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末年，四方兵起。正好碰上割据陇西的隗嚣收揽人才，招收马援入幕，拜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当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郡，隗嚣满怀疑虑，联结汉军还是联结蜀军一时不能决定，便派遣与公孙述素来相识的马援先去蜀郡，观察虚实。马援来到蜀郡，以为与公孙述会一见如旧，欢语平生。谁知公孙述却设置了豪华的仪仗队，见马援到来，先彼此作揖后，便送马援到客馆居住，一面又给马援制作了华丽的衣冠，授马援为封侯大将军。马援忙起座说道：“天下久乱，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共图成败，反而修饰边幅，如木偶一样，这样怎么能久留天下义士呢？”回去后，马援便对隗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妄自尊大，不知远谋，不如专意东方才是！”
建武四年冬天，隗嚣再叫马援奉书去洛阳城。到达京都洛阳，马援由中黄门引见宣德殿。刘秀笑迎道：“卿遨游于二帝之间，今天见卿，真是令人惭愧啊！”马援忙顿首称谢说：“当今时代，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啊！臣与公孙述是同县人，从小友善相处，上次臣去蜀中，相见时，公孙述所备礼仪极盛。今臣远来到宫，陛下难道不怀疑我是刺客奸人，礼仪为何如此简易呢？”刘秀笑道：“卿非刺客，只是一个说客呢！”马援答道：“天下反复，盗窃声名的人不可胜数。今日见到陛下如此恢弘大度，如同见到高祖，才知帝王自有真的哩！”刘秀便挽留马援住在洛阳京都，常常一起出游。过了几个月，刘秀才派大中大夫来歙，持符节送马援西归陇右。
马援回来后，隗嚣常与马援同起同睡，详细询问东方流言与京师得失。马援因此进言道：“前次到洛阳，引见了十多次，每次与光武帝谈话都是从早到晚。光武帝确实雄才大略，与众不同，而且心怀坦诚，毫无隐蔽，豁达大度，与高帝智识相同。光武帝还博览经学，文辩无比真是古今罕见！”隗嚣反复说：“光武帝到底比高帝如何？”马援说：“略有不如，高帝无可无不可；今汉光武帝颇好政治事务，动必如法，又不喜欢饮酒。”说到此，隗嚣不满意地说：“依卿所言，比高帝还胜一筹！怎么说是不如高帝呢！”然而，隗嚣还是相信马援的话，派长子隗恂到洛阳去当人质。马援也携家眷一起到了洛阳。数月之中，马援并未得到要职。马援自以为三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地广土沃，便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刘秀自然准许。
后来，马援帮助刘秀击败了隗嚣。建武十一年夏，马援被拜为陇西郡太守，先后讨平陇西羌人、皖城李广。建武十八年，刘秀写玺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刘秀常说：“伏波将军谈论用兵之道，与我不谋而合。”每有谋略，刘秀都重用马援。建武二十四年，六十二岁的矍铄老翁马援再次出征，在阵中病亡。刘秀听信了虎贲中郎将梁松的谗言，追夺马援的新息侯印绶。马援的棺柩运回来，妻子也不敢报丧。经前云阳县令朱勃上书讼冤，刘秀才允许马援归葬旧墓。
到了永平初年，马援的女儿被汉明帝立为皇后。汉明帝画中兴名臣像于云台。东平王刘苍观看了中兴名臣的画像后，对汉明帝说：“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像呢？”明帝笑而不答。待到永平十七年，马援的夫人去世，才为马援夫妇起造祠堂。
马援之才在于明嘹天下大势。隗嚣虽待之甚厚，然鼠目寸光，马援不与之谋，并改投刘秀，助他击败隗嚣，夺得天下。
蔡京假戏真做获升迁
蔡京——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任命为钱塘尉。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蔡京入仕之日，正是王安石的变法运动达到高潮之时。蔡京对于如何富国强兵，并无真正的兴趣，也没有自己的见解。但他见宋神宗支持变法，王安石又大权在握，于是便不失时机地举起变法的旗帜，俨然是个变法派的斗士。他的这番假戏真唱，使得他在变法派执政时期步步高升，到了元丰（1083）时，就爬到了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事的高位，成为三品大吏。
元丰八年（1085）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去世，变法派失去根基，形势逆转直下，在执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人士重新被起用。司马光上台之后，立刻宣布要废除新法，恢复旧制。蔡京一看风向突变，便立刻转而积极投靠旧党。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重要的改变，即是把过去按户轮流充当官府职役的“差役法”，改为按户等高低出钱雇人代为服役，时称“募役法”。司马光执政后，下令废除募役法，而且还限定各地务必在五天内全部恢复执行差役法。人们普遍认为这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纷纷表示难以执行。唯独蔡京一人毫无怨言，居然在规定的时间内“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蔡京亲自跑到政事堂去向司马光报喜邀功，司马光见他如此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十分高兴，夸赞蔡京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蔡京虽然风头出尽，但却同时得罪了大批没有按期完成改役之事的官员，于是就有许多人出来弹劾他“挟邪坏法”，司马光也想起蔡京原是变法人士，看出了蔡京的投机心理，于是就趁势将他问罪贬官，赶出京师。蔡京虽然暗自恼怒，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依然频频向旧党大献殷勤。他辗转各地为官，渐渐取得了旧党人士的好感和认同，又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复知成都。
