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毛泽东
一、隐真示假，声东击西
电影《南征北战》描写了这样一个精彩的战争场面：1947年1月，蒋介石、陈诚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调集重兵集团，企图逼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山东临沂地区。华东野战军在南线之敌密集稳进、难以分割歼灭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在南线与敌周旋，主力迅速隐蔽地大踏步北上150多公里，出敌不意，于2月20日至23日在北线莱芜地区打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果辉煌的运动歼灭战。这就是著名的莱芜战役。此次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创造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最好记录。
3月8日，粟裕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一次战役中，仅以63个小时就俘虏4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6万人左右，我仅伤亡6000多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
3月10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我华东野战军在最近宿北、鲁南、鲁中三次战役中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的胜利打破了记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接着，他称赞道：“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莱芜大捷，显示出粟裕的战役指挥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次战役中，粟裕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示形动敌，创造战机，导演了一幕威武雄壮、乘敌之隙的活剧，甚至达到了“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①的境界。
众所周知，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争得战场的主动权。主动权即行动自由权。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去了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同理，一个军队被打败或被消灭，也是因为失去了战场的行动自由。为此缘故，战争的敌对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
怎样才能争得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认为有三个条件：战争力量的优势，主观指导的正确，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在我军处于相对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时，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军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
其中，“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充分利用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我们的有利条件，封锁消息，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办法，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这就是“兵不厌诈”。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这两件事，就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①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孙子兵法。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②用兵作战，本来就是一种诡诈多端、变化莫测的行动，对于弱小的军队来说更是如此。有作战能力，却装作没有作战能力；要用兵，却装作不用兵；本来要向近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远处进攻；本来要从远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近处进攻。在敌人无防备的情况下实施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之时进击，这些军事家取胜的奥秘是不可以事先泄露的。可见，示形动敌，用谋造势，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粟裕深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古代兵法的精髓。在他看来，示形动敌，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捕捉有利的战机。他说：“在战役指挥中，有利战机能否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指挥员角度来要求，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多方位观察判断情况，尽可能地灵活用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又不一厢情愿，这样才能创造和捕捉到有力战机。”①1979年1月11日，他在给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学员的讲话中精辟地阐释说：“所谓制造战机，就是制造敌人的混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制造敌人的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只有通过制造敌人的混乱、疑虑、错觉和弱点，去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争得战场的主动权。
纵观粟裕一生所指挥过的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从实际情况出发，用奇谋，出奇兵，示形动敌，善创战机，可以说是他的兵法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陈毅誉之为“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所谓妙，就是妙在他能善于调动敌人就范，善于使用“示形”一类的策略手段。中国古代有所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类的范例。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车桥战役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手法，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是示南击北，而豫东战役又是声东击西(河南开封在鲁西南之西)。这里，我们着重回顾一下以“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而闻名于世的莱芜战役。
1947年1月底，山东解放区上空，战争乌云又一次汹涌翻滚。
在1月20日刚刚结束的鲁南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全部被我歼灭。但是蒋介石自恃兵力雄厚和美国政府的撑腰，马上又组织对山东解放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制定了从陇海、胶济两线南北夹击山东我军的“鲁南会战”计划，并把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l/3投入到华东战场。他嫌徐州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不力，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对战场形势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以损兵20多万为代价占领我苏皖解放区，并把我军主力挤到山东境内，这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陈诚当时在一个内部文件中就说：“共军大势已去，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敌人还判断，我军经连续作战，一定“伤亡惨重”；临沂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竭力死守。陈诚叫嚷：“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时陈毅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曾经风趣地说：“陈诚在徐州公开宣布了，他要在临沂同我陈毅进行决战。既然他如此看得起我，盛情难却呀！我只好认真奉陪，来个‘二陈’决战！”早在1946年10月，陈毅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的建议。10月15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党政军领导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同意“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鲁南战役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前委书记，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野战军下辖11个纵队(其中8个纵队各编足3个师)和1个特种兵纵队。除留2个纵队在苏中、苏北敌后外，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周围休整待命。
