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降临之后，我闭上眼睛常常会梦见一个女人，她那双接近枯干且僵硬的手，直勾勾地伸向我，用尽全力刺穿我的喉咙，梦中的我手足无措，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当我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发现母亲正用那温软的手抚摸着我柔顺的头发，坐在床边，缄默不语。
我上四年级时，偶尔三两个小伙伴凑成一撮，讨论着那座房子里的怪事。一个瘦小的男孩说，听说昨天有人吊死在那座房子里。我的脸瞬间刷成蜡黄，全身颤抖不止。我的耳朵出现幻听，仿佛听到凄厉的猫叫声。下学后便匆匆赶回家，将吊死人的事告诉母亲，一字不差。
她摇了摇头却没有说话，一如既往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感觉温软至极。
惶恐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同桌每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件事，让人觉得有些异样，却没有人敢踏入那个房子半步，全村的孩子都对那房子里的东西有所顾忌。
直到十五岁那年，日渐叛逆的我才下定决心要去那个老房子一探究竟。我朝着房子的方向挪着步子，每挪一步，畏惧则会加剧一分。走到那早已掉了漆色的铁门前，我伸手推去，铁门发出吱吱的声响，枯红的铁锈掉落一地，我最终敲响了那扇木门。木门发出咿呀的声响，打开一条缝来。
“你是谁？”我畏惧地紧闭着眼，但能够清晰地听到她的声音令人很舒服。
“我……我只是来看看。”我微微张了张眼，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立在我的眼前。她的衣服和左手上布满了水彩，五彩斑斓。右手缩成一团，不安地放在裤袋边。她看着我，笑了笑。
“进来坐坐吧，小朋友。”她打开那堵木门，便往屋内走。
我鼓足勇气向屋里走去。房内杂乱无章，水彩遍布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她指了指那张松垮的木椅示意让我坐上去。环顾四周，用布遮挡的画板立在每一个角落，墙壁上挂着许多温和的画。画多半是抽象的，线条杂乱摆设，空隙里填充着各异的色彩。
唯独有一张灰色的素描画，和她的相貌一模一样。随后她说，她是一个很久没有出门的画家。我望了望那些画，有的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有的大概是刚涂上水彩。我疑惑地指了指那张灰白的素描画，问她那张是不是照片？她说不是。那张素描画似乎是她的自画像，眼神温和，笑容自然到位。当我想谈更多关于那幅画的事时，她便转移了话题。
我们坐在大厅谈了许多关于她的传闻，她笑了笑，笑里面多半是嘲笑。在嘲笑声中，门后蹿进来一只猫，毛色黝黑，它倚在我的裤脚上，每当女人笑的时候它便会喵喵地叫着，叫声温软，令人舒服。
回家之后，母亲问我去了哪里。我趾高气扬地说，去了那座房子，遇见了个女人。母亲听后，脸色大变。我理直气壮地说，那个女人很好，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你骗了我。母亲突然扬起厚重的大手扇向我的脸，怒不可遏地说，以后你要再敢去那里，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对此置若罔闻，大抵是与生俱来的反叛所牵扯着我往那个房子前走去。
我放下了戒备，推开门时，那只猫似乎能够清晰地判定我是安全的，便从某个角落飞奔过来，粘着我的裤脚。
她说，这只猫喜欢你。
我说，我也喜欢它。
她说，在你来之前，已经半年没有人推开那扇门了。
我说，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她说她怕光。
我只好坐在那张摇晃得厉害的木椅上，听她的故事：
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就有画画的天赋，并且被村里人称为神童。她喜欢线条弯曲笔直杂陈在一起，配以充沛的颜色就是一件艺术品；她有她的抱负，有她的灵魂，她一直画、一直画。当年上课的时候画，画得痴了迷，并且一画就是二十年，村里人便改口叫她疯子。
中途，她的父母找过媒婆，要把她嫁出去，那些媒婆向她父母索要高价的媒金。媒婆说，一个疯子也就这种价格。只好不欢而散。她也和人恋爱过，有人也伪装得很懂艺术，与她在床上缠绵以后便离开了她。从此她拒绝嫁人，独自锁在这所不知年份的房子里，疯狂地作画。
她的父母讨厌她画，她却不停地画。父亲气得羊癫疯发作，母亲打得她遍体鳞伤。想不到她突然间犯傻，把右手伸进沸腾的茶壶里，一声惨叫后，手失去了痛觉，手上的肌肉反常地遵循了热胀冷缩的原理，缩成一团。她说，这是上天对她的惩戒。但是，不画画对于她来说心里更加痛苦。父亲的羊癫疯变成了心肌梗塞，一下子便了结了生命；母亲在父亲去世后郁郁寡欢，一个星期不吃不喝，饿死在了床角。
我想，她是个疯子，为了疯狂作画而生存的疯子。她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置于身外，痛觉、亲情、感情等一切非物质上的东西，唯独将作画当作她生命的寄托。我越来越敬畏她的淡然。
她说，我要收你为徒，我从你手指的关节囊上看出了你的天赋。我知道她在骗我，但也承认我确实很喜欢在画板上疯狂地作乱，甚至可以将枯黄的画纸想象成学校里草绿色的试卷，在那可悲的分数上疯狂地画着，用那繁密或疏远的线条将它完完全全地覆盖。她总是在我作乱后为我收拾“烂摊子”。直到后来，她教会了我如何给自己收拾“烂摊子”。
一个月后，母亲有所察觉，总是在我回家之后质问我，有没有去见那个疯子？我便将布满水彩的右手塞进裤兜里，嘻嘻哈哈地说，肯定没有。我已经学会了作画，并且学会了撒谎，几乎毫无破绽。我会画变色龙，或者我俨然成了变色龙。