元祐八年（1093），保守派的后台高太后死去，宋哲宗歼始亲政。哲宗大量起用变法派官员，新党首脑章惇上台做了宰相。蔡京一一见政治风向又发生变化，也随之来了个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深受旧党迫害的新党人士，四处喊冤叫屈。绍圣初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京师代理户部尚书。当时，新党准备再次改革募役法，章惇令有关部门商议，结果是众说纷纭，久议不决。蔡京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在五日之内尽废王安石旧法的往事，直截了当地建议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章惇听了，正中下怀，当即表示同意。王安石的募役法，又告恢复。
蔡京这个昔日废除募役法的急先锋，今天义成了恢复募役法的马前卒，一副变色龙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蔡京朝秦暮楚，如一条变色龙，道德低下，然而却在官场斗争中巧妙化解，游刃有余，平步青云，可见其深得做官之奥妙。
荀彧离袁投曹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少年时便有舒才，当时南阳名流何颛就发现他与众不同。汉末永汉元年，以其品学出众而被举为孝廉，拜为守宫令后来董啦兴乱，见事不可为，便弃官归里。
趁董之乱，袁绍起兵夺取了冀州。他闻说荀彧有才，也很重视，待之以上宾之礼。但经过一段观察了解，苟或见袁绍虽然拥势自重，但其秉性弱点甚多，终非能成大业之人，便于汉初平2年离开袁绍，改而投奔到曹操门下。曹操也素闻荀彧之名，一见荀彧来投，当即大喜过望地说：“荀彧就是我的张良！”立即委以重用，任司马之职，当时，荀彧只有29岁。后又升为尚书令，曹操对他异常信任，凡有难决之事，必向他请教。
荀彧也不负曹操所托，据史书记载，曾先后为曹操提出三大决策。尤其是面对曹袁两个军事集团的决死斗争，他曾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曹操和袁绍势力对比的优劣，就表现出了他政治洞察力之深刻。他对曹操说：“袁绍表面待人宽厚而内心忌刻，用人而疑其心，内部不团结；而曹公您宽宏大量，只要是人才都能合理使用，这在刚人度量上就胜过了袁绍。袁绍遇事疑惑犹豫，常失去良好时机；而曹公您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在智谋上胜过了袁绍。袁绍不知用法立法，军令不立，兵多而难用；而曹公您法令严明，赏罚分明，士兵虽少，都勇敢善战，这是武力上胜过袁绍。袁绍凭其门第高，势力大，任人唯亲，跟他的多为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公您则任人唯才，不分亲疏，自己谨慎节俭，因而手下人多是真才实学文士；在德方面您又胜过袁绍。凭这四胜辅佐天子，匡扶正义，征伐不义，谁敢不从？”
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
——《魏志·苟或传》
“袁绍由于个性优柔而少当机立断的魄力，所以常常逸失良机。与之相较，吾公当机立断的魄力确实远远在上，而且应变力强，思路绝不僵硬。这是吾公善于计略的证据。”
荀彧原本是袁绍麾下智谋最为卓越的功臣，却因自己的主子不能成大器，于是投奔曹操。有识人慧眼的曹操，当然看得出荀彧的非凡之才，所以对他非常厚遇。
自从曹操将汉献帝奉驾许都后，政敌袁绍当然颇为气愤，两雄间的关系，于是陷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两雄决战的“官渡之役”爆发之前不久，曹操召见苟彧，要他将彼此之间的战力加以分析比较。
结果，苟彧说：“战争的胜败，端视领袖的为人及能力如何而决定，这是自古不易之事。领袖若是大器之人，即使失力寡弱，也不容易挫败。在相反的情形之下，纵使有强大兵力，战胜不是一定可期。这一点可以由刘邦和项羽的前例得到证明。”
荀彧进一步将两军最高统帅——曹操和袁绍——就下列四点的优劣和差异分析如下：
1.指挥能力
袁绍（×）：由于猜疑心不信任部下，因此，部下普遍欠缺忠诚心。
曹操（○）：善于适才适用人，因此，部下都肯努力以赴。
2.决断力（如原文所述）
袁绍（×）：
曹操（○）：
3.统御能力
袁绍（×）：由于军纪松弛，军令甚难彻底。因此，虽然兵士众多，毕竟只是乌合之众。
曹操（○）：军纪森严，军令彻底，而且赏罚分明。因此，虽然在兵力上稍落下风，将士却都有慷慨赴义的决心。
4.指导态势
袁绍（×）：以自己出身名门而骄纵，更以有学问而自傲，瞧不起憨厚而寡默的人，身旁所用尽只知阿谀敷衍之徒，因此，蒙上欺下之风甚盛。袁绍本身的生活也过于奢侈。
曹操（○）：待人绝无偏见，不仅自己不说空话，身边更不用巧言令色之徒。自己的生活极其朴素，对有功的部属，绝不吝惜给予重赏。
由以上作为领导的四大条件观之，袁绍每一点都不如曹操。所以，在此情形下，无论兵力如何众多，资源如何丰富，胜败之数早已论定，袁绍之军绝不足惧。
——听到荀彧分析后，曹操变得勇气百倍了。
不久，袁绍大军和人数悬殊的精锐曹军，在白马、延津、官渡等地不断交战（总称为官渡之战），结果袁绍果然一败涂地。历史达数百年之久的华北名门袁氏一族，至此终告灭亡。
“成败系于才，有其才则虽弱而强，无其才则虽强而弱。”这是荀彧所做的结论。用现代语言诠释，意思是：“事成，全视领袖的能力如何而定。”
