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叙述的是某人11岁那年的一天，与父亲出门散步。经过一家殡仪馆门口的时候，看到一百多人正排着队往殡仪馆里走。他父亲问他几点了？他看了看表，告诉父亲是十点二十五分。问完时间后，父亲逗留在殡仪馆门前继续与他拉起其他话题。
过了一会儿，进入殡仪馆的人开始撤离。他父亲再次问他“几点了”？他看完了手表以后回答说是十点五十分。他父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对，人的一生总结起来也不过就这么长时间。”
他不明白父亲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问他父亲是怎么回事。
他父亲意味深长地对他讲“：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牧师宣读悼词内容就是对死者一生的总结。就算一生被认为有巨大的挫折经历或有伟大成就的人，其死后牧师为他宣读的悼词也不过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许多日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无必要进入悼词的内容。”
父亲最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长大以后，无论是沮丧还是得意的时候，都要想想我这句话，你就发现眼前的道路会变得开阔许多。”
这个故事说明，人们的知识、经验和看问题的角度在日常人生路途中，多么严重地影响着自己对每一件事物的判断和对自己每一个行为的取向。如何能正确地看待人生、如何能更有意义地、幸福地度过有生之年，关键在于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
《青年文摘》2006年5月上半月刊登载了一篇由王也丹撰写的文章《妈妈的黄瓜头儿》。
文章写的是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主持人张越采访的一个小女孩思想变化的情况。
小女孩所在的家庭，生活艰难：
“我们家的生活一直比较艰难。小时候，每天早晨，我和妈妈一起到菜市场捡别人丢弃的菜叶。回家后洗净，那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青菜。”
小女孩因此自卑，想自杀。
从工厂下岗的妈妈以修自行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当小姑娘自杀前，到平常“很少去”的她妈妈修车的地方，“想最后再看一眼妈妈”的时候，发现：妈妈“在没有生意的时候和别人一起锻炼”，打羽毛球，妈妈说是怕“总是坐着会发胖”。妈妈每天攒起的黄瓜头儿放在饭盒里是为了“没事的时候她就用黄瓜头擦自己的脸”来美容。
女孩子说：“从此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寻死）的念头。”
作者说：“是妈妈的黄瓜头儿挽救了她，是妈妈教会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段事实也说明，人们的信念、价值观严重地制约着其对生活境遇的判断和感受，从而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2006年9月21日的《今晚报》刊登了韩少功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桃源人家的豪华仓库》。摘要评述如下：
文章首先介绍现在农村经济条件有了提高，但人们精神境界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致使在房屋建筑设计与装饰等方面盲目模仿“城镇楼宅”。
“流行的高等民宅都是两层楼，三层预制水泥板，包括隔热的天花板和架空防潮的地板。瓷砖墙，琉璃瓦，铝合金门窗等也是必不可少。”
接着说这种住宅如何不适宜农村的实际需要，比如烧柴、养家畜、堆放农具和谷物类，农村必不可少的现实生活内容，都不能用楼房。新式住宅主人“索性就长住在偏棚（在新楼旁边用木板搭建）里，他们的新楼经常白白地闲着，充其量只是当做仓库”。
新楼主人对作者说：“不盖不行啊！大家都盖，你一家不盖，还不被人家指脊梁？”为盖这楼，主人还“腰痛了七、八天，眼泪往肚子里吞”。
作者却说：“听得出，这咬牙切齿的埋怨里还透着欢喜。”
作者韩先生忖度这些新楼的主人们的心理是：
“虽然不太适用，但能预支一份荣耀”和“体面与惬意”。“不论主人为此欠下多少债……主人从此做得起人了。他们情愿为此节衣缩食多年，也得争来这种高声大气的权利。”“荣耀”和“体面与惬意”分明都是出钱、出力拼命盖楼所追求的好感觉，用以说明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幸福感。
说到底，文章揭示的主旨是，人的精神境界、价值观，把握着追求与享受幸福的方向盘。精神境界低，把握不好方向盘，就可能做出南辕北辙、冤大头的事。在现实生活中类似于此、细想起来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2007年年初《北京参考》记者采访著名心理学教授刘翔平。在回答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时，涉及主观精神境界对幸福感的影响时，刘教授说：
“……心理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是每个人所能控制的变量，譬如乐观的、有信仰的、有创新的、宽容的、擅长交际的人就更幸福……”
刘教授所说的乐观、有信仰、有创新……心理素质即是精神境界的品质。也就是说，刘教授同样主张精神境界品质高的人更幸福。
2007年2月27日《北京晚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林黛玉出家”的标本意义》。
文章慷慨激昂，以振聋发聩的姿态倡议：
“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仰系统和核心价值，已刻不容缓，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
文章从“曾经是红透了半边天的大明星，如今又是一个身价过亿的商人”，“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被媒体“证实已出家”开始。
