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方以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但若提“天地会”三个字，恐怕是妇孺皆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把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方以智和这个黑社会联系到一起。但通过各种资料来看，方以智就是天地会的第一代大哥。这位明末四公子之一，并具备了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中国思想新境界的人，因为满人的入关，最终将思想淡化，而全身心地用实践去证明“反清复明”的苍白真理中来，等待他的必将是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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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公子
中国思想界永远会记得1671年10月初七的这一天。
这一天，下着大雨，江西赣江波涛汹涌，方以智从容地在惶恐滩头自尽。他所使用的工具是一把小刀，但足以致命，90多年前，明朝另一位伟大的思想者李贽也是用小刀在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方以智这一年已经六十一岁，据说，他用刀刺进自己的身体并一纵身跃下涛涛洪水时，满头白发飞扬。这一年是康熙十年，满人已经绝对地定鼎中原。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末崇祯进士。他年轻时就跟随在四川嘉州（今乐山）、湖北等地做官的父亲船只游走于江水之上，船上放置着各种书籍，方以智在船上做的事情就是站于船头，负手而立，或是躲在船舱中看书。
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他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以智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或赋诗作文，或读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为他以后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方以智有两位老师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白瑜，另一个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当时王宣已七十多岁，他对方以智的影响很深，方以智后来所写的《物理小识》就是受到了王宣所著的《物理学》的启发。
其实所谓“泽社”就是一青年团，这里有许多热血青年，都想报国，却无门。所以只好躲在这里用自己绰绰有余的朝气慷慨酣歌，论天下之事。当时的天下大事虽然还没有到生灵涂炭的地步，但崇祯一朝的乌烟瘴气已足以让这些读书人有得谈。在方以智后来的自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
也就说，这些人就如同当年西晋遗民刚跑到江南，每天喝酒畅谈一样，悲愤自然有，慷慨大志更是不可或缺。于是，就形成了与当时东南一带的爱国会社一样的风格，社员不仅研究文学，还带着极强的政治色彩。
由于方以智的政治色彩要远远浓于其他社员，所以，他与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等被后人称为“明末四公子”。
被称为四公子之一，并没有给方以智带来太好的运气。其时，同样是一个学派的奸贼阮大铖，由于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曾被崇祯列入“逆案”名单。方以智有个叫钱澄之的同学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方以智知道后，就对这位同学进行了劝阻，在他看来，阉党的走狗即使学识再高，创建的团体也有腥骚味，即使爱国，也有私利在里。
经过他一番苦劝，他的这位同学立即就声明退出江社。不但退出江社，还去参加方以智的泽社，并且，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要知道，阮大铖也是个读书人，并且书读得非常好，况且，在社团来讲，他是元老级的人物，被方以智这样一个毛头小子抢走了自己的小弟，他如何肯咽下这口气呢？于是，他就开始对方以智有了仇恨。
这为方以智以后在明末小朝廷不得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桐城发生“民变”，方以智不想参加这种刁民闹事活动，可又无法读书，只好移居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当时名扬四海的人，包括黄宗羲、吴应箕、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这些热血青年跑到桃叶渡，跟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人喝酒谈诗，好不快活。
可阮大铖绝对不快活，这些人做的一切就等于在跟他示威。他当时也畏缩于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阉党走狗再起，那热血青年岂不是要去上吊？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受不了读书人的“偏见”，无奈之下，只好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起来。
方以智等人表面看上去是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表面。如果明朝不亡，方以智的前途虽然谈不到光明，但绝对可以一帆风顺。不过明朝灭亡了，他的倒霉日子就来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是明朝遗民刻骨铭心的日子，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正以翰林身份在北京城中“尽忠”。当他得知崇祯皇帝偷偷地跑到煤山上吊时，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可是，他并没有死，而是跑到百姓家躲了起来。
李自成倒很仁慈，把崇祯皇帝的尸体从山上搬下来，还为其设了灵堂。方以智得知后，立即现身，跑到崇祯灵堂前大哭不止，李自成的部队活捉了他。李自成用这种办法活捉了许多藏在百姓家中的明朝官吏。
当农民军知道他不过是一个三流的读书人，并且没有一分钱后，就对他看守松弛了。他趁机逃出北京，辗转到了南京。他的“报应”来了。
此时已经是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南京已经有了弘光小朝廷，而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开始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泽社成员开始进行报复。方以智正好自投罗网，阮大铖是一个优秀的小人，他对满人并不愤恨，相反，正是由于满人的入侵才让他有机会翻身，他倒很感激满人。但对于本民族的人，他可不是一般的狠毒。方以智并无大罪，但阮大铖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他给出方以智必须死的理由是：当时崇祯皇帝已死，你在北京，却不跟着去死，这就是不忠。
