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末代皇帝的老师，刚直不阿的大清要员，更是清廷复辟最忠实的信仰者与执行者。民国初年，他就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三百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与人归。”他虽为清室遗臣，心忧故国旧居，但坚决反对皇帝在日本卵翼下做儿皇帝，直到死都未仕伪满小朝廷。一方面，他对国家民族前途表示出深切忧虑，另一方面，身为前朝遗臣，他又无法摆脱旧思想的禁锢，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生活只能是一场悲剧。
“清流四谏”晚清末期的爱国者
陈宝琛，这位颇有名气的末代帝师，是闽县即今福州市人，家世显赫，曾祖父陈若霖，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做过刑部尚书，他“斩皇子”的传说还被搬上戏剧舞台；祖父陈景亮中进士后，官至云南布政使；其父陈承裘，也是进士出身，曾任刑部主事。
陈宝琛比起先祖毫不逊色，他18岁中举，21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八年，即1868年授编修，任乡试同考官。光绪六年即1880年授右春坊右庶士，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提调、国史馆与功臣馆协修、纂修。翌年授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光绪九年即1883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可以说这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
当然忠君是封建社会臣民的传统美德，也是当官做宰的重要规范。陈宝琛步入政坛后，列名“清流”，“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被称为“清流派”或“清流党”，其特点就是像历代直言进谏的忠臣那样敢于抨击腐败现象，勇于弹劾贪官污吏，甚至于敢向皇太后、皇上直谏。清末的清流派中有不少为人熟识的名臣。其中的著名成员除陈宝琛外，还有张之洞、张佩伦、宝廷和黄体芳等人。陈宝琛为了国家和民族，经常“发愤言事，前后章数十上……”。当时他所上奏之重点在于维护边防的稳固、臣僚的贤德和社会的安定。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沙俄对东北，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他说：“俄隙虽弭，而与俄最近者莫如关东；倭（日本）患未形，而与倭最近者莫如台湾。”“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今琉球沦矣，邻警益逼。”可见这是一位有智有节的贤臣。
在清末，陈宝琛是位少有的忠君之士。他的忠君观念同维护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不是阿谀小人，更不是左右逢源、但求自保的奸人。而是一位敢于对统治集团内的腐败现象、越轨行为大胆揭露，坚决抗争。光绪六年即1880年12月，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时，未按宫禁规定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企图强行通过而遭护军殴打，李三顺回来哭着向慈禧添油加醋地告状，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当时陈宝琛无惧慈禧淫威，“犯颜直谏”，迫使慈禧收回成命。工部尚书翁同稣称赞陈宝琛“有大臣风度”。
陈宝琛的“忠君”还表现在敢于同“辜恩负国”的人与事展开原则性抗争。在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的11月，陈宝琛得知陕西总督杨昌浚向朝廷呈请为琦善建专祠，已得旨允行，陈宝琛不禁“感愤填胸”，立刻草拟奏疏，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琦善之罪，则关天下国家之安危，倘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邦之讥议。”就是这的一纸奏疏，纠正了昏庸朝廷要为恶人琦善建立专祠的荒唐做法。
清末帝溥仪视陈宝琛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陈宝琛作为溥仪的老师，二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陈宝琛是发自内心的效忠于小皇帝，兢兢业业的教导他，把复兴清朝的希望寄托在溥仪身上。因而溥仪认为陈宝琛是个“最稳健的人”，又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的人。
不能否认陈宝琛是具有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种爱国，是不能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的，只能从他处于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判定。他渴望大清王朝有所改革，得以振兴，由贫弱转为富强，他无疑是一个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前提下，能够随着时代而不断探索前进的爱国者。
在特定环境下，陈宝琛的一系列措施无不体现出他对国事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
光绪四年即1878年6月，清政府派遣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沙俄强占新疆伊犁一事。但没想到愚懦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与愚弄下，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使我国丧失了伊犁等大片土地，一时间朝野哗然，清政府盛怒之下将崇厚革职侯斩。但沙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出面干涉，在列强面前，清政府毫无能为，只得屈从，继而免除对崇厚的处分。陈宝琛当时愤慨上书，极言崇厚误国之罪当诛。
