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南洋，长于西方，根却扎在东方故土。他是个“西方通”，却热衷于向西方鼓吹中国文化、儒家经典。他热爱中国，却不容于世，满肚皮学问，却又落落寡合，因为他总喜欢与社会对着干，虽然他处处维护中国主权与尊严，却总遭国人的嘲讽与冷落。别人热心洋务，他讲儒学；别人呼唤民主，他偏拥护专制；别人主张妇女解放，他却赞成纳妾缠足；别人长衫辫子，他偏西装革履，到别人西装革履时，他又长衫辫子。
辛亥革命后，他执教于北大，曾在讲台上对学生宣称：“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接着他解释道：“蔡元培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番话，道出了他的好人标准：基于开初的信仰，要始终不二，表里如一。
革命前后
1910年，辜鸿铭辞去外务部公职，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就任南洋公学（今之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斯时，一代名儒沈曾植亦居于此，两人多年前即在张之洞府上相识，颇有几分惺惺相惜之情，这一回故老相逢，不免过从甚密。
说起来，沈曾植对辜鸿铭在国学方面修养的提高，曾经提供过莫大的刺激和动力。1885年，辜鸿铭居于清末名臣张之洞幕府，适值张之洞生辰华诞，大张筵席，一时间高朋满座佳客如云，名噪一时的沈曾植也在其中。辜鸿铭素有卖弄才学之癖，一见这位年长他七岁的名儒，老毛病又犯，摇唇鼓舌唾沫横飞，大谈起西学西法。良久，沈曾植似乎在侧耳倾听，却始终不动声色不置一辞。辜鸿铭习惯了旁人对他宏富的西学知识和超群的语言能力大加赞赏，这一来就有些没趣，问沈曾植为何不说话。沈曾植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二十年中国书！”
原来辜鸿铭打小便生长于南阳马来半岛西北侧一座海岛——槟榔屿之上，后又在欧洲游学十数年，寝馈西学，对中国文化却几乎茫无所知，学贯中西的沈曾植，一下就戳到了一向目中无人的辜鸿铭的痛处。
后来辜鸿铭发奋图强，悉心钻研中国文化典籍，终于渐有所成。二十年过去，两人又一次在张之洞生日寿筵上相见，辜鸿铭二话不说，即刻请人将张之洞的藏书悉数搬至前厅，沈曾植不明所以，惊怪相问。辜鸿铭指着书答道：“请教前辈，哪一部书前辈能背，我不能背？前辈懂，我不懂？”
沈曾植会意，赞道：“今后中国文化这个重担子，就挑在你的肩上了。”自此结为莫逆之交。
沈曾植在1901年也曾担任过南洋公学校长一职，这时候已经去职在家，息心养老。此时的大清朝已经是夕阳残照、穷途末路，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中局势动荡难安。辜鸿铭与沈曾植两人都对大清怀有深厚的情感，无奈不在其位，无补其事，也只有私下里徒然兴叹，发几句牢骚抒一番感慨而已。
1911年10月，湖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瞬息之间，全国各地云集影从，华夏山河一片赤红。辜鸿铭痛心疾首之余，在报纸上撰文，希望英国军队“仗义”出兵，帮助镇压这次革命。
辜鸿铭的文章惹恼了拥护革命的青年学子。一天，一大群气势汹汹的学生将他们的校长围在当中，大加责难，非要讨个说法。辜鸿铭何曾碰到过这等阵势，盛怒之下，一声大喝，全体静场：“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辜鸿铭说到做到，从此便不再踏足南洋公学一步，蜗居斗室，和沈曾植一样，过起了书酒相酬息心养老的日子。
然而，风云变幻的时代注定不允许这位忧心国政虑及天下的大学者从此安享晚年。1912年的一天，辜鸿铭与一干好友在沈曾植家中置酒高会，相谈甚欢。
突然，沈家的一位仆人举着一份报纸从街上跑了回来：“快来看，快来看，特大消息！”在座诸人早已习惯了报社记者无事生非危言耸听的卑劣习性，谁都没有在意。仆人讨了个没趣，干脆直接把报纸塞到主人手中。
沈曾植不经意间朝纸上扫了一眼，霎时如五雷轰顶，脑中一片空白。无论如何揉了眼睛去看，眼前仍是那几个夺人心魄的大字：清帝宣布退位！
沈曾植木然良久，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用无比嘶哑的嗓音向座中诸人宣告了报上的消息。一场欢声笑语的好友聚谈，顿时演变成大清王朝最后的哭丧会。所有人齐齐跪在当地，向着京城所在的方向连连叩首，哀哭嚎陶的声音响彻云霄。
辜鸿铭在涕泪纵横中拉着沈曾植：“灾难临头了，我们怎么办？”
沈曾植紧紧抱住辜鸿铭，哽咽着，语声中却透露出无限的决然：“世受国恩，死生一志。”
沈曾植后来终身以大清遗民自居，不仕民国。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时，沈欣然就任学部尚书，事败后终老上海。
清帝虽然被迫退位，拥戴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却所在多有。他们聚集在上海租界，上窜下跳，东奔西突，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重建已遭覆灭的大清王朝。平心而论，大清朝虽有种种不是，取而代之的共和政体，也不过有名无实。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之果，全国上大小军阀号称革命，实则割据一方，作威作福。
混乱的时局为希图复辟的遗老遗少们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些人大多属于清朝缙绅士大夫阶层，称得上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其中还不乏我们十分熟悉的严复、林纾、王国维、康有为等人。可惜他们空怀一腔挚诚，手中既无枪船舰炮，囊中亦少金银珠宝，复辟的宏图，不过一场清秋大梦。
