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经外祖母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向宫廷请求和说情，莱蒙托夫被允许返回彼得堡骠骑兵部队。不久他写了一首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军人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写16世纪伊凡雷帝时代的一个故事。1840年2月，莱蒙托夫在一次舞会上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发生冲突，公使的儿子要与他决斗。其实这是法国公使想借机报复莱蒙托夫，因为公使认为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侮辱了法国。决斗中公使的儿子先开枪，但未命中，而轮到莱蒙托夫时，他只朝天开了一枪。事后诗人被送往军事法庭，结果又被放逐高加索。1841年他获准回到彼得堡休假两个月，他本想从此脱离军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但他未能如愿，只能重返高加索。1841年7月27日，一些正在高加索的彼得堡贵族设计谋害莱蒙托夫，他们唆使一个哥萨克军官与莱蒙托夫决斗，因为诗人曾取笑过他。决斗时对方先开枪，莱蒙托夫当即中弹倒在血泊中，子弹穿过他的心脏，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5分钟后就去世了。这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诗人的遗体在雨中浸泡了几个钟头……
莱蒙托夫只活了不到27个春秋，但他短暂的一生却为俄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发表于1840年4月，由5个中篇组成，即《贝拉》《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和《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奇》，由主人公毕巧林将这5个中篇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小说描写贵族青年毕巧林来到高加索，在一次婚礼上认识了当地一位名叫贝拉的姑娘，贝拉美丽动人，使毕巧林一见倾心，于是他想方设法追求她，终于赢得了她的爱情。但毕巧林不久就对贝拉失去了兴趣，觉得异族姑娘与贵族妇女同样使他厌倦，因此他逐渐对贝拉冷淡，整天外出打猎，贝拉对毕巧林态度的改变十分伤心。某日，她因心烦意乱而外出散心，不料被人杀伤，两天后不治身亡。失去了贝拉，毕巧林痛悔不已，他大病了一场。病后他在疗养地邂逅旧日情人维拉。维拉虽已有丈夫，却仍爱着毕巧林。在疗养地毕巧林还遇见了老朋友葛鲁式尼茨基，后者正在追求同在疗养的梅丽公爵小姐，由此毕巧林也认识了梅丽。公爵小姐对毕巧林本来无好感，但他的谈吐与风度颇具魅力，不知不觉她竟对他产生了爱意，这使葛鲁式尼茨基醋兴大发，他决定要与情敌决斗。然而毕巧林并不真爱梅丽，他与梅丽的交往不过是得到某种满足，以解寂寞，因为他不愿为婚姻失去个人的自由。有一次他与维拉幽会后又来到梅丽的窗前，这时葛鲁式尼茨基突然出现，毕巧林脱逃而去。由于葛鲁式尼茨基到处散布毕巧林窥窗之事，毕巧林决心与其决斗。决斗前夜他作了自我反省，他自责醉心于空幻、卑劣的情欲，他没有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
决斗的结果是葛鲁式尼茨基中弹身亡。而当毕巧林回到住地时，维拉已离去。毕巧林奉命调离，他向梅丽告别并坦言他玩弄了公爵小姐的感情，梅丽回答说：“我憎恨你！”毕巧林后来去了波斯，在返国途中死去。
莱蒙托夫所概括、所塑造的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而是如作者自己所说，“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充分发展的缺点构成的肖像”。是继奥涅金之后的又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而且比奥涅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聪明能干，渴望自由，反对专制制度；同时又冷酷、自私、空虚。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弱点，但他无法改变。毕巧林是“当代”亦即莱蒙托夫生活的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英雄”。实际上作者试图通过毕巧林这个人物的塑造来批判19世纪30年代沙俄的现实。
莱蒙托夫虽然英年早逝，但却是俄罗斯文学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家。他留下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5.“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年），出生在格鲁吉亚山区的巴格达吉村的一个林务官的家庭。他童年时代就喜欢文学。1906年随全家迁居莫斯科，不久即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中学时代就是个叛逆者，1908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
他欢呼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之为“我的革命”。在苏维埃政权最艰苦的时期，他写诗、画宣传画，坚定地扞卫年轻的国家。作为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是革命年代最激进的旗手，他的《穿裤子的云》《列宁》《好！》等名作贯穿着“巨大的爱，巨大的憎”，简洁的词句、喷发的激情，不愧他“憎恨一切尸体，崇拜一切生命”的宣言。作为剧作家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并不逊色，他的《宗教滑稽剧》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上演，成为“戏剧的十月”最先锋的实践。
