴巴地问道，我不吃这些羊，还能避免吗？
和尚摇了摇头，说，羊已收下，那就是你的了。
再过十多天，李德裕便被贬为潮州司马；接着，又贬为崖州司户。而且果然没能回到北方。
这不过是小说家言，并不能当真。不过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们往往会把他们对于皇帝大臣的看法和意见编到种种传说、掌故当中。武宗灭了佛，但却在道家的仙丹作用下死了，而李德裕作为灭佛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于是，正所谓因果报应，老爸惹下的麻烦给他添了很多事情，这还不算；轰轰烈烈地灭了一次佛，最后又是在佛家的预示下死在南方。
对此，李德裕或许很无奈。不过，无奈的不仅仅是他，还有牛僧孺。
牛僧孺：再度归来的无奈
如果按照曾经担任过的官职来看，牛僧孺也算是帝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曾经在穆宗朝、文宗朝两次出任宰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老了，人老了，帝国又向着黄昏走了一程，当牛僧孺第二次入朝为相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远远地落在了中央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的背后，于是便只剩下了无奈。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牛僧孺大概属于抑郁型气质的人物。对抑郁型气质通俗的解释便是这一类型的人即难以长时间保持兴奋，又难以长时间保持情绪低迷，也不能很好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因此，他大概便是极端温和的那一派，就像一个憨厚的老农，虽然也有幻想，却只是明年老牛生一头小牛，把小牛养大卖掉，用钱再购置两亩地一类的想法，他一切的出发点是安安稳稳地守着土地过日子，这样的生活平静、温馨、安逸，当然最重要的是给他安全感。
牛僧孺就是这么一个人。纵观他的一生，轰轰烈烈的功业是没有，当了两次宰相也是不温不火，稍微有点挫折他便立刻上表请求皇帝把他调到一个不太重要的藩镇去过他的小日子。
他第一次当上宰相是在穆宗朝。当时穆宗非常欣赏他，这首先是因为他当时还是很积极的，凭着年轻人的干劲给穆宗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另外还因为他运气比较好。
宪宗的时候，他的仕途不是太顺利，因为在元和三年那场科考里边，他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本来是主要针对宦官的，但同时也得罪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因此，他只能辗转于各个藩镇做官，在中央外围打打游击什么的，一直没能进入中央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