接着，作者就这件事情开始探索“林黛玉出家”的社会意义：
“陈晓旭曾袒露心声：‘我曾经很专注于财富的积累，但之后发现物欲（应为物质财富——笔者）的增长并没有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人生是需要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人生，就只能是一种空虚、麻木、颓废的人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的人，就无法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为动物也懂得趋利避害……”
“更可怕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己的信仰系统和核心价值，人人都以世俗理性作为自己行为的唯一准则，则必然会导致为所欲为……”
以上内容表明作者说的道理是很中肯的。不过，接着作者还断言，西方还可以，因为西方“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系统……把世俗理性和终极关怀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限制了非道德的行为”。
作者强调“信仰系统和核心价值”等精神世界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位置，也注意到宗教所起到的正面社会意义。并且，其积极救世的主观愿望实在可嘉。
但是，作者所主张重建的“中国社会的信仰系统和核心价值”具体面貌，从文章的内容上看，尚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
2007年9月9日的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文章：《无男人之地的真正女英雄》。
文章介绍的是弗吉尼娅·尼科尔森所作的一本书中所写到的是一大批英国女性与命运斗争，争得幸福一生的情形。这本书名是《孤独终老：一战后两百万单身女性的生存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战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造成国内“192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多出近200万”。早在1917年战争结束之前，“伯恩茅斯女子中学的校长对六年级的学生们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可怕的事实：你们当中，每10个人只有1个机会结婚’。据一个学生后来说，她（指校长）的这个推测完全正确。”
后来，这些“多余的人”被悲伤击垮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书中说，这些女性后来“成为探险家、昆虫学家、船舶工程师、医生、登山家以及服装模特等。还有一些投身于改善贫民窟状况和饥荒救济的工作中，或者开始从事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像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女枢密顾问官和内阁成员、第一批女兽医、女公务员、女建筑师等”。
书的作者尼科尔森说：“这些女性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她们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处女成为现代的职业女性。”
作者还说到：“这些有进取心的单身女性当中，大部分都是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还是与现代女性有着不同之处。正如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一样，她们对幸福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并且有着一种特殊的坚韧和自尊。”
生身于较富裕的家庭，可能是文化和精神素质高一些的理由？“对幸福没有太高的要求”，是内在观念决定幸福感觉的体现。
总而言之，不是肉体而是灵魂，是内在的精神境界决定了这些“多余的人”的一生的生存价值。社会环境只是一个平台，戏演得怎么样最终决定于演员本身。不是有“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之说吗？
2007年10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广州新富们为何推崇“禅”》摘要归纳和评述如下：
“早几年被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同时夹击的广州新富们，成为有钱却没有快乐、有地位却缺乏生活品质的一群人。他们先知先觉地认识到，生存状态必须改变，也始终在探寻心灵喜乐的出口。”
“这时，已不再年少冲动却又仍心怀理想的新富们，会把部分精力放到寻找心灵归宿上。他们既不赞同父辈们对神佛已经物化到近乎迷信的方式，也始终觉得西方信仰里的思想与在东方哲学思维里成长的自己还是有某些隔阂，所以，最后还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现今已征服西方世界的‘禅’。”
于是：
A、“新富们的别墅成了流动的灵修所，每到一定的时间，大家会聚在一起交流和研习开悟后的心得。”
B、“有了一定积累的新富们还会常去福建长汀的‘内观’中心，在那里关掉一切通讯工具，忍受10到20天的完全孤寂和隔离：一日两餐，终日饮茶，凌晨4点起来早课，晚饭后还要在禅堂辩经……”
C、“貌似艰苦的生活却让新富们上瘾。比如：刚从内观回来的张先生回家后，没有见到张太太，留言条上写着，她等不及他回来，因为内观中心通知她终于有空位可以前往了；玫瑰说她近来收到的最贵重的一件礼物，就是某某某亲手抄在宣纸上的一卷《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最喜欢流连夜店的穆恩突然消失了踪影，据她发给朋友们的短信上说，她目前在香港离岛，正在上生机断食疗法的瑜珈课……”