1911年，马雅可夫斯基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并开始写诗，早期诗歌具有未来派的色彩。长诗《穿裤子的云》（1915年）是一部爱情诗，但其基调是批判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他写出了短诗《我们的进行曲》（1917年）、《革命颂》（1918年）和《向左进行曲》（1918年），以及剧本《宗教滑稽剧》（1918年）和长诗《一亿五千万》（1921年）等许多歌颂革命的作品。1919—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为俄罗斯电讯社的“罗斯塔之窗”工作，他作的诗画题材广泛，简洁鲜明，颇受群众欢迎。他的讽刺诗《开会迷》（1922年）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1924年以后，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先后发表了长诗《列宁》（1925年）和《好！》（1927年），长诗序曲《放开喉咙歌唱》（1930年），讽刺喜剧《臭虫》（1928年）和《澡堂》（1929年），以及美国组诗和特写《我发现了美洲》等。长诗《列宁》从正面描写列宁的光辉一生，描写群众对列宁的深厚感情。他的喜剧讽刺了小市民，揭露了官僚主义，并在戏剧艺术上有创新。
苏联戏剧史上的《臭虫》是和一连串光荣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编剧马雅可夫斯基、导演梅耶荷德、作曲肖斯塔科维奇、舞美设计则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美术创作集体库克雷尼克塞。1928年12月28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剧院朗读了《臭虫》的剧本，大导演梅耶荷德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它卓越的风格：“它不仅在我们剧院演出的剧目中，而且在整个现代剧目中将占有一个特殊的位子。”大师立即投入了工作，他没有对台词做任何改动。梅耶荷德平时排戏从不许别人插手，唯独欢迎马雅可夫斯基的参与。戏排得飞快，只用了6个星期就完成了，1929年2月13日在莫斯科国立梅耶荷德剧院首演。《臭虫》的艺术处理无疑是成功的，但它的前途并不美妙。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和梅耶荷德都站在当时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拉普”的对立面，《臭虫》尖锐的讽刺性显得不合时宜。
1929—1930年间，马雅可夫斯基和梅耶荷德并肩站立承受着大量的攻击，他们则以排演马雅可夫斯基的新剧本《澡堂》作为回答，这部讽刺官僚主义的天才喜剧更加坚定地扞卫了他们的理想、趣味和信念。尽管马雅可夫斯基在各地朗诵《澡堂》的剧本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然而仓促上阵导致了1930年3月16日首演的失败。
马雅可夫斯基情绪低落，不仅剧作备受攻击，他筹办的个人创作20周年成就展览会也遭到冷落，没有多少参观者，也没有重要人物出席。他还患上了喉咙病，医生劝他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到处去朗诵。由于长期受到宗派主义的打击，加上爱情遭遇的挫折，诗人开枪自杀，身后留下13卷诗文。
马雅可夫斯基追求女子的固执恐怕世界上绝无仅有，然而只有深知自我价值的人，才能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在生活上表现得如此执拗、果敢与坚毅。马雅可夫斯基很喜欢和女子在一起，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子，这样他会变得令人惊讶的温顺。如果他爱上了谁，他会拼命地大献殷勤。
马雅可夫斯基那强烈无可扼制的爱情，就像他声如巨雷的嗓音一样让人震颤。莉莉，虽已是勃利克的妻子，但事实上是他的女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像狂风暴雨般向莉莉袭来，他把自己的着作全献给了她，从相识的那天起到临死的那一天，他每天都要送给莉莉一首诗，哪怕只有一句，从未间断过。
1922年，莉莉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纹。马雅可夫斯基几乎神经质了，天天以酗酒来打发日子。1925年，莉莉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要与他分手，她说自己已不再爱马雅可夫斯基了，而且她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也不像以前那么爱她了，她说她相信，这次分手不会给彼此带来多大的伤害，希望马雅可夫斯基今后不要再来找她了。然而，这只是莉莉个人的感觉，马雅可夫斯基仍然爱着她，虽然不再是那么疯狂，但却是深情的。他非常听莉莉的话，从来都不曾违背过她的意志。他不敢继续去靠近莉莉，他怕那样会导致他们之间彻底的决裂。马雅可夫斯基只有偷偷地爱着莉莉，他也尝试着去爱上别的女人，但只有莉莉才是他的女人，他这一生只爱过莉莉一人。
1930年4月14日早晨，女演员维罗尼卡刚离开马雅可夫斯基的工作室，屋内便传来一声枪响。马雅可夫斯基用勃朗宁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心脏，结束了他的短暂生命。他留下一封《致大家》的信：“我现在的死，不要责怪任何人，更不要制造流言蜚语。死者生前对此极为反感。”实际上这封遗书写于数日之前，他对未了之事一一细心交代，而唯一遗憾的事就是与论敌的斗争——“应当对骂到底”。
（第三节） 深沉苍凉的古典音乐
