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之祸
公元905年三月，唐朝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之位空出，朱温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客将张廷范出任太常卿。裴宰相很温和并很直接地拒绝了朱温，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该由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是“胥吏”，很不巧，按照惯例，正好与“清流”相对。
朱温真是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也是个形式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此时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
该年五月，出现星变。朝中另一位非清流宰相柳璨——此人不是不想入清流，是清流人士认为他出身贫贱不要他——跟朱温讲，朝中这些士大夫对您辅佐天子的行为很不满，常妄自议论，如今天有异象，据星象专家解释，这预示着君王大臣将有大难，应该是以刑杀来应对天象。
朱温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柳璨说这些话的意图。一个饱受仁义道德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居然一开口就是杀戮，比他这个武夫阴损狠毒之心也好不到哪去。朱温很明白，柳璨要他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他当时还很犹豫，但当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讲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滚蛋时，他有点心动了。第一，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为他着想；第二，张策的理由很符合他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高的。
接着就是谋士李振，这位在科举考试路上走得一点都不顺畅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考不上，就是因为这些人垄断了中举名额。他跟朱温讲，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这些家伙的功劳。他们常自诩清流，大王以后要想成大事，非做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是非分明。恨这个就必须爱那个，重这个就必须轻那个。他们肯定站在一边，即使站错了，他们也维护这一边的利益。如今，这些人都站在唐天子这一边，所以，必须要杀掉。
朱温被说动了。同时，他又想起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心中的火被点燃。几天后，他命令昭宣帝下了两道旨，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都是清流人士，他们被贬，自然引起了其他清流人士的愤怒。朱温对付这种愤怒的办法很简单，继续贬斥。于是，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被逐出朝廷。在这些人之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之士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昭宣帝的名义逐出朝廷到去做地方官。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以昭宣帝名义下旨，聚集了裴枢等被贬高级官员三十多人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并在一夜之间将其全部杀掉。杀掉的借口是：皇帝的意思。
一直考不中的李振又站了出来，跟朱温讲，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永为浊流。
朱温大笑，然后就同意了。三十多具尸体被扔进了黄河，转眼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后来的历史把发生在白马驿的惨案称为“白马之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把不肯依附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都诬为朋党，因此而被杀掉的有数百人之多，朝廷为之一空。
这位亲爹也是儒生的武人永远不会想过，他砍掉的不仅仅是几百个人的脑袋，而是在中国本土经营了多年的一种制度。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被称作是士族制的时代。诸多知识分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下，让中原形成了一个炫耀家世、门第为特征的所谓士族门阀特权阶级。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都非常优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扩大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力。为了排除这一特权阶级，加强皇权，从隋朝开始，皇帝实行以科举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任用官吏的尝试。这种方法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士族制度依旧存在，他们把持着一个朝代最重要的部门，也提携着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才。