依旧是那个瘦小的男生，他坐在位置上，重复着那个虚构的故事。周遭的人被吓得几乎要叫出来。我挑战着他的权威，说，那屋子里压根没死过人，你就继续吹吧。他坚持己见，一番吵闹后，我不厌其烦地推了他一把。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哇哇大哭。自打那以后，那个故事便戛然而止，没有再出现。她说，这些人真能折腾。
一年的时间里我学会了从抽象到素描。她开心地捧着我的脸说，你总算学会了，你果然有天赋，用一年时间学会了我二十年的东西。那只猫用头蹭了蹭我的裤脚，我恭维地笑了笑。她的恭维和她的谎话，我都一一识穿了，并且一一学会了。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走出了村子。她在我临走的时候偷偷地跑了出来，递给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画笔，另外一样则是面具。母亲看见我手上的画笔和面具，质问道，这是哪里来的？我面不改色地说，路边拾的。母亲埋怨着，并反复提醒我在城里要提防着人。
坐在座位上，来回摸着手上的面具。面具上画上了简单的五官，眼睛只是两点，没有睫毛和眉毛，没有头发和耳廓，鼻孔也不过是两点，嘴巴是一条顺滑的线条，简单地划分了上下唇。我对这个面具感到疑惑，这个面具或许是侥幸逃脱她的魔掌的少有的东西，如那张自画像一般。
一路画了下来，学校的人嘲笑我是个傻子，嘲笑这杂乱的画根本不可能帮我获得大学的通知书。家里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我辍了学。
却在一次偶然的比赛里，凭借着我最擅长的变色龙，获得了第一名。身后便慢慢出现了一批对我恭维的人，我无意画的画也被吹嘘成精心之作，没人知道那张画我只画了一小时，那上面的水彩还没有完全干透，但人却越聚越多，说这将是传世之作。我的画室便名正言顺地开张了，有许多慕名的人聚集而来，他们不知道我只是初中毕业，他们并不晓得我当初画得有多不堪，他们仅仅是不顾一切地恭维。
这天，有一位老人推开了门。他在我的画室环绕一圈后，凑近了我的身旁，点了点头便打算转身走去。发现门上挂着的面具便小心翼翼地拿了起来，告诉我，你这个画室，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面具，因为它够真实。
我凑上前去和他辩解，他只是摇了摇头便走了。
晚上，我做了个梦。送我面具的女人端坐在椅子上，一如既往的蓬头垢面，她低沉着声音说，你不能和我一样啊。来回重复着同一句话，声音越来越大，五官渐渐扭曲，像一只变色龙。她痛苦地朝我爬了过来，脸上被填涂着各异的颜色。我惊醒过来，发现枕头浸着汗。
我要把我的画都撕掉。那天的画室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不惜用高价购买我的画，周围的争吵声完全地覆盖了我的声音。我将那幅获奖的变色龙利索地撕掉了。有个商人跪倒在地上，责怪着我的无知。我却将画室的一张张画全部撕掉，堆在地上，点了火，把它们烧成了灰。
我想，是时候赶回村里去见一见那个可能已经死了的她。
就在撕掉变色龙的第二天，我戴上那个面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面具，上面的四点一线依旧清晰，我不停地摸着它，回到了那个已经陌生的村落。
我来到了家门口，敲了敲门。
母亲的头发是白发里夹杂着一丝黑发。她满脸疑惑地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她儿子。她想了许久，方才骂起我来：“你和你那个臭不要脸的爸爸一样，都不顾这个家。我还以为你们都死了。”我心里猛地一颤，原来父亲一直没有死，她确确实实在骗我。
当年那个瘦小的男生已经长成了壮硕的男人，但相貌却变化不大。他扛着锄头往田里赶，我凑上前去打招呼，他没有回应，只是加快脚步。或许他也认出了我，但却没有认。
我走到那座房子前，那堵破旧的铁门已经烂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爬山虎的藤蔓缠住了整个房子，房顶的瓦片也开始掉落。
我慢慢走了进去。我环顾了一周，画挂满整个屋子，但那斑驳的色彩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惨不忍睹，屋子中央散落着一堆骨头。那只猫或许死了，死在了她的展厅的正中央，她应该也死了。我拆下那些颜色各异的画，将它们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成了她的灵魂。
我在院后建了个墓，在她坟前竖起无字墓碑，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姓氏和祖籍。我只知道她是个虚伪的人，想往墓碑上泼上水彩，但却没狠下心来下手，保留了她那仅有的清白。
在收拾画具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了一封信，它放在了那张灰白的自画像前，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仍能辨认出：
“世上的一切都是由线条杂乱摆设和颜色填充而成的。”
我卸下了她的那张自画像，上面没有什么色彩，只有灰白二色。我想那是她早已为自己准备的遗照，或许她也憎恨一切被色彩填涂的东西。我拿出那张面具，摸了摸上面的四点一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或许，她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连夜赶回城里，我将自画像放入抽屉。
梦里看见了那只猫亮出了它那尖锐的獠牙，撕扯着我的脚，她却端坐在椅子上，不停地重复着，不要像我一样。声音越来越响，直到被吓醒了过来。
我想，我也该画一张自画像，一张不加任何颜色填涂的自画像。像她当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