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经过日本关东军的策划导演，1932年3月1日，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所谓的“建国宣言”，接着张燕卿、赵仲仁等汉奸又以“各界代表”的身份到旅顺“恳请溥仪出任执政”。3月5日，经过这些人的“再三恳请”，溥仪终于同意出任执政。次日，郑孝胥和板垣商定了参议府河国务院的名单。到了8日，溥仪、郑孝胥一行终于起身赶赴长春“就职”了。
“满洲国”的“建国”典礼以及“执政”的就职仪式是在3月9日进行的。傀儡政权的策划者、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纷纷专程赶来祝贺“执政”即位，郑孝胥则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一切都煞有介事地进行着。就在同一天，对“满洲国”的建立功不可没的郑孝胥也被“特任”为“国务院总理”，做起了“傀儡总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郑孝胥的两个儿子郑垂、郑禹，也都被“特任为执政府洋文秘书”。
这个结果对郑孝胥来讲，虽然有违他辅佐“宣统皇帝”复辟的初衷，但毕竟被“皇军”扶上了总理的宝座，也不枉自己十余年的苦心了。他之所以要死心塌地地扶保“宣统皇帝”重登大宝，不就是想自己也好跟着入阁拜相么？某种程度上讲，他得到的实惠可比主子多多了。
于是，初登宝座的郑孝胥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在公布的一份“国务院布告”中说，他和溥仪执政要以“仁义道德”立国，要把东北变成“王道乐土”。只是，他们的日本主子真会让他们这样干吗？必然不会！
就在“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便开始一步步对其实施控制了，直到1933年8月，日本内阁讨论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将“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力都完全置于关东军的严格控制之下，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上的殖民地。
这个时候郑孝胥终于认识到，不论是“满洲国”的“执政”溥仪，还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都是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安排和操纵的。他们想要保住既得的位置，就要完全顺从日本人的意志，甚至还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欢心。
就这样，郑孝胥以一个前清遗老的身份完全踏上了这条“汉奸”路。
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龃龉
郑孝胥陪着主子溥仪从天津跑到东北，本来是想替主子向日本人讨个皇帝来做的，但最终未能如愿，溥仪只得很不情愿地做了个“临时执政”，而郑孝胥自己则风光地做了“国务院总理”，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当上了“执政府秘书”，这难免会让他的主子心里有想法。更重要的是，现在郑孝胥的主子不再是溥仪一个人了，日本人已经成了郑的大主子了，某种程度上讲，溥仪自己也成为了日本人的奴才。所以，郑孝胥只得夹在这两个主子之间周旋。
两个主子，郑孝胥在哪一个面前都要有所顾忌，哪一方都得罪不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挥洒自如了，加上溥仪心中的那个疙瘩始终解不开，主子和奴才之间开始有了一些龃龉和争吵。
日本关东军在任命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的同时，还任命关东军的统治部长、特务部长驹井德三为“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实际上这才是在“满洲国”中掌握实权的“太上总理”。这个驹井德三十分狂傲骄横，由于实权在握，他根本就不把溥仪和郑孝胥以及那些傀儡“总长”们放在眼里。1932年3月12日在第三次“国务会议”上他决定任命日本人为局长、处长时，熙洽、张燕卿等人纷纷表示不满，驹井德三对此根本不加理会。后来，因为日系官吏的薪金明显高于满系官吏，熙洽又来跟驹井争辩。熙洽自恃与关东军的关系很深，而且献降吉林有功，于是也毫不示弱，甚至对驹井出于不恭，没想到被驹井厉声喝止。驹井的骄横可见一斑。
郑孝胥对这样的“太上总理”自然也有意见，比如他就曾对国务院中日满官员的比例严重失衡表示过不满，但他的心机要比有话直说的熙洽深很多，在驹井面前，郑孝胥即使心怀怨恨也从不明言，表面上仍是百依百顺的。相反，他仗着与关东军的特殊关系，在溥仪面前倒有点倚老卖老起来了。
本庄繁在离任的时候曾找郑孝胥在两个协约上签字，协约的内容大致是要求“满洲国”的铁道、水道、航空等归日本代管，收入的钱则给日本军队充当军费。这项协约当初也是本庄繁和溥仪在汤岗子的时候商定的，现在只是实践当初的约定罢了，这本也无可厚非。只是这次签字之前，郑孝胥没有再向溥仪请示。
溥仪在得知郑孝胥私下与本庄繁签订协约之后非常恼火，就在这个时候，素来对郑孝胥父子不满的胡嗣瑷又趁机向溥仪煽风点火，说郑孝胥专横擅断，根本不把主子放在眼里，甚至想取而代之云云。这些话恰好戳到了溥仪的痛处，溥仪要采取行动了。
于是，溥仪一方面派人到东京打探日本军部和政府对“满洲国”的政策和态度，同时准备以臧式毅来代替郑孝胥。不想溥仪想要替换郑孝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郑垂的耳朵里，他独自闯到溥仪那里，以半探问半威胁的口吻问溥仪是否真有此事，这就更增加了溥仪对郑氏父子的不满。
郑孝胥见势不妙，于是在9月2日“主动”向溥仪提交辞呈，辞去了“国务总理”之职。更让郑孝胥恼怒的是，就在他辞去总理职务的第二天，驹井德三便通知他说郑垂的秘书职务已被撤销，郑禹也被改任总务厅秘书。郑孝胥听到消息后愤愤地对驹井说：“郑垂和郑禹都是执政府的秘书，我担任总理，执政又特意任命其为总理秘书，谁能撤掉他们？既然我已经辞职了，我的两个儿子也将和我一起辞职，用不着你们改任了！”事后他对驹井又是一通大骂。
郑孝胥本来是日本人忠实的奴才，他们父子的辞职必然会妨碍到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于是，在《日满议定书》签字后，经过日方武藤与板垣的多次调解，郑孝胥继续当“国务院总理”，郑垂被任命为航空会社总裁，而国务院总务长官一职被废除，驹井德三降为“参议”。这样，主奴三方之间的纠纷才宣告平息。