当一个国家局势动荡，内乱频仍，政府已经无力应对之时，有可能便向邻近的友邦伸出求援之手，借他国之力行本国之事。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时，朝鲜政府就曾邀请清政府出兵救援。如今大清朝既灭，各处军阀称霸一方，国内已无足可冀望之理，复辟分子们便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上下励精图治，国力迅猛增长，国势蒸蒸日上。1905年日俄战争一役，日本大胜俄国，虽是为与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但在许多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方人看来，不啻为屡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东方人大出了一口恶气。辜鸿铭，还有我们熟悉的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就都因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而对日本青眼有加。
由于精通包括日语在内的九国语言，而且辩才无碍嘴上功夫极佳，这一次，复辟分子们便把游说日本救扶大清朝的重担放到了辜鸿铭的肩上。
1913年初，辜鸿铭身负重任，满怀热望，踏上了东渡扶桑的征程。
辜鸿铭对日本的好感，不仅来自它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辜鸿铭无比宠爱、称作他的“安眠药”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他的“妾”，唤作吉田贞子，正是来自一衣带水的日本。1898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亦曾与辜鸿铭有过一席之谈。
踌躇满志的辜鸿铭，满以为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便是块雷打不动的顽石，也要说得它连连点头。可怜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辜鸿铭生于1857年），却仍是书生意气，空有一脑子天真的幻想，不知道国与国的交接，全在一个“利”字。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正是要逐步吞并整个中国，如今中国中央集权受到损毁，虽然号称中华民国，实则陷入分裂割据状态，正给日本以可乘之机，精明的日本人，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道理？此一时，彼一时。后来日本人在三十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直接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逊位已久的大清宣统皇帝溥仪这才有了利用的价值，被日本人扶上“大满洲帝国”的傀儡宝座，借以掩盖他们侵略中国的事实。
日本人对辜鸿铭并不陌生。辜鸿铭在横滨《日本邮报》上刊登的许多为中国辩护的文章，义和团运动中，他为慈禧太后和义和团辩护的系列政论《尊王篇》，以及日俄战争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为日本呐喊的文章，都使得他在日本名声大噪。
辜鸿铭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一次次称赞日本人以汉唐古风立国，为亚洲人民面上增光，他那身已经成为古董的奇特装束，他超群的语言天赋，杰出的口才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为他赢得了无数日本人的欢呼喝彩。
在新旧剧烈转换，全国上下“咸与维新”的中国，寝馈西学却一意守旧的辜鸿铭无疑是寂寞的。到了日本这异国他乡，不想竟受到如此礼遇。一向牢骚满腹的辜鸿铭，不禁多了几分神气，几许自得。他将自己脑后那条“帝国的最后一条辫子”托在手中，向日本人发出了激情洋溢的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垂老的大清帝国吧，让它在世人面前重放光芒！”
台下升起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和鼓掌。
可惜，欢呼的尽管欢呼，鼓掌的自去鼓掌。日本政府只向辜鸿铭许下一个空口承诺，事情便再无下文。
辜鸿铭在日本盘桓多时，最后无功而返。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子里
辜鸿铭虽然在南洋出生，却是自小便留了长辫。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先生的橡胶园里做总管。布朗先生无子，将聪明伶俐的辜鸿铭认作义子，百般照护，精心培养，辜鸿铭一身西学功底，即是得益于这位英国义父。1867年辜鸿铭十一岁时，随布朗先生赴英国爱丁堡接受正规的西洋教育，临行前辜紫云郑重嘱咐辜鸿铭：第一，你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辜鸿铭一生谨遵乃父教诲，只在爱丁堡泡洋妞为讨对方喜欢时曾剪下过长辫相赠，后来便再没有动过。少年辜鸿铭拖着一条长辫行走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惹来过无数次当地孩童的辛辣嘲笑：“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这一段屈辱的经历在辜鸿铭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终其一生，他都对洋人抱有强烈的敌意，既然“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当然要以更加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辜鸿铭，不仅没有像许多留学归来便成为假洋鬼子的中国青年那样崇洋媚外，反而以极度偏激苛刻的态度对待洋人，贬斥西学，而以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为至尊宝典，童年的创伤记忆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惜，不管辜鸿铭如何扬中抑西，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日益式微了。辜鸿铭一次次向那些时髦男女们发出不屑的嘲讽，自己一个人躲进书斋，潜心钻研中国文化。