D、“李敖前妻胡梦因到广东，引起了新富们‘有点小骚动’。原因不是冲着她是李敖前妻，也不是冲她曾是著名艺人或作家、职业翻译家等，这次主要是因为“胡梦因近些年来游弋于东西方古往今来的心灵大师之间，却最能撷取禅学的精髓，一直致力于以心灵工作坊的形式推行净心与养生的自我灵修途径。”
E、流行一种寺院里举行“别具一格的佛化婚礼。佛化婚礼以礼仪环保观念为基调，基本上不发喜帖、不另设喜宴，仅在形式过后以素食招待亲友。”
新富们不愧为精英之辈，已经率先觉察到人生真谛，并探索着从内在精神方面打主意来提高生存的价值——追获更适度、更稳定、更长远的幸福。
“禅”和瑜伽等修炼方式只是净化精神境界，得到好感觉的形式之一。要想真正做到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还必须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思考，争取不断提高对真理或义理进行深刻地认识与理解，那才是从根本上寻求把握自己命运的正确途径。君不见，有些修炼“禅”或瑜伽的高手在追求幸福感的过程中，曝出“出轨”或现眼的现象不是也不少吗？
台湾《网路小品》登了一篇名为《心的温度自己决定》的小文章，其主要内容是说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授给他的将要毕业的学生上了最后一堂别致的课：教授先把准备好的水放入冰柜，冻成冰；然后把冰放在玻璃容器中，用酒精灯把容器中的冰烧成水，再把水蒸发成水汽。然后，教授顿了一顿，平静地对学生们说：
“你们都觉得这个实验太简单了，但其实它并不简单！水有三种状态，人生也有三种状态。水的状态是由温度决定的，人的状态是由自己心灵的温度决定的……”
下面教授说的内容无非是自己的前途是由自己的精神境界决定的。精神境界高，那么他将来就像水汽一样腾飞起来，“成为云朵……他不仅拥有大地，还能拥有天空，他的世界和宇宙一样大。”精神境界低，他的前途“不过是他双脚站的地方那么大……”
笔者认为，其强调的就是一个人提高和完善自己精神境界的重要性。
有关社会心理学的书籍中经常提到的“邻居效应”和“围城效应”也属于鲜明地展示了精神境界严重影响着人们幸福感的例证。
所谓“邻居效应”是指，把自己的生活条件与邻居的处境相比较是影响自己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邻居效应”是很普遍、很常见的。
如果自己的精神境界高，能做到全面、发展地看问题和由表及里地看透事物的本质，那将会大大减少邻居效应对自己产生的负面影响。岂止减少负面影响？如果精神境界真的高，比如货真价实的知足常乐者，“邻居效应”对之不但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还可能反而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所谓“围城效应”是指住在城里的人，往往羡慕乡村清新的空气、宁静的环境、消费的支出相对地少等一些有利条件，因而有迁往农村的愿望；而住在农村的人则往往羡慕城里的热闹繁华、跟进时尚、交通方便等有利条件，因而有迁往城里的理想。
等到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之后，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则又会生出相反的想法：迁到农村的，向往城市；迁入城市的向往农村。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现象也是很普遍、很常见的。
尽管在围城效应的形成原因中，幸福感的适应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精神境界达到一定的高度，能够比较全面、发展地看问题，能够看清问题的实质，则完全可以避免或减轻围城效应对自己的不利影响。
“邻居效应”与“围城效应”之类的现象大量存在，所以有人就提出“比较出幸福”的观点。
精神境界越低，被“邻居效应”和“围城效应”戏弄的可能性越大。
大学问家范仲淹所道出的“不以物极；不以己悲”的境界，正像孔夫子所说“六十而耳顺”和荀子所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矣”的意思一样，就是一种经过长期艰苦地进行提高精神素质的修养，能够较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欲望，按照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义理的要求对待事物和人，避免陷入“比较出幸福”那种被外部化境或感觉牵着走的可悲境地。
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主观精神境界，中心就是提高自己正确认识自身和人类社会以及正确认识自然界的能力。
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就能正确地认识、理解人生，包括怎样求福、如何享福和正确认识及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是有了良好的道德。具备良好的道德是做人做事的基础。
正确地认识自然界，是适应、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也是调适自己生存环境条件的前提；是能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从而达到自我实现并获得尊重和其他社会回馈、使自己获得幸福的前提。
总之，为了正确地把握追求幸福的人生道路，就要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性和才能的水平。要想提高自己的德、才的水平唯有通过不断增加对自身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要做到不断增加对自身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程度，只能是彻底打消浮躁的心理情绪，踏踏实实地、日积月累地通过勤实践、勤思考和勤学习，绝无捷径可走。尤其是青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老来醒悟、后悔，恨不能重新从头活一回的人哪个时候都不少，总有不借鉴前人过失的倒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