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郑孝胥是民国时期的名人。他的文章在当时可谓一绝，他的画也备受瞩目。可惜的是，他晚节不保。人们所能记住的是，他是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扣在他脑袋上的已经不是文学家和爱国者，而是一顶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的帽子。是他真心实意想让自己戴这样一个帽子还是背后另有玄机？
十二年的“放逐”
清朝末年，福建之地屡出才子，郑孝胥就是其中之一。为大清服务时，郑历任广东安徽按察使，驻日本神户领事，广西边防督办等职。后来，由于站错了队，戊戌政变失败，他受到牵连，可以说，在大清政府，郑并不得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郑孝胥气得死去活来，在别人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可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灾难。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辛亥之变是“猖狂暴乱，邪说横行，不仁不义，无礼无法”的大灾难。当清政府发布退位诏书后，他更是慷慨愤怒，发誓要守臣节直到死。
为了验证自己的话，他跑到上海找了一栋楼，隐居起来。为了抵抗这一场大灾难，他不问世事，但凡是诗文信件题识，仍用宣统甲子，从来不用民国年号。这只是无声的对抗，在有声方面，他把做了民国之官的最好的朋友臭骂：“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朋友被他骂了也只是一笑，因为在许多民国人士看来，与其说郑孝胥在隐居，倒不如说他是在自我放逐，他虽然发誓不做民国的官，也留着辫子，也从来不花民国制造的钱，但他始终在用行动证实给别人看：他并没有真正地不问世事。
他一直一相情愿地希望民国人士能“还政于清”，为了这个希望，他东奔西走，大声呼号。但没有人听他的，这是遗老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即使声嘶力竭，现实已经如此。在过多的的哭喊之后，他们始终不肯放弃。1913年，郑孝胥在上海与逊清遗老名士们组织了“读经会”，1917年又组织了丽泽文社讲授经书、诗文，1920年又为“恒心学社”传授封建复古思想。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上的失败后，他转而从文化上入手。民国破坏掉的不仅是大清的政治，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能复兴传统文化，未尝不是一种曲线救清的方式。
这种鼓吹复古思想，让郑孝胥声名远播。可民国人士对他的看法，始终是一只跳不高的蚂蚁，他的声名不过是在紫禁城小朝廷里传播而已。因为希望，所以认为，紫禁城里的那些满清余孽们希望能回到从前，所以，郑孝胥的出现无疑给了他们一丝希望。郑孝胥的名字在小朝廷里传播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当时，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和溥仪身边的英国人庄士敦看了郑孝胥的文章后，（过多的是郑孝胥给了他们一种渺茫的希望）非常推重。两人都说郑孝胥是个“血性男儿”，因为他不做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1923年，溥仪和婉容（皇后）文绣（淑妃）结婚，大喜之时，陈宝琛和庄士敦联名推荐郑孝胥给溥仪。溥仪见到郑孝胥后，激动不已，任命他为“任懋勤殿行走（皇帝老师的职称）。郑孝胥自然不肯就这样仅仅当皇帝的老师，不久后，他就向溥仪提出整顿内务府的计划，节约内务府的开支，以备“复辟”。
“复辟”二字可就是溥仪的精神鸦片，他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两眼放光，他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郑孝胥在扯淡，因为郑孝胥的眼里也放着光芒。
在得到了内务府大臣一职后，郑孝胥才知道自己是一愚蠢的笨蛋，他不但没有聚敛起财富，反而让溥仪的生活费用捉襟见肘。
许多人都恨他，他自己也恨，于是，这个紫禁城里最不受欢迎的人无奈之下只好申请“开去差事”。
从1911年跑到上海玩隐居到1923年被溥仪封为内务府总管，郑孝胥把自己放逐了12年，在这12年中，“放逐”一词始终跟随着他，虽然他自认为是在隐居。因为无论是他不想还是别的原因，民国并没有承认他这个人的存在，而溥仪在12年后才承认了他。郑孝胥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毅力相信清朝政府能死尸复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不能感悟透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理想，或者是因为仇恨一种事物而反对强压在他身上的现实，其所迸发出来的力量有时候是惊天动地的。
事实上，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太大了，前者摧毁了封建制度，后者全面颠覆了传统文化，面对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逊清遗老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悲哀，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尤其是郑孝胥这样的人，在清政府时没有做到高位，正一门心思准备向最高峰冲刺时，山突然倒塌了。他难道不会对挖倒山的人痛恨吗？
但挖山的人太多太强大了，痛恨的人只有等待，而等待时还要蔑视，那么，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自我放逐。
十二年的自我放逐一结束，郑孝胥就知道，想要“复辟”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简单。这要从他的履历中找到他这样自信的原因。
1885年时，郑孝胥投到李鸿章门下，四年后，他考取了内阁中书。第二年，进北京，在镶红旗官学堂教习，从此成为大清官僚队伍中的一员。1891年，他受朝廷之命，东渡日本，任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任驻东京领事。三年后，郑孝胥在日本广交朝野，军政要人，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状以及背后的思考都有独到之见解。1894年，中日爆发战争，郑孝胥奉命回国，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他没在清廷有任何建树。在日本的三年，他对日本的一切都存着好感，甚至是惊羡与钦佩。
日本虽然给了他们这样大的震撼，但他眼中却不是日本，而是诸多强国。这也正是他后来被日本人抛弃的原因。无论如何，想要实现美丽的梦，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再回到溥仪身边。
激昂的秃子
1924年9月，上天给了郑孝胥日后成为汉奸一个良好时机。当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在玩狗咬狗的游戏，吴部冯玉祥叛变和张作霖一起打败了吴佩孚。冯玉祥直接进入北京城，软禁了当时的总统曹锟，解散国会，支持黄郛组织摄政内阁，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
冯玉祥对大清和大清皇室一点好感都没有，他驾了两门炮，威胁紫禁城中的人，如果不滚出城，就开炮。溥仪当然没有勇气当炮灰，所以，只能离开紫禁城。但他没有去处。
丧家之狗是可怜的，并非是因为他被赶出门，而是因为任何地方都不肯收留它。溥仪先是请求自己的生父醇亲王载沣收留他，载沣先是肯，后来就哭丧着脸。正当他要准备将儿子赶出门时，北京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张作霖与段祺瑞合作，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出了北京，黄郛的摄政内阁垮台，段祺瑞出任执政。