这些人自诩门第高贵，是清流，对出身卑微的则蔑视为浊流。这样一来，虽然有的人具备卓越才能，但因为出身门第不高，只好久居人下，从而使一般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自然，对所谓清流的高级官僚的憎恨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事实上，我们从隋唐的历史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不怕死似地排斥着一般知识分子，他们的终点肯定不是在黄河。整个隋唐时代，他们的确为中国的官方文化创造了一般知识分子不可以也不可能创造的价值。自有中国以来，“文化”一词就是上等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们垄断着知识界，让一般知识分子在门外长叹与愤恨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们错误地把这种垄断延伸到了权力上来，那就是末日了。
唐朝末年，杀进长安的黄巢就是一名怎么也考不上的书生。从此人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考不中并不是清流人士搞的鬼，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和他一样，许多出身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能力忽略不计，而在士族特权阶层的客观问题上寻找问题。
如他们所愿，他们找到了。
李振、张策就是这样的人，当时的宰相柳璨虽然能进入权力中枢，但并不能融进清流人士圈里。这三个人的愤恨可想而知。当你总想得到一种东西而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让你疯狂。
既然不能得到，就毁掉它。这是中国人历来做事的指导方针。而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的就是清流人士裴枢。
张廷范这个人是否有能力任太常卿，裴枢并没有考虑。当初，他回绝朱温的理由是那么地简单又那么地直接。“挟天子”的朱温在这位宰相眼里肯定是一个小丑，并且还是个不要脸的小丑。朱温一提要自己的人来任太常卿，他立即想到的是此人有安插亲信的嫌疑。于是，他一口回绝，理由就是，这个位置的人应该是这样的，绝对不能是那样的。
可他不明白，在敢和皇帝叫板的武臣面前，他一个知识分子的理由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于是，他用清流人士的立场与坚贞给了一般知识分子摧毁他们的借口。
从这点可以看出，裴枢并不是唐朝的维护者。他只是士族制度的维护者，为了一个“清流”之名而丧失掉了整个唐朝，值不值得，观者一目了然。
但也正因为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才是裴枢，才是清流。就如后人所言，清流是能发表意见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站在第一线上，跟向他们挑战的人做坚决的斗争。即使他们明知道自己的斗争必然失败，也不会妥协和更改。
可也正因为这样，往往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坚持一种自认为是真理的原则本没有错，但他们太看重自己的原则了，以至于在这种原则下，一切事情都显得不再重要。
如果说，“白马之祸”是以裴枢为首的清流人士自招来的，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毕竟，当时他们的原则引起了许多不能进入他们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另外，朱温铲除他们夺取唐朝政权是迟早的事。
但这些人是不是死得有点早？唐王朝虽然残破不堪，但社稷依在。作为社稷的承载者——清流士大夫们没有与社稷共亡，却先于社稷而逝，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
自他们死掉后，五代时期太多的俗的不能再俗的知识分子纷纷登场。这些在野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起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重任，而当他们毁掉肩负重任的人时，却是那么毅然决然。
“白马之祸”岂止是一群士大夫的灾难？又岂止是一种制度的灾难？大概还有中华民族的一种癌细胞在里面吧！
卖主求荣的驰名商标：苏循
帝制时代容易产生忠贞不二的爱国之臣，更容易产生卖主求荣的无耻之徒。大唐臣子苏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苏循出身名门，唐昭宗时官至礼部尚书。但是，这个官职真是对他的一种讽刺，他不但不懂得为臣之礼，反而向封建礼仪提出挑战。
此人天生的一副媚相，很善于察言观色，承颜顺旨。唐昭宗迁都洛阳后，朱温的势力日益强大，朝中诸多有正义感的大臣都告诫皇上，要提防朱温，不能让大唐江山落入这个武夫之手。当朱温雄赳赳地进入朝廷并且把持了唐王朝的朝政后，许多大臣见大势已去，就都跑出朝廷，或是回家务农或是隐居山林去了。但作为礼部尚书的苏循对朱温的无礼行为非但不制止，反而笑嘻嘻地迎上去。
朱温被这位尚书大人吹捧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当他想要让唐少帝禅让时，朝臣们都敢怒不敢言，苏循却敢言。他说：“梁王（朱温）功业最大，历数有归，朝廷应速宜恭敬地让出位置来。”
