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黄潜善苦苦搜寻与等待时，另一位读书人叫欧阳澈的不远万里来到建康，他在来之前就对同乡人吹牛说：“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有人认为他疯了，他认为自己没有，来到南京后，就立即上书。但他的情绪很激动，在上书中，无情地揭露权臣的丑恶，猛烈抨击时政。当然，时政中自然有关于黄潜善的内容，黄潜善是又怒又喜，怒的是，天下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所以与皇帝一个立场不主张与金人开战，全是因为国力不强。但愤怒青年却不管这些，指责他尸位素餐，不思进取。喜的是，他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来惩治自己想惩治的人了。
他找到赵构，开始诬陷欧阳澈，特意将欧阳澈原本就攻击非常激烈的言辞加油添醋，延伸到了赵构身上。赵构大怒，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此人。黄潜善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此人不诛，恐怕还会激起宣和太学生请愿的事件。赵构同意了他的建议，下诏处死欧阳澈。
诏书还没有写好，黄潜善又把陈东提了出来，他说，陈东这个人在北方时就不是安定分子，来到南方后，还曾经上书指责皇帝重用我等，居心叵测，“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赵构想了想，表示同意，在诏书上把诛杀陈东写了进去。
赵构自然知道随便诛杀上书人违反家法，他怕朝臣反对，就偷偷地将诏书交给了黄潜善，让他去捉拿二人。黄潜善得到诏书后，立即派人去拘捕陈东。
陈东当时正在客栈和他的朋友及一群学生们在商议什么事情，忽然见到官差来请，说是南京府尹孟庾召见议事。陈东坦然一笑，已经猜到一二，他坐在那里不动，请求先吃饱再去。官差就答应了他，陈东吃完饭，叫人拿来笔纸，写了一封家书，字迹笔画与平时没有两样，然后，他从容地对门徒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回去把这信交给我的家人。”陈东站起来，看着公差，希望他们能让自己上厕所。公差表示很为难。陈东大笑：“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官差想了想，就让他去了。陈东在厕所里呆了很久，出来后，穿戴整齐，和他的朋友与学生一一作别，然后昂首跟随公差去了。
在刑场上，陈东见到了欧阳澈，二人微微相视而笑，在笑容没有收敛起来后，二人被杀。这一天是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二天，南京府尹孟庾一脸的怒气找到黄潜善，向他责问，为什么要假借他的名义处死陈、欧阳二人。黄潜善摆出一副无赖相，两手一摊，说：“我只不过是按旨意行事，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黄潜善这一招跟他对陈东落井下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在很多时，落井下石的诬陷手法被一些人运用起来时，可以声东击西。赵构不喜欢陈东，黄潜善心知肚明。欧阳澈虽然不是陈东，但他所做的事情的手法却与陈东相似。当赵构对欧阳澈产生愤怒情绪时，黄潜善立即捉住机会，把欧阳澈的影子——陈东——顺手捏了出来。这就是落井下石的最高境界。
5、韦敬扔出的石头
韦敬是明宪宗时代的一个宦官，明朝历史上宦官多如过江之鲫，韦敬实在算不得什么，他能在历史上留下腐臭不堪的恶名，是因为他对一位朝臣进行了落井下石的行径。
这位朝臣叫余子俊，字士英，四川人，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为西安知府”。余子俊是个优秀的官员，不但干练非常，而且与百姓关系相处融洽，在西安知府任上，他得到了西安百姓的爱戴，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或许是为官有道，也或许是精明能干，余子俊这个实干家升迁的速度相当快。从西安知府直接升为陕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后又调浙江任布政使，半年后，改任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也就是由一省的行政长官改任为一方总督。
延绥是被很多官员所唾弃的，作为明帝国北部边境的城市，延绥经济凋敝，同时还时常受到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所以很多官员都不想到那里去工作，而余子俊来到延绥后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欣喜若狂。余子俊早在西安知府任上时，对蒙古人经常越过黄河骚扰山陕乃至河北地区的行为就大为痛恨。当时他曾提出要修建一道长城来抵御蒙古人，在陕西右布政使任上时，他巡视过陕西边防，并沿途寻找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看到荡然无存的长城，他训斥边将，并要求边将“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但这一计划因朝廷诸多要员的反对而作罢。多年以后，他再次回到北方，从前的理想必要化为现实。余子俊上疏宪宗：“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他主张“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
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自然会使用大量的金钱，余子俊很担心宪宗不肯花钱，所以在上疏中明确进言，“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八月兴工，九月终止，工役未毕，则待来年。”按余子俊的计算，只需花少量的钱，用两省五万壮丁两月时间就能完工。宪宗皇帝征求朝臣的意见，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一批人认为余子俊这样的工程计划实属劳民伤财，白圭自以为是地指出，这个办法固然好，但陕西民众困蔽，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兵民众多，而我方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筑城。宪宗皇帝默许了白尚书的建议，于是，修筑长城一事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了。
白圭认为长城不可建是出于职业缺陷，而宪宗皇帝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不想花钱。但不久之后，“寇入孤山堡，复犯榆林”。虽然这次自卫反击战以明军胜利而结束，但余子俊为宪宗皇帝呈上了一份财务报表，这次防御战所花费的费用林林总总地加在一起，竟然“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
宪宗皇帝开始重新重视余子俊大提议，余子俊也趁势再次上疏：“欲于明年摘取陕西运粮军民五万，免徭给粮，备加优恤，急乘春夏之交，虏马疲弱不能入寇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他特别指出，倘若蒙古人不渡黄河北去，帝国的各项边防耗费将永无终止，因此，修筑长城已成燃眉之急。
宪宗皇帝最终力排众议，允许余子俊的工程立即上马。按余子俊的设计，该长城计划是从依托横山山脉的走向，从东北方向的黄河边向西南修一道城墙，直抵紧靠定边西边的花马池营，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这一千七百多里的城墙包括“守护壕墙崖寨八百一十九座，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在城墙的内侧，余子俊还铲山添壑，修造了一条和城墙平行的“夹道”，以利兵马运动，策应捷便。余子俊的工程完工后，此地驻扎着“原额马步官军八万一百九十六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一员名。原额马四万五千九百四十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当朝有一位官员在后来考察这项工程后曾上疏说，边墙、壕堑都是余子俊修浚完固的，“北虏知不能侵犯，遂不入套者二十余年”。
据史料记载，这条全长一千七百多里的延绥长城，余子俊仅“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完工后，余子俊立即就上书皇帝“因母老乞归”，宪宗“慰留不许”。余子俊这个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一下，而根本不管皇帝是否封赏之事了。
延绥长城在不久后的作用就被展现出来。当蒙古军队来到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时，明朝在前方监督军务的太监汪直和前敌统帅总兵王越的调兵抵御下，大获全胜。这是明军在防御战中取得了少有的一次大胜仗，明史给出了原因：“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人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
此时的余子俊已经由兵部尚书转为户部尚书，边防建设已经不关他的事情了。但他仍旧对长城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在帝国取得这场胜利不久，就上书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海关长城，他把这段长城起名为“宣大长城”，设计一千三百余里，在旧墩一百七十处基础上再增筑四百四十墩，墩高三丈，役八万六千人施工，余子俊向皇帝保证，几月内就可以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