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三十年后，当日本人研究那段侵华历史时，也对章太炎的这一建议很是钦佩。章太炎的这一建议从策略角度讲，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国民党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国民党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削弱。
但这一建议在当局看来，实在是不符合现状，所以，没有人听一个知识分子在那里叫嚷。因为当局正在对付共产党。但过不久，未听章太炎的国民政府就感到了危机。他们不但不能把共产党怎样，还让日本借机更加对中国蚕食。到了1935年，章太炎再给当局提建议：“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谋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这一分析，实将国民党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尴尬局面说得透彻无比。太炎以为，虽然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但也只能是“姑经营以待末路”。
后来国民党果然退入西南“守险穷山”，其结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说是“姑经营以待末路”。抗战后虽也曾复出，几年内即不得不逃跑到台湾。
有人将章太炎当初的预见比作诸葛孔明的隆中对，并不为过。要知道，在1935年那时，就能有那样深远见解的，恐怕只有他一人，称他为“国器”，可谓名副其实。
不仅仅是这一次，在这之前，章太炎对政治局势的判断与分析都能一针见血。并且，他所处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过。这一立场就是：中外之别大于国内的派系之分。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特点：将天下安危寄于己身，敢想敢说，并言必有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强烈。民国时期，其实就是春秋战国的一个缩影。作为逊清遗老，而且是个非常有见识的章太炎自然不能免俗。
1913年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立即就跳出来说：“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当时，俄、日两国对中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章太炎主张藉攘外以安内。后来，五卅事件使他做了态度上的改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给朋友写信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
北伐前后，章氏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军政势力之间。太炎在北伐前夕本来支持黎元洪联合奉系打击吴佩孚，后来见奉军的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到世传冯玉祥接受苏俄援助后，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
北伐军兴，章太炎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站在北方一边。时北洋军阀方自内斗不息，而太炎则早见到北伐军的厉害，故力劝吴佩孚等“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衅，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志在为国，不为权利；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
若从国民党立场看，章太炎此计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惟太炎既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决心支持北方。假如跳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正确”的南北之见，纯粹从军事战略角度言之，则太炎的战略眼光，实较北洋号称能战的吴佩孚为高，安能以书生陋见视之。倘吴能听章之言，则北伐的进程决不可能那么顺利。但吴未将南方力量放在眼里，仍全力打击北方的冯玉祥。结果北伐军一举而定三湘、迫武汉，待吴醒悟，为时已晚。
1927年，章太炎过六十大寿，这一天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提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语。既然已有“兴亡”发生，他只能由兼善天下转为独善其身，不得不退出政治而泛舟江湖。此时，他可能过多的是考虑“名节”问题了。
据说章太炎的敏锐思维在民国初年有一次很好的表现。当他见了当时的参谋次长陈宦时，就说：“他是中国第一等人物”，但同时又说，“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来，一切事情果然如他所料。章太炎去世后，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可见章太炎之敏锐力与预见力之高。
有敏锐力的人，当然就想把这种力量用在实处。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有一次，他与人论及内阁总理人选，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山、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适处；而他自己则不仅会“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这其实就是在毛遂自荐了。
但黎元洪并未认真考虑太炎的愿望。太炎直接参政的机会不多，然其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
对孙中山，他虽然也骂过，但在他心里，他始终觉得孙中山是个人物。据当时人回忆说，章经常骂孙中山，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人一耳光，同时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政治家”或“文章士”？
当时与章太炎接触的的有识之识，可能都知道一件事：太炎先生不但好论政，更善论政。民国时期的刘成禺就说章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
章太炎自然也把自己的身份认定为是政治家，在他判断，自己论政在自己学问文章之上。周作人曾回忆过，清朝末年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的事情。他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
从上面提到的章太炎对时局的分析与预测，可以看出章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让他感到很无奈的却是，他自己的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他的著名弟子黄侃竟然认为老师章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我们暂且可以看看章太炎的简历，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
接着就是到了民国，他的一些生活碎片与被后人记载下来的历史碎片。
从他的简历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是够资格的。他的那些弟子之所以不认为这样，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没有兴趣了解，既然没有兴趣，当然就是门外汉，所以，老师讲的一些政治言论，他们当然就不了解了。
真正了解章太炎对自己定位的恐怕就是鲁迅了。鲁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先生（章太炎）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理解：谈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章太炎究竟是个“政治家”还是“文章士”，恐怕只有他自己可以回答。鲁迅虽然认定他是个革命家，但还是将学问放在前面的。也就是说，他即使是革命家，或是政治家，但总还不能脱离“学问家”这三个字。
从他的《自定年谱》，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自定年谱》里面除少年时多涉及其读书外，其成年后讲述政治活动和言论的内容，远远超过论学者。并且，这些政论性文章都非常让人信服。章太炎的自选身份认同，恰是一个主要关怀政治的士人。周作人指出：章太炎对政治的关怀本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章太炎其实还是摆脱不了中国士人的传统，把庙堂事当自家事了。
中国传统的士人认为一个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把“立功”放在“立言”前正是这些读书人最大的希望，到最后也是最无奈的渴望。章太炎当然是这种人，他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时则选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其自选的盖棺定论恰侧重于“立功”而非“立言”，且均以“攘夷”为标帜（不过前者抗元而“匡夏”有成，后者抗清却失败，大致合于当时的国势）。
这就如同一位屠夫，总希望别人承认他是兽医而非屠夫一样，屠夫虽然杀猪的次数多了，而对解剖学有所了解，但他终究不能摆脱别人眼中的屠夫身份。
章太炎的学问，没有人敢于质疑。但他的政治主张却总遭到漠然，甚至是劝阻他改邪归正。1900年严复到上海，章太炎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没有对章的思想表示认可，而对其文章却大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章太炎认为自己无疑于对牛弹琴，于是，他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晋书》上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章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然是寿终正寝，但其参政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这当然要从章太炎的政治主张说起，章的主张多是“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派一系的私利。辛亥起义成功后，他立即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继而先主张建都武汉、复主张建都北京，更参与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统一党），皆实行其自定位的“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的宗旨。可是，他没有想过，同盟会辛苦打下来的江山，难道就这样拱手让出去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革命党人不但对他愤恨，甚至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党的最直接的敌人。如此，他的政治主张当然不会被采纳。
民国成立后，中国军政势力形成三大中心，除北京外，南京以黄兴为首，黎元洪又坐镇武汉。当时，章太炎就上书袁世凯，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他这样一献策，同盟会的人又是大怒，因为这又损害了他们作为南京一派的利益。
我们今天来看，章太炎的这些主张完全是正确的，只不过当时的形势决定了，他的主张纯粹是一个人的意淫。我们知道，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皆顾及自己派系私利，谁撑得下去，谁就能得到最终的天下，谁也不想被吞食，或者是屈居于人。
所以，当时的社会局势就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他们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他在民国时期的一系列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一种对那个时代的抗拒。或者说，当迎接不成后，产生的心理上的抗拒。
章太炎的民国生涯，就是那段时期中国传统上“士”的一种最基本的表演，不过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不需要这种“士”的存在，所以，他的表演成为一种碎片，虽然让人谈起来就会想到他，但却是不连贯的。因为时代已经改变，碎影只能是碎影，是那个时代所有从帝制社会过渡到民国的遗老们的“发疯”的碎影，虽然漂亮，但却不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