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十九年（383）五月，桓冲发兵十万进攻襄阳和蜀，符坚派其子苻等率兵抵御，桓冲畏惧秦兵，便退回上明（今湖北松兹西北）。这年七月，苻坚下达大举进攻东晋的诏令，规定民户十丁抽一，富家子弟年二十以下身强力壮者均授予羽林郎，同时征用州郡公私马匹。诏令中又说：“其以司马昌明（即东晋孝武帝）为尚书左仆射，射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修曼府第”。这就是说，秦军尚未出发，蔡坚就认为必胜，准备俘虏东晋君臣，预先为他们修建府第。八月，苻坚以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以姚苌督梁、益诸军事，苻坚随后从长安出发。当他到达项城（今河南项城）时，凉州兵才抵达咸阳，蜀、汉兵才从长江顺流东下。幽、冀兵进至彭城，只有苻融等所领的30万军队进至颍口（今河南颍上），前秦全军有步兵60万、骑兵27万，前后相望，绵延千里，东西万里，水陆并进。
大敌当前，东晋急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率领北府兵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等共率领八万之众抵抗秦军。又另派将领胡彬率领五千水军增援寿阳（今安徽寿县）。这时，建康城中人心惶惶。谢玄也不放心，出兵前又问计于谢安，见状谢安却显示出若无其事，悠然出游山中的别墅，与谢玄下起围棋，大家见状，才宽下心来。十月，苻融指挥秦军攻下寿阳，擒获晋将徐元喜等人。晋将胡彬听说寿阳陷落，于是退据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苻融一面进攻硖石，一面派将军梁成率领五万军队屯守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洛河），截断胡彬的退路，也遏制在东面的援军。谢石、谢玄率领的大军果然忌惮秦军，在距离洛涧25里处停了下来。胡彬困守峡石，粮食已经吃光，派人送信向谢石告急求援，送信人被秦军捉住，押送苻融。苻融见信上写道：“今贼（指秦兵）盛粮尽，恐怕不能再见到大军”，不禁大喜，派使者驰报苻坚说：“贼军（指晋军）弱，容易擒获，但恐以后逃逸而去，应该迅速进攻。”苻坚闻报，便把大军留在项城，只带领轻骑八千，急忙赶赴寿阳。苻坚到达寿阳，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派东晋降将朱序到谢石军中劝降。朱序却为晋军献策说：“如果百万秦军都开到前线，势难为敌，而现在全部军队尚未集结，应该快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折其锐气，就可以击溃秦兵。”谢石开始因为听说苻坚在寿阳，非常害怕，本来已经决定不主动出击，这时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命部将刘牢之率北府精兵五千人急行军到洛涧，秦将梁成严阵以待。刘牢之乘夜挥军抢渡洛水夜，袭梁成军营，临阵斩梁成等十员将领，又分兵截断退路的渡口，秦兵步骑一时崩溃，落水而死者一万五千多人。刘牢之继而纵兵追击，俘虏秦将王显等人，缴获了大量秦军丢弃的军资器仗。洛涧之捷后，晋军水陆并进，声势大振。苻坚在寿阳城上亲见晋军部阵严整，又远眺八公山（在寿县城北四里）上影影绰绰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不觉面现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一支劲敌，怎么能说是弱旅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晋军意在速战，谢玄派遣使者向苻融提议说：“将军领兵远道而来，却在岸边列阵，这是作持久战之计，并非作速战打算。如若将军能够稍稍往后移动阵地，使我军渡淝水，以决胜负，不更好吗？”秦军诸将认为，我众敌寡，不如遏制不使其过河，是万全之策。苻坚却说：“只要引兵稍退，乘晋兵才到河中间，我则以铁骑突然出击，没有不获胜的道理。”苻融也以为正确，便指挥军队退却。秦军一退而不能复止，被迫当兵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乘机逃跑。这时，朱序在阵后大喊：“秦兵败了！秦兵败了！”不明真相的兵众大乱，更加狂奔起来。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晋军渡河猛攻，苻融飞骑驰入溃退的队伍中，想阻止秦兵溃退，结果坐骑被乱兵冲倒，摔下马来，被追赶的晋兵杀死。晋军一鼓作气，追击秦军至寿阳三十里外的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跑的人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来了，昼夜不敢休息，夜行晓宿，加以饥冻，死去的人十有七八，苻坚在逃路中身中流箭，挣扎着回到淮北，见到所宠幸的张夫人，潸然泪下说：“我今日还有何面目治天下啊！”
苻坚有志于统一全国，但时机尚未成熟，前秦国内民族矛盾仍然比较尖锐，统治秩序尚未稳定，近百万的军队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淝水之战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垂、慕容和羌族贵族姚苌等纷纷摆脱苻坚的控制，貌似强大的前秦王朝顷刻陷于瓦解。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早在曹魏时代的正始（240～249）年间，王弼、何晏等人就以“好庄老玄胜之读”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到西晋永嘉（307～313）时代以后，玄学逐渐成为了全国思想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中心学派。《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为《易》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晋元帝建武元年（317）东晋南渡，经济文化崩溃，江左草创，士族不但不面对现实，寻求上进，相反竭力逃避现实，以空虚的玄言诗来麻醉自己，以求自我主观上的满足。