光绪八年即1882年4月，陈宝琛与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联衔上《陈越南兵事折》，奏章中明确指出：“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建议朝廷派李鸿章或左宗棠驻扎边疆，厚集兵力，加强边防，以缓法师。还推荐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督师出防。他还进一步强调：“法意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但奈何清廷无动于衷，以至后来损失惨重。
果然在7月间，法军强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使越南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战火迅速漫延至中国。陈宝琛针对时局又再上疏说：“不患补牢之较迟，而患举棋之不定。总之，越南未失则战易和亦易，越南若失，则和难而战更难！”他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建议朝廷应趁黑旗军士之士气犹涨，阮氏之人心未去，举义师以平其难，执条约以定其盟。至12月19日，清政府对法战和问题仍举棋不定，局势更加严峻，明显对清政府不利。陈宝琛焦急之下再上《论越事不可中止折》，警告清廷说：“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为宗社万世计，岂能隐忍迁就，狃一时之安而贻无穷这悔哉？”陈宝琛建议清政府：“以云南之兵复山西，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抚海阳”，使法国侵略者“兵分力单，顾此失彼”，并说自己“敌忾同仇，不敢自同局外”。说政府若有使用他时，“绝不敢辞”。奈何清政府行将朽木，对于这样一位敢于直言，识见不凡的忠臣却不知善用，致使国土被多国列强步步蚕食，步步瓜分，终至不可收拾。
末代皇帝之师陈宝琛
陈宝琛是溥仪的老师，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因而陈宝琛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之师。溥仪对于这位老师十分敬重，他的第一首诗写在8岁那年，就是为师傅陈宝琛祝寿而写的，全诗只有16个字：“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表达了对师傅的祝福和崇敬之情。
皇帝的师傅自然不止一位，但陈宝琛却是对溥仪一生影响最大的师傅，从溥仪6岁起到17岁止，陈宝琛一直不曾间断授业。所以，溥仪对陈老师最倚重也最亲昵，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对陈师傅也表示尊敬和信赖，毕竟这位敢于直谏之臣在于清晚期可算得上是稀罕物了，连同时受命为皇帝业师、老资格的陆润庠对陈宝琛也不得不高看一眼。
陈宝琛，早在少年时就已闻名乡里，素有“福建才子”之名。同治七年即1868年考中进士，20岁点翰林，30岁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可谓仕途畅达，一路青云直上。然而，陈宝琛的直言进谏，一再奏本，在清晚期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和信任，反而因屡次劝谏太后，而得罪了慈禧。虽曾获取“清流党”的美誉，但终于在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被贬连降5级。陈宝琛一时间心灰意冷，遂以回乡奔丧为借口，开始了在福州近郊鼓山山间别墅里的隐居生活。这一隐居就是20年之久，在长期赋闲的日子里，陈宝琛潜心于经、史、子、集以及诗词、书法研究，和不断来访的骚人墨客、官场旧友们酬酢往还，与“彩云”、“清溪”同在，生活倒也过的逍遥自在。1911年朝廷重新起用了陈宝琛，派他担任山西巡抚，尚未到任又改派为皇帝师傅。这次改派倒使陈宝琛特别兴奋，因为在当时，作为皇帝的师傅，有着崇高的政治地位，他绝不仅仅是个6岁孩子的家庭教师，而是俨然成为了皇宫内廷的重要成员，成为朝廷掌权者咨询与商讨国家大事的顾问。
当时的陈宝琛已满64岁，担任皇帝师傅这一职务连续执教10余载，可想而知已然是垂垂老矣的七旬老翁了，曾与之共事的英人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对他的描述是：“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这并非一家之词，溥仪这位学生也认为自己的这位老师性情温和、处事圆满、富于忍耐精神。然而，无论庄士敦还是溥仪，都逐渐认识到陈宝琛其人思想太陈旧、行动太保守，缺乏活力和开拓的精神。尽管他是位忠君爱国的忠臣，但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庄士敦曾指责陈宝琛没有运用他特殊地位的影响，为革除逊清小朝廷内部的种种弊端而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溥仪的记忆里，恐怕最深刻的则是许多有关陈师傅古板得可爱的故事。
据说陈府上老少两代间也总是闹磨擦，这或许就是今人所说的代沟。的确他的小儿子生长的时代，远非这位老夫子可比。他自然受到时代新潮流的影响，不肯整天关在书斋里，摇头晃脑地背什么“之乎者也”，而陈宝琛望子成龙，还希望自己的孩子入仕为官，报效朝廷。因而对他实行家法管教。孩子们往往是口服心不服，想尽办法对付这个顽固古板的老头子。他们和家庭包车的车夫商议好，每当陈宝琛下朝回家、马车快进胡同口的时候，车夫便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陈府上的儿女们听到“预告”，赶紧先插大门，迅速撤去摆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汽水，把一个欢快活泼的场面立即变得沉闷而严肃，然后再开门迎父。在老夫子统治的封建家庭里，少男少女们为了迎合他长久的采用这种办法。