虽然张与段都对溥仪表示同情，但对溥仪重回紫禁城的要求却置之不理。溥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手下的罗振玉脑子灵活，跑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请求租间房子给溥仪，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地方小，不便招待。
溥仪要哭，郑孝胥来了。他跑到日本兵营找到竹本大佐，并与芳泽公使联系，这两人都是他曾经维持的朋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溥仪在郑孝胥的陪同下，进入了日本使馆。
郑孝胥欣喜若狂，因为在他看来，溥仪这块肉已经是自己手中的了。他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之功，但对于时下的溥仪而言，一个住所完全可以让他终生感恩戴德。郑孝胥为此还写了两首诗，录其一首如下：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秃翁”是郑孝胥的自称，此人大概是过度聪明，早就绝了顶。
但这种欣喜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就感觉到了危机。危机来自于同僚，同样抱着复辟理想的罗振玉那里。
郑孝胥虽有大功，那也只是他自认为的。罗振玉就不这么认为，如果不是当初郑孝胥怂恿段祺瑞恢复帝室优待条件一直不能实现，皇上怎么会委屈于日本大使馆？这是他对溥仪一直灌输的思想，溥仪毕竟是个年轻人，受不了这样三番五次的思想轰炸，渐渐地远离了郑孝胥。
这回，轮到郑孝胥要哭了，他见不是头，就又跑回上海卖字去了。郑孝胥走后，罗振玉利用字的儿子，他儿子在日本关系很广，取得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司令部的同意，罗振玉父子陪同溥仪，并在日本便衣警宪的掩护下，到达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后来迁居陆宗舆的房子，取名“静园”。
如果说，把溥仪送进日本使馆的是郑孝胥的主谋，那么，把溥仪送进天津日本租界的就是罗振玉的高明策划。从此，溥仪和日本人就结下了永远也不能割舍的缘分。
两个人虽然都功不可没，但在溥仪心中，郑孝胥的排名仍旧在罗振玉前。这从溥仪在“驻津办事处”的人员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溥仪的两道“谕旨”中，仍以郑孝胥为首，而无罗振玉。
于是郑孝胥又从上海来到天津，回到了溥仪的身边。
溥仪为什么会如此器重郑孝胥，原因只有一个，相比于罗振玉，郑孝胥的复辟之梦非常强烈，这当然不是最主要的，最为重要的是，他能把这种梦说成是真的，而溥仪听时，信心陡增。确切地说，郑孝胥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和心理学家，他能看透溥仪的心理，并配之以激昂的言词让溥仪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谈到：他（郑孝胥）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在说这些话时，郑孝胥有节奏地摇晃着秃头，唾星四溅，说到激情处，就手舞足蹈，老泪横流。俨然就是教会的教主在鼓动信徒。
说郑孝胥是个心理学家，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一次，溥仪想为康有为赐谥。陈宝琛和郑孝胥都反对，而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一句话：“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
这话让溥仪激动的手直颤，这分明是表示大家不久就可以回到紫禁城里似的。
在寄人篱下，还不知生死存亡之时，任何人都需要这样一个给大家鼓舞士气的人。郑孝胥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这就是他为什么受到溥仪重用的原因。但这并非是全部原因，还有其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原因。
掀起汉奸的面纱
我敢说，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肯闷着头去做汉奸。他们的初衷大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但“汉奸”就如同当年在司马光面前的那个缸一样，一旦掉进去，没有司马光的石头和智慧，是永远也出不来的。
郑孝胥或许就是这样的人。
早在1928年，郑孝胥就跟溥仪说，目前这种局势恐怕只有先依靠日本才能复辟成功。但依靠日本，并非是完全的依靠，只是希望靠日本来打开复辟大业的第一扇门，然后就有条件实行他的思想主张。
郑孝胥的主张是什么呢？
他曾跟溥仪提过一个“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即使是这次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跟溥仪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
而他这一理想，要与罗振玉相比，才能得出来。
二人都对日本人抱着大希望，因为二人都在日本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二人的先后却不同。郑孝胥在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1891年，这一年，罗振玉还在上海卖古玩字画、办《农报》。因为《农报》，他在1896年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也就是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所以，两人的眼界完全不同。罗振玉自从结识了日本人后，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武昌起义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可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这种思想一旦经过辛亥革命的撞击就彻底走向了绝对的方面，他认为，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
这显然已经成了卖国，因为这一思想主张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否则，如他所言，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再危言耸听一点，“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
那么，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在得到了溥仪的同意后，1928年，他与儿子郑垂去日本活动。在日本，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说给日本人听，并积极拉日本加入“共管”中国的行列，以期借助外力实现复辟的愿望。
日本人当然乐不可支，郑孝胥自然也是眉飞色舞。可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实现，首先是中华民族就不让，其次，日本人也绝不可能让到手的肥肉与别人分享。
如果对当时的形势有所了解，就知道，郑孝胥的主张并非是凭空而来的。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在当时的报纸上会经常看到。1927年6月9日，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就有这么一篇文章，篇名叫：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
在郑孝胥看来，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溥仪复位的时机便到了。依这些论述可见，郑孝胥走到后来“汉奸”一步，绝非是他的本意。由于他，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