玄言诗的大盛与老庄佛理融汇，与郭璞、许询和孙绰三人密切相关，弥漫诗坛近一个世纪。东晋一代，文人名士以不谈玄学为耻。其时，佛学书已传播，且被文人名士之所接受，但他们对佛理还不像对老庄那样十分熟悉，因而老庄成为当时文人名士间时髦话题。《世说新语》载，孙绰和支道林（名僧）一同去拜见王羲之，正值王羲之要出门，车已备好停在门外。支道林说：“请稍等一下，我与您讲几句话。”随口便论述庄子的《逍遥游》，口若悬河，才藻新奇。王羲之立刻下车更衣，留他作终日谈。许询年少时，自以玄学为最佳，人们把他比作王修，他很不满意。一次，众人都在会稽的西寺谈玄，许询专门跑去与王修辩驳，使其难堪。对于玄学领悟的高低，成为文人名士的品评标准。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他的《游仙诗》虽也有“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等佳句，但纵观其诗，深察其味，又是借老庄之言而表达慷慨悲愤之意的。玄言诗的大作家，以许询、孙绰为代表。《隋书·经籍志》载孙绰有诗集十五卷，许询诗集三卷，但都已佚失。因为他们的诗是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所以孙、许二人都自诩甚高。有人问孙绰，你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孙绰说：“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以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又有人问孙绰，你与许询比较，谁的诗更好的？他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对自己评价甚高。他们不仅自我欣赏，世人也对他们的诗也衷心推崇。许询曾造访简文皇帝，当夜风静月明，两人共作曲室闲谈，许询辞寄清婉，使简文皇帝大加感叹，与他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并佩服地说：“你的五言诗，真可谓妙绝时人。”
玄言诗不仅内容上贫乏空虚，而且把诗味、诗形都抛弃了。诗歌要发展，必然要改换一种新形式。这便是山水诗的兴起的原因，并以义熙元年（405）谢琨的诗出现为标志。谢琨和殷仲文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从实际看，山水诗是从玄言诗中脱胎并演化而来的。山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道家理想的表现，所以谈玄和游览山水是很难分开的。玄言诗的大家孙绰就曾“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名士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相结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高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也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样，在玄言诗兴起的同时，山水的美已感发了文人名士的灵感，但由于中心涡流的影响，对于山水美的感受也只能零星地夹杂在玄言诗之中。随着“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才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东晋后期一直到齐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为这一时代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绝大贡献。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并不是文人名士的思想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观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感，一种媒介的变化。
山水诗是由谢灵运开创的而逐渐占领诗坛的，并由谢眺发扬光大而最终取代了玄言诗的。二谢是山水诗蓬勃推进的主力军。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他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年少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群书”和文章美而闻名朝野。他不耐寂寞而又富于创新，性情奢豪，车服艳丽，对于自己穿用的衣服和器物，经常改换样式，而每一次的改换总被世人接受并受到推崇。最着名的就是“谢公屐”，谢灵运在诗歌领域也同样身手不凡，他最先以大量的山水诗“实绩”向兴盛一时的玄言诗发起了冲击。他写山水诗，与他的爱好分不开。谢灵运热爱大自然。宋景平元年（423），他任永嘉太守时，郡内有名的山水，他都“肆意游遨”，有时“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甚至连民间听讼的官司，也不很关怀。每到一名胜佳地，都有新作出现。这些诗作只要有传进城市，不管是仕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争相抄传，一夜之间，全城尽知，远近钦慕，名声直达京师。景平二年（424）宋文帝登基以后，谢灵运见原来官位不如自己高的人都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气愤，便经常称有病不上朝，却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槿”。有时外出游览，一日行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经旬不归。他对于游历名山大川有着持续不衰的热情和癖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有一次去临海观赏风景，他特地选最难走的一条路，跟从者有几百人，伐木开道，轰轰烈烈，临海太守甚至以为土匪来了。文帝让他任临川内史，他却本性难改，“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都这样创造出来的，因而诗中不乏清新动人之句，例如“密林含云情，远峰隐半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等等，特别是景平元年初春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一生中最名盛的山水诗句。