荀彧的分析，实可当做“领袖论”的论述，这个立论在20世纪的现代仍可通用。
荀彧原本是袁绍麾下重臣，却因自己主子不成大器，而改投曹操。后来的天下形势也证明了荀彧的慧眼择主。
一招不慎满盘输
周作人，原名榭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遄寿，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他与其兄鲁迅（周树人），其弟周建人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和鲁迅一样，周作人幼年也是在三味书屋读书，12岁时到杭州读书。他幼年的读书生活为他以后从事的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岁时，周作人经过考试，就读于上海的江南水师学堂。在这里，他接触了《天演论》、《清议极》等进步书籍。书中所揭示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大大唤醒了周作人，使他认识到清朝之所以挨打，就是因为落后。年轻的周作人在这些鼓吹自强、富国精神的书籍的鼓动下，投身到“排满拒俄”的革命运动中去。
这时，周作人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情。他乘车至公园前发现门是一金字牌，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周作人怒火中烧，自觉是奇耻大辱，但环顾四周，竟“无其一不平者”，周作人深感同胞的麻木。
1906年6月，周作人与大哥鲁迅前往日本求学。在东京学习期间，他和鲁迅合作翻译小说，并在鲁迅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大量阐述独特见解的文章。
6年后，他娶了日本老婆回到了中国。不久便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是周作人一生最得意也最有成绩的时期，正是在这里他奠定了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成了知识界的斗士和旗手。周作人的突出贡献是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用自己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在广大人民心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五四”战十的形象。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周作人应当无愧地被称作勇敢的士兵。鲁迅也骄傲地把他称作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周作人身上的宝贵的战斗性不断地消退，思想日趋消极。在国家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三十年代，他与林语堂一起鼓吹“闲适幽默”的小品，不能不说是奏出一种极不和谐的杂音。
1973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广大爱国人士纷纷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中。文化界人士匆匆南下，只有周作人悄无声息，以家累太多为由，留在北平。周作人的行动引起了他的友人们的不安。最能代表这些文化友人心情的就是郭沫若，他怀着焦盼的心情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向周作人发出了呼喊：
“……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之举而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人的镇静剂吧……”
但是，朋友们急切的期盼始终没有打动这位“五四”斗士的心，他仍然在北京“蛰居”。
周作人毕竟没有耐住时间的考验。6个月以后，即1938年4月9日，周作人长袍马褂，参加了日本侵略者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但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发表了讲话。
迈开了第一步，下面的路当然就是一步跟一步走了……
1939年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职务；8月，出任伪北大教授兼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并成为该协会会员。1941年1月周作人已不满足于文化上面的“涉及”了。他被升任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又兼“剿共”委员会委员。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9月，又担任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12月，出任伪华北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会副统监……种种都足以说明周作人已完全堕落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两人，同样的出身，又几乎同样的环境和经历，为什么一个无耻，一个庄严；一个卑鄙，一个伟大？研究一下周作人一步一步堕落，终于成了民族败类的道路，将向人们提供一个人如何立身砥行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