但不管怎样，溥仪和郑孝胥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缝，这就为他后来的下野埋下了伏笔。
继续编织复辟帝制的梦
尽管日本人只给了溥仪一个“临时执政”的衔，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皇帝梦。而日本方面，虽然经过两年多的经营和殖民统治，“满洲国”的“执政”和“国务院总理”已经完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摆布的傀儡，但是为了进一步对他们加以安抚，使他们更加死心塌地服务于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最终决定把“溥仪”由“执政”升格为“皇帝”，“国务院总理”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元勋”。
1933年10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与郑孝胥商谈溥仪登基后的尊号问题，12月19日，菱刈隆代表日本向郑孝胥传达：“满洲宜为帝国，请执政以明年三月朔即帝位，百官劝进，上尊号曰大满洲国皇帝”。按照日本方面的意思，改“执政”为“皇帝”并不是大清的复辟，尽管这样，郑孝胥还是满意地接受了这样的意见，虽然他也担心那些一心想复辟大清的遗老们根本就不屑这样的“皇帝”。
在得知日本方面同意改“执政”为“皇帝”的消息后，作为一个遗老，郑孝胥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心迹：
“（溥仪）颠沛流离逾二十年，我等痛心腐骨，复辟之谋未尝暂辍。幸日本援助，满洲建国，一年以来，国内渐安。今议即位，于我等诸臣已恨其晚矣！”
对日本的感激之情已经是溢于言表了。接着，以郑孝胥为首的一班遗老们很快就忙碌起来了，拟“诏书”，议“年号”，备“祭天”，拟“劝进”，制“玉玺”，为了筹备“登极大典”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瑷等人光年号就拟了十余个，最后还是由溥仪自定为“康德”。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身穿龙袍祭天之后，又着“大元帅”服，在关东军首脑和前清遗老们的簇拥下“登极”称帝。于是，“执政”改为“皇帝”，“大同三年”改为“康德元年”，郑孝胥的“国务总理”也改称为“国务总理大臣”。至此，郑孝胥辅佐溥仪复辟大清的“大业”也到达了顶峰。
3月22日，这位刚上任的“国务总理大臣”便开始了他的首次访日之行。在日本访问的一个月里，他除了向日本天皇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朝拜外，还遍访了日本军政各界的要人，大肆宣扬所谓的“日满协和”和“门户开放”理论，甚至十分露骨地表示“当使日满亲如骨肉，乃足以报其亲善之诚意”，其汉奸嘴脸在这次访日之行中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此时的郑孝胥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他甚至想自己能活到一百岁，而“总理大臣”也至少要做到八十五岁，然而这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下野后的傀儡遗老
随着中国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昔日的汉奸头目郑孝胥在日本主人眼中的价值和作用也开始逐渐减弱，郑孝胥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郑孝胥就发觉了自己所受的冷落，除了在一些日本指定的文件上签字和接待日本“友人”来访外，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公事可做，闲暇之余他只能讲一讲“王道”，练一练书法。1934年南次郎接替菱刈隆德职务后，他还想靠着这位“老朋友”的支持，继续巩固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但他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
1935年5月，溥仪访问日本归来，“日满一体”的体制彻底建立，日本侵略者也决定要这位“总理大臣”下野了。5月3日，南次郎找到郑孝胥商谈内阁改选的问题，日本方面提出，现政府全体辞职，并推荐蔡运升为国务总理。5月21日，根据日本当局的旨意，郑孝胥向溥仪辞去了“总理”的职务，只是总理一职改由张景惠继任。
三年前，郑孝胥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登上了“总理”的宝座；三年后，还是在日本人的指示下，他主动下野了。
就在他辞职的那天晚上，他对儿子郑禹说：“吾忆平生，辞边防，裁督办，抵上海，一乐也；以上出德医院，入日本使馆，二乐也；今满洲建国，任事三年，辞总理，三乐也。从此以后，终不入官，乐亦足矣！”此时的郑孝胥已经有点无可奈何、强作欢颜的味道了。
郑孝胥退职的时候溥仪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退休金，抑或是安抚费，有建国恩赏金公债四十万元，国币二十万元。即便这样，郑孝胥仍然是耿耿于怀，他曾经这样对人说：“此次如果以蔡运升为总理，满洲人必定相信日本人是举贤任能，但如果以张景惠威总理，则大家必定怀疑这是利用张没有什么见识和能力而已。以蔡运升为总理，以品川主计为总务厅长，日满相亲就再也没有遗憾了。”只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被主子一脚踢开的奴才了，这些也就只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牢骚话罢了。
一段时间的挣扎过后，郑孝胥只得乖乖地过起了傀儡遗老式的生活，整天除了大讲“王道”和作诗写字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无聊之余，他还想过“退隐南归”，并且还专门做了一首诗：“自诩知微且见几，聊将聚饮卜南归。江湖粗办鱼羹饭，所幸君恩听拂衣。”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个赋闲在家的汉奸还不失时机地讴歌日本的大举侵华为“伐罪吊民”，并梦想将要和皇帝一起打回关内，重新“收拾旧山河”。
这也许是郑孝胥最后一个“雄心”了，此时的他由于年老体弱，已经成为家中的一具枯骨。
1938年3月28日，这个自命不凡、为了功名利禄奔走一生、为了恢复大清不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鹰犬的郑孝胥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