更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在生活中抱定了“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即生下洗第一次、结婚洗第二次、死后沐尸再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平时则水不沾身。每到盛夏，暑气蒸烘，便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酸臭的气味来。为此，他的门生佟济煦常常加以劝导，希望老师多洗澡，以利皮肤病得以好转，有益于健康。可没想到这位陈老夫子食古不化，对他人的好意不以为然，还反问道：“老朽余年，虽未能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你呢？为什么沐浴不断也不免于时常闹病？”这让好心的佟济煦顿时尴尬无言。
陈宝深对于溥仪的教育可谓竭尽心智。他最讨厌太监给溥仪讲“怪力乱神”的故事。他对溥仪的学习要求很严，每天除了读经书念圣训之外，还常给溥仪讲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他希望这位小皇帝在自己的教导下自幼立志读书，将来发奋有为，以复辟帝业。他经常给溥仪讲：“立大功成大业者，必有一番自治之能力。尤其动静起居食息诸事，皆有一定之时刻。如曾国藩在军营里，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里，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近时，世界文明诸大国君，其于每日应于何时起身，何时运动、休息，皆有一定之时刻钟点，常久不变，故能使其国日臻强盛，人民享受幸福，非其明效大验欤！”
溥仪也的确从陈宝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成年以后立志改革，要除掉逊清小朝廷的弊端，他深知这种事是不能依靠陈师傅的。毕竟这位老夫子年岁已高，而且思想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尽管如此，溥仪对陈师傅的尊敬则有增无减。陈宝琛的养廉银每月1000元，比其他师傅多许多。至于赏赐古董字画、御笔匾联，更是源源不断。
“漳厦铁路”与福建师范大学的缔造者
1905年10月，在北京城的北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主持、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正式动工了。几乎与此同时在南方，由海外侨胞和福建地方上的仁人志士筹资组织的“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总公司”也迅速成立了。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标志着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由国人修筑铁路的热潮。
漳厦铁路是清朝内阁大学士、末代帝师陈宝琛主持开通的。陈宝琛对现代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880年，他就曾代台湾巡抚刘铭传草拟《请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疏》，认为铁路运输比漕运、赈务、商务、矿务等，尤为当急，而且利于用兵，是裕国便民的自强之道；又指出：“俄人所以挟我，日人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危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振之始，彼族闻之必先发奋。”这些意见，被清廷顽固守旧派所拒绝。后来陈宝琛回闽居住期间，就筹建起漳厦铁路来了，被推为“闽路总理”。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1898年竟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如在福建境内修建铁路，应先和日本商量。清政府对此要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日本方面却认为已经得到了清廷的默许，进一步在1900年向清政府提出修造自厦门对岸嵩屿经福州、邵武，过南昌到汉口；自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自南昌经衢州至杭州的三条铁路线的筑路权，妄图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台湾岛扩充到福建、江西、浙江、湖北四省。妄图进一步实现吞并全中国的计划。
事事难预料，正在日本垂涎欲滴之际，法国却捷足先登。1902年由法国大东公司出面，与福建矿务局及所谓“华员经理，洋人附股”的华裕公司，签订了《福建建？邵？汀属矿务章程》。条约经闽浙总督许应骙批复，这是经清政府正式批准的在福建修筑铁路的第一个官方文件。
以1903年美国合兴公司把粤汉铁路股票转让给比国公司，受到我国各方面反对而废约为契机，进入国人争回路权和热心投股商办铁路的新时期。当年的冬天，清政府也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于是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发了《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集资开放路权。各省爱国人士纷纷筹备创办铁路公司，在这以后四年间，全国共有十五个省先后创办了省铁路公司，福建省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1905年，法国人魏池串通福建奸商翁松村，收买厦门的一些土豪劣绅，筹划修建从厦门对岸嵩屿经漳州、龙岩、邵武到达江西的铁路。法国驻闽领事更是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照会闽浙总督，提出“要索福建全省路权”的无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