18世纪以前，俄罗斯的音乐主要以宗教音乐为主，18世纪以后，俄罗斯的非宗教音乐开始流行。人们对音乐的兴趣，引起对民间歌曲的收集和加工，这些民间歌曲对后来俄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形成独特而新颖的音乐流派，出现了俄国古典音乐的奠基人格林卡。继格林卡之后的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是亚·谢·达尔戈梅斯基（1813—1869年）。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最好的作品是歌剧《石客》和《水仙女》。《水仙女》的旋律脱胎于俄罗斯民歌，后来成为俄国民间最流行的歌剧之一。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音乐进入繁荣时期，60—70年代被称为俄国音乐的“狂飙突进”时代，音乐昌盛的标志是出现了一个作曲家集体“强力集团”。“强力集团”以格林卡的学生米·阿·巴拉基列夫（1836—1910年）为首组成，主要成员有穆索尔斯基、鲍罗金、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和居伊。
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是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创作开始于“强力集团”活动的19世纪60年代，70—90年代初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以深刻的民主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见长。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以悲歌为基调，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力而真切地表达了时代的矛盾，斗争的冲动，人们寻求安慰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柴可夫斯基为俄国交响乐派赢得了世界声誉。
晚些时候的俄国作曲家有格拉祖诺夫、拉赫马尼诺夫等人。谢·瓦·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年）是作曲家兼钢琴家，1918年出国，在欧美各国从事演出活动。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作品有三部交响曲、三部歌剧、4首钢琴前奏曲、4部钢琴协奏曲和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等。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由于重视传统音乐形式而出现了几代新的作曲家。他们在交响乐、歌剧和芭蕾舞曲创作中取得不小成就。这些作曲家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苏联时期最著名的作曲家是肖斯塔科维奇。季·季·肖斯塔科维奇，长期任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他的创作以交响乐为主，被誉为20世纪音乐高峰之一。他的创作多反映重大社会主题，以战争与和平、反法西斯斗争等为主要题材。
1.俄罗斯民族乐派奠基人格林卡。
进入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作曲家们开始更多地把握民主主义题材和民族题材。格林卡（1804—1857年）是俄国音乐艺术划时代的代表，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借鉴了19世纪以来音乐艺术的技巧，学习民歌、民族音乐并汲取其精华，更以艺术的民族性为最高准则，从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格林卡的代表作歌剧《伊凡·苏萨宁》真实地再现了人民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1845年他的两部代表性歌剧《伊凡·苏萨宁》与《鲁斯兰和柳得米拉》的选段在巴黎上演，这是俄罗斯音乐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格林卡成为第一位闻名欧洲的俄罗斯音乐家的标志。
1848年，格林卡写了综合俄罗斯民歌精华和当代音乐艺术技巧的著名交响乐《喀马林》，由此奠定了俄罗斯交响乐派的基础。
格林卡1804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26岁时才开始从事专业音乐创作。在此之前，音乐研究和创作一直是他热衷的业余活动。但对音乐的执着爱好却从小就表现出来。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斯摩棱斯克省一个舒适而迷人的庄园中度过的。他爱听那些记述农民凄惨命运、悲欢离合和英雄业绩的歌曲，从他伯父家的农奴乐队中，他也熟悉了许多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民间音乐和外国作曲家的作品。
格林卡没有上过专门的音乐学院，13岁时他到彼得堡一所贵族寄宿学校读书，业余时间不断钻研音乐，学钢琴、学唱歌、研究音乐理论，并尝试作曲。毕业后，他在交通部工作，同时更积极地投身于音乐活动，还与当时俄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建立了友谊。但真正促使业余艺术爱好者出身的格林卡走上音乐家之路的则是歌剧故乡意大利，也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在意大利的三年多期间，他开始全身心地如饥似渴地学习音乐，结识了意大利年轻的作曲家贝里尼和唐尼采蒂，悉心研究意大利歌剧和时兴的意大利美声唱法。之后，他还来到维也纳和柏林学习，只是由于他父亲的去世才中止了这次旅行。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教师相处得越久，他就越下定决心要摆脱他们的影响，以俄罗斯作曲家的身份创造一种革命式的音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