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
———毛泽东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惟一的一位由士兵逐级晋升到大将总参谋长的军事指挥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彪炳千古的历史性功勋。
纵观世界军事史，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曾造就出一批声名显赫、永垂史册的军事家和将帅。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千余名将军中，粟裕排列第一，堪称人民军队第一将。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以其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真知灼见，对作战指挥艺术的精通纯熟和运用之妙，跻身世界名将之林。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个阶段，粟裕都打了很多胜仗，被誉为“常胜将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敌后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黄桥决战，组织指挥车桥、天目山等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役，开辟并巩固了苏中、苏浙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直接指挥或参与组织指挥了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重大的战略性建议，如在苏中内线歼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进行淮海战役和将敌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粟裕的作战指挥艺术，毛泽东和他的元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粟裕“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语)。
“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朱德语)。
“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刘伯承语)。
“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陈毅语)。
有人问张震将军，粟裕作为一代名将用兵的特点是什么？这位前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回答说：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在谋略上用奇谋，出奇兵，建奇功。
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了粟裕，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锻造了粟裕，而粟裕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个举世罕见的战争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1907年8月10日，在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现名坪村镇)枫木树脚村一个地主家庭中，诞生了清末落弟秀才粟嘉会的第三个孩子。他就是粟裕。
童年的粟裕爱动淘气，喜欢游泳、爬树，常同家里的长工玩。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青年长工，经常给粟裕讲剑侠杀富济贫、除恶行善的故事，并教他练功习武，如在小腿上绑扎沙袋练“飞毛腿”，操练自制的“狼牙棒”，用土“火枪”射击。阿陀对粟裕的影响很深，以至几十年后当粟裕步入晚年时仍动情地说：阿陀“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①。
粟裕刚满6岁，就被送到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的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内容从《三字经》、《百家姓》到《中庸》、《诗经》。1918年，粟裕先后进入县城粟氏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按照父亲的意愿，粟裕还担负了管家、记账的事，耽误了很多时间，因而在高小二年级连续几年留级。由于驻扎在会同县的北洋军阀一个连队与高等小学进步学生之间矛盾的激化，加上为了反对家里作主硬给订下的一门亲事，粟裕于1924年1月8日离家出走。他在信上表示：如果家里不给寄路费，“讨米也要走！”在得到家里的资助后，他进入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高年级和常德市平民中学。经过一番“如饥似渴”、“如痴如呆”的学习，终于在1925年春天考上湖南省立第二师范。
在二师期间，粟裕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学说，并积极参加了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1926年11月，他加入共青团。在1927年5月长沙的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两营反动军队突然包围学校逮捕进步学生。他和几位同学由下水道逃出常德到武昌，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1927年6月，他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那年，他20岁。
二十四师教导队是为收容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而成立的，学员几乎清一色的党团员。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经常给教导队作报告。
粟裕在教导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教导队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早晨起床后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米高的山头。军事教练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粟裕曾回忆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非常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上头发和砂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①他还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几十年后，粟裕大将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长子戎生发问：“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戎生答：“当然是死。”
粟裕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要熬很长时间，要有耐受力。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
1927年7月中旬，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九江向南昌进发。粟裕所在的中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粟裕所在的警卫队担负策应由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官教育团起义的任务。他当时任班长。南昌起义后，警卫队随起义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9月底，起义军在潮汕失败，粟裕所在部队后与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会合。10月16日，起义军在闽赣交界的武平与围追敌人激战，粟裕所在的排奉命掩护部队转移。在战斗中，他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排长只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就卸下他的驳壳枪，赶队去了。身负重伤的粟裕醒来后，身边已空无一人。他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沿山边过来的几个战友发现了粟裕。战友们为他包扎好伤口，搀着他赶上了部队。
在严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开了小差，有的甚至叛变。起义军到达江西信丰一带时，2500人的队伍只剩下700余人。在赣粤边界的大庾山区，部队进行了整编，缩编为一个团，朱德任团长，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粟裕被任命为步兵第五连政治指导员。1927年11月上旬，部队到达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1928年1月，这支起义军在湖南宜章地区发动了湘南起义，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从此，粟裕加入了建立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行列。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粟裕的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连队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加强政治工作。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深为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实行革命的民主主义等建军原则所折服。他在回忆录中充满激情地说：“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粟裕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要变相的体罚。连里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
一次粟裕抓到他赌博，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弯曲下蹲，双手举起，这叫“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信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仍然不改。粟裕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就耐心地同他谈话，对他进行说服教育。谈了一两个小时，这个通信员流泪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粟裕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在斗争实践中，粟裕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毛泽东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红军的屁股。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粟裕对此感触很深。他真正领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又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在这一时期，他还学习了毛泽东、朱德的对敌斗争策略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以及打游击战、游击性的运动战、歼灭战等战术，在战争实践中迅速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在古田会议时，他曾被誉为“年轻的战术家”。
1929年1月，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经历了3个月的战略转移。
对好学勤思的粟裕来说，这次战略行动是绝对的“走读”。他十分注意学习毛泽东、朱德是如何实行战略转移和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这为他日后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善于把握全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4月红四军攻占宁都时，粟裕的臀部负伤。伤愈后于9月升任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1930年1月，粟裕在战斗中头部负伤，头骨中的弹片终生未取出。8月，他任红十二军五支队支队长，在罗炳辉军长的指挥下，先后参加了文家市歼灭战、第二次攻打长沙和攻克吉安等战斗。
1930年12月，年仅23岁的粟裕调任红六十四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他率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先打张辉瓒，后打谭道源；第二次反“围剿”，在“十五日驱七百里”的作战中，他参加打了几个歼灭战；第三次反“围剿”时，他率部参加了莲塘和良村两次作战。1931年底至1933年初，他先后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第四次反“围剿”时，粟裕所在的红十一军奉命伪装主力东出，迷惑敌人，创造战机，使红军主力胜利进行了黄陂东陂两个战役。在1933年5月的硝石战斗中，粟裕身负重伤，因缺乏医疗条件，左臂致残。同年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浒湾、八角亭一仗，他率部在10余公里的正面上担任阻击任务，艰苦奋战了两昼夜，最后被迫撤出了战斗。
通过参加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灵活机动地创造和捕捉战机等战略战术思想，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并深深体会到“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这就为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功地指挥许多战役打下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浙南三年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三个多月，中央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粟裕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
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克大田，渡闽江，攻福州，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转战闽东闽北，挺进浙西，进军皖赣边，又折返闽浙赣苏区，并在11月初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粟裕任参谋长)。整个行动历时半年，行程2800多公里，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和南京。然而，在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粟裕只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参加“围剿”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在艰苦转战的过程中，粟裕和军团长寻淮洲曾多次针对中央军委的不切实际的指导提出建议，但大多数遭到拒绝。加之军团政委乐少华和中央代表曾洪易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这就给红七军团北上造成很大困难，仅三个月，6000余人的部队就损失过半。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遇敌重兵包围，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返回闽浙赣根据地。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执行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任务。粟裕、刘英率挺进师3个支队和师直属队共500余人，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决心在浙江立脚生根。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在通过封锁线时被打坏，从此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开始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