他对这两句诗也十分满意，曾对人讲，这两句诗是在梦中遇见谢惠连时突然冒出来的，正所谓“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谢灵运写山水诗是由爱好而致的，他对于玄言诗的进攻也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他虽然从玄言诗的营垒中冲杀出来，但他的山水诗毕竟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束缚。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作“有句无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老庄余音，爱引经聚典，且过于雕琢，一篇或几篇中才偶有一二佳句。谢眺生于刘宋末期的大明八年（464），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齐代。谢眺继承了谢琨的传统。青少年时代即以“好学，文章清丽”而闻名，后任宣城太守。他的诗大多是此时写成。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颇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等。但是谢眺仕宦之路不顺，三十六岁就被下狱死去。他的诗歌对黑暗现实和仕途充满不满和畏惧。由于有这么一股情感在胸中骚动，所以他的山水诗成就很大，不但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极为清俊秀丽，当时的一代文宗沈约说他“每诵名句，渊然泛然，觉笔黑之中，笔黑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不但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佳句像萧疏淡远的水墨画，而且每首诗都以流动的情感贯穿始终。他不再是“有句无篇”，而是全篇浑然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山水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经过大谢，特别是小谢的拨乱反正，玄言诗终于从诗坛上销声匿迹了。山水诗的兴起，前继玄言诗而后启唐诗，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着名的过渡阶段。
陶渊明其人其文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远祖是东晋开国名臣陶侃。他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少年时代父亲便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太元十八年（393）以前，他在家过着清贫而自得的生活，在一篇《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示。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对此生活，他十分满足，戏称自己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尽管如此，但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志向的青年人，起初他并不甘心身处贫贱之中。他“尤好在六经”，给儿子俨取字“求思”以“尚想孔汲”，仰慕刑无、荆轲一类气干虹霓的英雄好汉。
太元十八年（393）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看透官场内幕，明白自己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便弃官而去。弃官虽然痛快，但生活无保障，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经常“偃卧瘠馁”，没有饭吃。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去做官，他不再想猛志之事，纯粹为填饱肚子而“自役”。此后，曾任镇军、建威参军。从晋太元十八年（393）到晋义熙元年（405），这十三年断断续续的做官生涯中，他对变化无端的社会和污秽的官场忍无可忍，经常幻想“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憧憬的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居生活，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一想到自己心被形役，被迫束于尘网就愤愤不平。
义熙元年（405）年底，他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郡里派出一个督察县、乡，宣达教令的官吏督邮到他那里。县吏请他换好衣服前去拜见，他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自动解职，回到老家。
归隐第一年，他把自己解脱束缚、奔向田园的归途和心情描述如下：“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他的身心得到解放。陶渊明隐逸诗歌选材平淡，又用白描手法，但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意蕴于其中。义熙二年（406）他把自己的家居环境写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平日生活是：“野外罕人事，穷苍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他与农民的往来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喜悦与担心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劳动生活的情景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血有肉、彻头彻尾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