这理由很充分，方以智毫无办法，只好狼狈而来，狼狈而走。据说，他是化装成老头模样的人逃出南京城的。
一代翩翩公子从此后，险些成为丧家之犬，不过朱明家族非常大，在南京有弘光皇帝，在广东肇庆就有永历皇帝。永历皇帝对这位满脸沧桑的翩翩公子很是看好，任命他为宰相。可方以智看出来了，永历皇帝虽然想振兴江山，可实力不允许。朝廷之上也是乌烟瘴气。方以智一面摇着头叹息着，一面离开广东，跑到广西街市靠卖大力丸为生。但卖药只是他的职业，他的事业是反清复明。为了这个事业，他到处联络反清力量，并乐此不疲。
反清的人很多，但谈得上力量的却寥寥无几。中原人一旦遇到外族入侵，并已成定局之时，就很难翻盘。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金人进中原，北宋立即灭亡。蒙古下江南，南宋也立即灭亡，还有这一次的满人入关。仿佛是历史几次三番的重演。
可方以智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规律，他以为每一天都崭新的呢。这段时期，这位翩翩公子还没有准备向思想者的角色转变。他仍旧在坚持自己的本行：经、史、百家知识。他的这些知识基础可谓坚实无比：“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这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通雅》与《物理小识》就是他在崇祯十四、十六年分别开始了写作。
但他仍旧不是思想者，一个思想者至少要对哲学感兴趣。可当时他对哲学一窍不通。他主要在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上有所建树。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浮山文集》中的《中涓（指宦官）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一个有思想的和尚
清初，无数的明遗民都“出家”去撞钟，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多尔衮损毁汉人尊严的剃发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尚乃世外之人，政府不会经常来骚扰，这样，就方便了奔走四方，联络豪杰一起复兴明朝。
方以智成为和尚，是1650年的事，此时，顺治已经在关内做了七年的皇帝。这一年，他正在广西平乐，跟着他的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窘迫，不过广西平乐仍旧是明朝的领土，他倒能做到以苦为乐。
守卫城池的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面对数以万计的清兵和投降的明军时，只好以死报答明朝所有皇帝的恩情。城破之日，方以智被捕了。
有汉奸知道他是个人物，就鼓动清军招降他。清军就招降他，可他宁死也不投降。清将被他这种气节打动了，又因为他这样的人活着和死了都一样，不会给大清造成太多麻烦，就释放了他。但前提是，不要管尘世之事，去撞钟。
方以智宁愿去撞钟，而且，当时当和尚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苦。吃喝玩乐照样，不过，方以智这个和尚过得的确苦。
在许诺清军出家后，方以智先是去了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云盖寺当时已不是纯正的寺院，俨然成了明遗民的避难所。但凡不想做清朝官的人都跑到这里，名声响一点的就做主持，名声不怎么响的就撞钟。
方以智在这里并不开心，他没有做主持那么大的名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他和已是清朝官员的好友施闰章去庐山，庐山景色也并没有让这位和尚高兴起来。这年元旦，他从庐山回到安徽桐城浮山白鹿湖，和父亲方孔炤见面了。后来，终于有人发现，他之所以要在梧州当和尚，就是想回家乡看看老父亲。在《象环寤记》中，他也这样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
当安徽地方官想要这个和尚为政府做点事时，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就是佛家那一套：“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盘也？”
谁都能听得出来，“祗支”和“涅盘”只是他的遁词和借口。他这个和尚私心杂念并没有消除，不然，他怎么会跑回来看他老爹呢。
在回来的路上，他似乎对自己的名字非常不满意，先是改名弘智，字无可，然后就是不断地改名：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等。
要知道，一个人从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辗转的苦行僧，这种改变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方以智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的这一过程并非是他想要的，可是时代却让他必须要完成这一转变。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还是完成了《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从安徽桐城浮山回南京后，有人推荐他去了南京天界寺，这里有一位著名的和尚，叫觉浪。觉浪是福建莆城人，俗姓张。清军进入南京后，本来要学禽兽大肆焚毁的，可和尚觉浪却用自己的声名使南京城安然无恙。此人能有如此大之名声和他本人的才学分不开，据说，明末清初的诗坛，觉浪必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在崇祯皇帝上吊，明朝灭亡后，觉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才华卓著的明遗民。这些遗民对他的崇拜如滔滔江水，在1659年，他离世时，许多遗民痛不欲生。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觉浪的人品是聚集人气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遗民就如同是被遗弃了的孤儿，而觉浪就仿佛是他们的养父，他们不但给了他们物质上的接济，还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方以智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到天界寺后，他“闭关”于看竹轩，在这里，他开始潜心写哲学著作。明亡清兴这一重大事件足以让一个有气节的人成为思想家。在天界寺，他不可能不接触佛教，不但是他“闭关”的地方有佛教书籍，就是每天早上听到的钟声也会让他想到和尚的无边佛法。
我们无法猜测他当时的心灵是否是孤寂的，但身体肯定是倍受清苦的。天界寺的和尚要守规矩，清规戒律一个都不能少。方以智在这样的条件下，粗衣淡饭，不知是否会想起当年肥马轻衣的日子来。著名遗民陈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词人陈其年在给方以智长子方中德的诗作序时提到：“当时秣陵全盛时……密之先生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人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指金陵天界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