907年，朱温称帝，大概就是因为这位前朝礼部尚书当年的一句话，苏循被朱温封为册礼副使。当了册礼副使的苏循对朱温真是感恩戴德，世界上所有愚蠢人的特点都集中在了他身上，他宁愿当一个武夫手下的狗屁礼部小官，也不愿意当一个帝国的礼部尚书。
有一次，朱温宴请唐朝旧臣，在饭桌上，他假惺惺地说，“朕即位时间不长，恩德不够，把朕置于如此地位的，都是群公推崇之意所致，我很惭愧啊。”
一些大臣都不说话，略有良知的大臣惭愧地要死。而苏循却笑脸迎着朱温的眼神，盼望着朱温能看上他一眼。当朱温偶然把目光移到他身上时，他立即就大赞朱温之功德，露骨地表示，这么大的功劳理应做皇帝。
苏循做了一段时间册礼副使后，觉得朱温对他有点大材小用，他的目标是入阁拜相。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一个职务的能力，他只是知道一切职务都是主子给的。于是，他竭尽所能地谄媚朱温，其谄媚之词让朱温都感觉到了肉麻。他大概是为了不想再听到那些肉麻的谄媚之词，就想让苏循当宰相。
当时的宰相敬翔看到苏循那一副从里到外都无耻的样子，又听说朱温想要重用他，就急忙对朱温说：“圣上刚刚即位，应该选行为正派之人作宰相，以此来扶社稷，定百官。像苏循这样的人，连一个人都不配叫，实在是唐朝的坏鸟，当今之世的狐魅，他们专门卖国取利，不可重用。”
朱温想起来了，苏循是卖了唐朝给自己，那么，谁又能保证他不卖我的王朝给别人呢？万一有人比我当年混得厉害，他肯定也会像当年谄媚我一样去谄媚别人。于是，他下令，让苏循滚回老家去种地。
苏循可不想种地，他就跑到了河中那里依附了朱友谦。朱友谦对义父朱温的做法也不是很满意，又觉得苏循这个人说话很耐听，听得人非常舒服，就把他留在了身边。
李存勖将要称帝时，为了以示对唐朝的忠诚，发出指令寻访唐朝旧臣与名门之士。朱友谦可能是反感了苏循，就把他打发到了李存勖那里。苏循自然乐不可支，屁颠屁颠地跑到魏州行台去见李存勖。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魏州，一看到李存勖的办公室，跪在地上就拜。有人问他此行为作何讲，他说，拜殿啊，天子之殿。
见到李存勖，他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山呼万岁，并且号啕要求做李存勖的臣子。李存勖欣喜异常，因为当时他所有部下虽然知道他要称帝，可并没有正式宣布，没有人行这种大礼。而苏循不远千里而来，一见面就做出了很中李存勖心意的事情，这些人似乎都很惭愧。
第二天，苏循又献上大笔三十支，这些笔本是皇帝御用之物，他告诉李存勖笔的名字叫“画日笔”。李存勖听了这话，像个小孩子一样地手舞足蹈。他找到了知音。一直反对他称帝的宦官张承业听说后大怒，可拿苏循也没有办法，但是，苏循并没有得到李存勖的高官厚禄。因为就在李存勖称帝的前一年，他因为吃蜜雪得了伤寒，死掉了。李存勖称帝后封已经死了一年的他为左仆射。算是对他为自己贡献的那套拜见皇帝的礼仪的回赠吧。
苏循这个人似乎喜欢让别人当皇帝，并且每每都是首倡者。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给自己争取到最大利益，但我们同时看到，当他卖了唐朝皇帝给朱温后，就再也没有皇帝可卖了。因为朱温把他赶走了，还因为他没有活到李存勖称帝，其实，即使他活到李存勖称帝时，李存勖也不可能用他。这样的人坚定一下自己的信心还可，要他为自己分忧，恐怕是个人就能看出来，绝不可。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你帮助了对方多大的忙，只要你的手段和目的不正大光明，你就得不到回报。苏循这个卖主的驰名商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盗墓成为一种艺术
当一切“忠孝礼义”成为每个人的脚底泥后，“慎终追远”和“敬祖宗而远之”的道德规范早变作灰尘。五代的军阀们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活人，连死人也不错过。“侍无定主”的温韬就是见了活人做贼，见了死人做盗的人。
温韬是京兆府华原人，年轻时为了填饱肚子先去做了贼。仗着诡计和卤莽，许多都想填饱肚子的人纷纷投靠了他。于是，他又做强盗。把根据地建在华原县，唐末的藩镇主们一闹腾，唐朝官员根本无暇顾及一个县城。于是，在887年左右，他占据了华原县。
过不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要要扩张势力，就四处招收“养子”。温韬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投奔了李茂贞，成为了李节度使的儿子。
他这个爹也的确有些本事，先后为唐朝皇帝平定了几名想要称帝的叛乱分子，十二年后，李茂贞控制了包括今关中西部、陕南大部以及甘肃东北部分地区。雄心万丈的李茂贞命令唐昭宗封自己为岐王，唐昭宗找不到任何实力和借口不答应。
温韬也借了干爹的光，被唐昭宗封为耀州节度使。已经成为节度使的温韬并没有改掉“偷盗”的毛病，经常在夜晚潜入民家偷东西，略值钱的东西都不放过。
901年，朱温进攻李茂贞。温韬见形势不好，立即投降了朱温。不久，朱温撤走，他又归附李茂贞。对于做错事的孩子，李茂贞以宽大的胸襟原谅了他。
从899年到906年这七年时间里，温韬在耀州做的所有事情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盗墓。唐朝皇帝在其辖境内的各座陵墓都被他和他的军队光顾了。皇陵里的金银财宝都被他取了出来，唐朝历界皇帝的陵墓成了温韬的银行，他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从历史记载来看，温韬和他所效忠的李茂贞并没有拿这些财宝当军费。也就是说，温韬并不是出于“缺少钱财”的目的去盗墓的。
在他镇守耀州的七年时间里，由于李茂贞的战略方针，耀州并无大的战乱。作为五代时期的军人，不打仗就等于无所事事。温韬很可能是因为呆不住，再加上骨子里的“偷盗癖”时刻起作用，他便把盗墓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