1月31日，作为主要突击集团的南线敌军八个整编师，由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北攻临沂。2月2日，作为辅助突击集团的北线敌军三个军(相当于整编师)九个师(相当于整编旅)，由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领，从明水(今章丘)、周村、张店一线开始南犯，主要目标是进占我后方腹地沂蒙山区的莱芜、新泰等地。此次行动，敌人一改过去分路进攻做法，南线“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北线则“乘虚急进”。蒋介石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四个整编师(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至鲁西南战场。
根据当面敌情，华东野战军指挥员曾于1月26日提出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较弱的右路之敌的初步方案。毛泽东认为，这一拣弱敌打的决心很好，指出“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2月3日，粟裕令华野第三纵队从正面阻击敌中路兵力，目的是要诱使敌左、右路兵力急进，以便相机歼击敌孤立突出之一路，再及其余。
但是，敌人看来已吸取了宿北、鲁南战役中被我军“吃”掉几个师的教训，变得狡猾和谨慎了。南线敌军在其中路遭到我军阻击后，左、右两路不仅没有突出冒进，反而就地构筑工事，并有向中路靠拢的迹象。不管我军如何透逼，敌军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缓步爬行，平均每天只推进六公里左右。我军的干部战士把敌人的这种打法，叫做“硬核桃夹烂葡萄”战术，“硬核桃”是指蒋军嫡系主力，“烂葡萄”是指蒋军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他们紧靠在一起，异常密集，互相照应，防卫严密。这种办法也起了作用，使我军难以下手，迟迟没有捕捉到战机。与此同时，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正自胶济路积极南进，其先头部队已于2月4日占领莱芜，并狂妄地继续南犯新泰，进窥蒙阴，严重威胁我后方腹地，积极策应南线的敌人。
正在这时，2月4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毛泽东来电指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中央军委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这一方针性的指示，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以很大启示。针对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北线敌人孤军深入的实际情况，陈毅提出置南线之敌于不顾，主力北上寻歼李仙洲集团的初步构想，并要粟裕就此设想熟思。
粟裕分析认为，这个新设想既有利又有取胜可能。
这是因为：第一，南线进攻之敌猥集成堆，在宽约10—20公里的正面上摆了20多个团，行动谨慎，平推北上，不易各个击破，且南线敌我兵力相当(敌约63个团，我为60个团)，但其他方面敌占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与之决战显然不利。第二，北线李仙洲集团急速南下孤军深入，与南线之敌相比兵力少、战斗力弱，并缺乏与我军作战指挥经验，我主力北上可形成优势将其歼灭。第三，转兵北上既可出敌不意，吃掉北线之敌，还可将南线强敌置于无用之地，便于我粉碎敌南北夹击之企图。
如果北线之敌发现我主力北上而回缩时，我军可以乘势进击胶济路，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迎击南线之敌，仍属有利。而且，我军在行动中还可以采取种种佯动措施，示形于南，击敌于北，迷惑敌人，特别是如临沂不守，就可能造成敌严重错觉。只要能争取到几天时间，北线之敌就难逃被歼的命运。至于南线之敌，在我主力北上后就有可能改变密集态势，造成兵力分散，有利我尔后南下作战。
从我军来说，北上作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广大官兵对大踏步远程北上作战的思想没有准备；二是我军作战物资掉头北上，困难极大，任务艰巨。大踏步后退，实际上也是大踏步前进，是进到另一个方向去歼灭敌人。大家对于大踏步前进是乐于接受的，但对于大踏步后退，特别是打了胜仗以后还要大踏步后退，不容易想通。当时，华中部队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粟裕认为，只要打个好仗，指战员们的思想问题是能迅速解决的；只要依靠老区人民群众，严密组织支前工作，战役保障完全可以做好。
2月5日下午3时，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人共同署名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请示电报，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1)以第二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威胁海州，主力打东援或北进之敌。(2)以一部在临沂以南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临沂以北，待敌北进时再打。(3)以一个纵队留在临沂地区伪装华野主力与其纠缠，主力则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之敌，进击胶济线，威胁济南，吸引南线之敌进入临沂以北山区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全力反攻，各个歼灭南线之敌。并强调：第三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如临沂敌人继续北进，更便于对敌歼灭。即或五军到达山东，更多城镇被侵占，将增加其较多之困难，我亦可采用粉碎敌三次围剿之战法粉碎之，且更便于刘邓军之大反攻。如斯时在鲁中地区不易决战，则我可以主力转入华中恢复局面，不仅完全处于主动，财粮亦可求得解决，如是，敌人之进攻可以逐步粉碎。”①2月6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5日15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指示：一星期至十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同时，我渤海地区部队应停止攻击，以便使北线敌军放手南进。“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②。
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一片紧张气氛。四周墙上挂满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红、蓝色小旗标示着我军部署和敌军团以上部队的位置。粟裕不时在地图前仔细察看，凝神沉思。这时除参谋人员报告最新敌情外，谁也不敢打扰。他考虑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隐蔽我军意图，阻住南线之敌和实施战役欺骗，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从2月10日起，一道道命令从指挥部发出：全军主力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纵队在妥善交防后立即隐蔽北上，原在北线的第八、第九纵队分别西进或东进至指定地区集结。
主力北上后，严密封锁消息，留下第二、第三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伪装全军阻击和钳制进犯临沂之敌。
令一部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使敌即使发觉我军主力已不在临沂附近，也会错误地判断我军准备西进过河同晋冀鲁豫部队会合。
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约20余万兵力，采取边走、边布置、边动员的方法，克服各种困难，冒着雨雪严寒，夜行晓宿，行进在道路崎岖的鲁中山区。他们成功地摆脱了当面之敌，经150多公里的长途急行军，于2月20日发起了莱芜战役。与此同时，在从临沂至莱芜地区的北进途中，几十万支前民工队伍，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用肩挑、畜驮和推独轮小车，把数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及时地运到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