此时的辜鸿铭，并无固定的职业，靠些零敲碎打的活儿维持生计。1913年，袁世凯盐税作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用作军费借以镇压国内的反袁势力。辜鸿铭因精通这五国语言被银行团聘为翻译，他开价年薪六千银元，银行团方面竟欣然答应。其实这件事情堪称两全其美，赋闲在家的辜鸿铭获得一笔丰厚的收入，而银行团方面只聘一人便解决了六国之间语言不通的问题，而不必每种语言各聘一名翻译，省却了不少麻烦。
借款事毕，辜鸿铭再次处于失业状态。1914年，陈友仁在京创办英文报纸《京报》，特邀辜鸿铭每日提供专稿，月薪350银元。辜鸿铭欣然命笔，文采飞扬，大受读者欢迎。不料写着写着，辜鸿铭渐渐就从批判欧美列强转而开始对共和制度大放厥词，出言不逊。这一下惹恼了一心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陈友仁，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没多久，两人闹翻，辜鸿铭又丢了工作。
凭着家中原有的积蓄和自己往日的收入，虽然赋闲在家，倒也不至于忍饥受饿。只是这么闲居无聊，辜鸿铭就有些耐不住寂寞了。和陈友仁分道扬镳之后，辜鸿铭主动要求给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写专稿，只要报纸方面不任意删改他的文章，原文照登，那么稿件白白奉送，不取分文。不出所料，辜鸿铭的生花妙笔使得这份报纸的销量扶摇直上，财源大进。主编正在没事偷着乐，辜鸿铭却在短时间内连续抛出三篇鼓吹纳妾的文章，引起舆论和教会的不满。主编请求辜鸿铭不要再写类似的文章，辜鸿铭哪里肯依？这一次与报纸的合作，最后仍然不欢而散。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当地青年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向萨拉热窝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世界30多个国家15亿以上人口被卷入其中，鲜血和泪水将曾经的欢声笑语冲刷得七零八落。
辜鸿铭回国既久，沐浴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光辉之中，如坐春风，当初对欧洲文化的孺慕之心早已与日俱减，欧洲人作为始作俑者带给全人类的这一场浩劫，更加坚定了辜鸿铭以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为救世灵丹的信念。
正如古老的中国在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淖之后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的欧美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美国家人民心中造成的创伤和沮丧，也使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明感到深深的失望，辜鸿铭的中国文化救世说恰逢其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滔天巨浪。西方人对东方投以关注的目光，由来已久。而辜鸿铭在世纪初出版的英文著作《尊王篇》、《中国的牛津运动》以及英译本《论语》、《中庸》等书，投合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愿望，为他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无上的荣誉。1913年，辜鸿铭甚至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一道，被瑞典文学院提名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虽然最后胜出的是泰戈尔，欧洲人对辜鸿铭的推崇从中可见一斑。
1915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春秋大义》（英文名字叫做《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在书中，辜鸿铭继续了《尊王篇》和《中国的清流运动》中对欧洲人和欧洲文明的持续而彻底的分析和批判，指出武力崇拜、群众崇拜和商业主义是战争之源。他抨击了英法德美各国人在人性上的种种缺陷，而以中国人为独具博大、深沉、纯朴和灵敏四种精神特质的优秀民族。他攻击欧洲教育只知道向学生灌输各种知识，而中国人则从三岁起便教学生以君子之道，使他们既具有成年人的智慧，又保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
《中国的牛津运动》一书被德国大学定为哲学系师生必读书目，《春秋大义》的出版，使得辜鸿铭在欧洲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可是，他在国内的处境却没得到丝毫的改善。在国人眼中，辜鸿铭不过是一个懂几句洋文却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他那些为欧洲人推崇备至的煌煌巨著，在中国人读来也不过是些陈腔滥调老生常谈而已。
一心要“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国人，把自己的老祖宗全都踩在了脚底，专意奉行孔孟之道的辜鸿铭，难免要寂寞无凭了。
跟风“复辟”
辜鸿铭还在张之洞幕府供职之时，就曾对袁世凯嗤之以鼻。张之洞和袁世凯同为清末煊赫一时的名臣，辜鸿铭的旧主张之洞既能在官场纵横捭阖，同时又是德才兼备的学问大家，而袁世凯则声称自己“不讲学问，只讲办事”，辜鸿铭早就看透了这个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