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原是位诗人和翻译家。他的诗作和译作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外也颇有影响，国外曾有人数次建议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均因苏联当局的阻挠而被否定。1948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历时7年，于1956年成稿，当时正值苏联在文艺领域乃至政治社会生活的“解冻”时期，思想、言论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作者也许以为《日瓦戈医生》在此时发表应无障碍，因而他与《新世界》《旗》等苏联的大型文学杂志联系，希望刊出。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能发表，理由是小说“对俄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也就是说小说在思想政治方面有问题。而在这之前已有外国出版商得悉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曾表示愿意为他在国外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内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决定在国外出书。1957年，《日瓦戈医生》首先以意大利文在意大利的米兰出版，后来西方许多国家先后以15种文字出版，并为小说叫好。1958年瑞典皇家学院有意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而苏联当局则建议给肖洛霍夫，但瑞典方面最后还是给了帕斯捷尔纳克。消息传来，帕斯捷尔纳克表示高兴和感谢，而在苏联则开始了对获奖者及其作品展开批判并把矛头指向国外，称将诺贝尔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是敌对国家“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实际上已卷入了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冷战”。随后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帕斯捷尔纳克会籍。在政治思想上的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强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拒绝领奖并向当局做了检讨。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日瓦戈医生》一直被禁止在作者的祖国出版，而在国外却被译成近30种文字出版。
32年后，即1998年，《日瓦戈医生》终于首次以俄文在苏联发表，那已是作者去世后的第28个年头了。那么这部在苏联遭到批判的小说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尤里·日瓦戈是一位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踩死。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待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村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小说中主人公日瓦戈由赞同革命到厌恶和背离革命这一过程，使苏联当局严禁小说出版并对作者严词批判直至组织处理。而作者则解释说，日瓦戈对革命的态度的转变并无政治、经济和宗教目的，他后来虽对革命抵触和不满，但他没有任何政治行动，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他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要求。评论界把日瓦戈的转变归结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日瓦戈深受舅舅给他的宗教理念的影响：个人的自由、人格的尊严至高无上，因而他与革命暴力格格不入。他向往个性自由的平静的生活环境，对暴风雨般的变革难以适应。毋庸置疑，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主人公是同情和肯定的。因为日瓦戈所追求的人性自由、人格尊严以及人道主义正是作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反映。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术学院当教授，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肖像画家，曾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等作过插图。母亲是一位钢琴家，是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安东·鲁宾斯坦的学生。受家庭的熏陶以及受父母所交往的文化人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自幼喜爱艺术，无论是诗歌还是音乐他都喜爱，尤其酷爱他们的邻居、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作品，他因此而学了6年作曲，但因成绩不理想而放弃了音乐。1909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去德国攻读哲学，当年回国转而投身文学事业。1914年帕斯捷尔纳克发表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7年出版第二部诗集《在街垒之上》。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图书馆工作。1922年发表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他的早期诗歌受象征派和印象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主要抒发对人的命运、对爱情和大自然的感受，但文句晦涩难懂。20年代中又发表多部长诗，如《施密特中尉》等。
帕斯捷尔纳克也写小说，如《摘自中篇的三章》、短篇小说《空中路》，中篇小说《柳威尔斯的童年》等。1929—1931年完成自传体小说《安全证书》，小说回顾他自己20年代前后的生活，其中谈到了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
30年代初帕斯捷尔纳克的私生活发生变化。他与当画家的妻子离了婚，又再婚，后与第二个妻子一起去了格鲁吉亚。在那里他写下了描绘高加索风光的诗集《第二次诞生》，也是在格鲁吉亚，他开始翻译当地诗人的作品。据说他的译作曾得到斯大林的赞赏（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
帕斯捷尔纳克不仅翻译格鲁吉亚的诗作，而且还翻译莎士比亚的名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等。他不仅能翻译英文，还能翻译德、法等文字。他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席勒、裴多菲等人的作品。从1933年到1943年的整整10年里他主要以翻译为生。他的译文准确优美。作为翻译家他在俄罗斯受到广泛好评。
1943年他发表了组诗《在早班车上》。卫国战争期间他曾赴前线采访，1945年发表诗集《辽阔大地》，50年代又写有组诗《雨霁》，1957年发表自传性随笔《人与事》。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性格孤僻、颇有争议的作家。他自幼崇敬托尔斯泰，4岁时第一次见到了托尔斯泰，以后托尔斯泰在精神上对帕斯捷尔纳克产生了重大影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以及不以暴力抗恶等思想都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上打上了烙印。帕斯捷尔纳克还受到宗教的影响，儿时他的保姆常带他去参加东正教的各种仪式，青年时代又被《福音书》所吸引。他在作品中追求的自由、纯洁、良善、人的尊严等等大都是他自己的宗教世界观的表露。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观点与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有不少地方是格格不入的，例如他不承认文学应有教育作用，他写他所喜欢写的题材，自由地选择形式。他写大自然、写爱情、写寂寞……他因此而受过迫害。于是他逐渐远离当时的社会生活，离群索居，甚至不读书，不听广播，几乎不问政治。然而由于《日瓦戈医生》而掀起的一场风波又把他抛进了政治旋涡。1960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0岁。
（第二节） 为自由而歌的诗人
1.“自由歌手”拉季舍夫。
拉季舍夫是18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749年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家里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父亲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和神学，而且通晓四门外语。拉季舍夫的启蒙教师是他家的农奴仆人彼得·马蒙托夫。1762年，13岁的拉季舍夫被送进彼得堡贵族军事学校。四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其他11名同学一起被叶卡捷琳娜女皇派往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拉季舍夫不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而且对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广泛涉猎，阅读了当时许多思想家的作品，成为进步人士。
1771年10月，拉季舍夫满怀着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回到俄国。但感到报国无门，只得另谋出路，先是在元老院、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又在贸易部和彼得堡海关任职。1773年，他翻译了法国启蒙主义者马布里的《论希腊史》一书，在该书注释中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表明了拉季舍夫对专制制度的否定立场和批判态度。
1781—1783年，拉季舍夫写了一首长诗《自由颂》，这是一篇充满激情的作品，是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宣言。它在一开始就歌颂自由：
啊！上天的幸福恩赐，
一切伟大事业的来源，
啊！自由，自由，无价之宝，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歌颂你！
《自由颂》是一曲高昂激越的战歌，它的思想基础是自然法、民约论思想，但拉季舍夫又突破了它们而达到号召革命的高度。后来拉季舍夫把这首长诗最重要的几节收进《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
1789—1790年，拉季舍夫发表了《乌沙科夫传》《给一个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何谓祖国之子》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作品，最后这部书发表于1790年，是他的主要着作。《旅行记》鲜明地表现出拉季舍夫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胸怀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和人道主义。书的卷首词引用了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长诗《季列马希达》中的一行诗：“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这是拉季舍夫对血腥的吃人的专制农奴制的形象比喻，也是全书的宗旨。
在《旅行记》中，作者以所经历的驿站名为标题，描绘了一幅农奴制度下农民苦难生活的图画，揭露了农奴制度的罪恶。文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我举目四望，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旅行者的马车离开彼得堡，向着莫斯科进发。“马儿拉着我飞驰，我的马车夫唱起歌来，歌声照例是凄凉而忧郁的。熟悉俄罗斯民歌的人都承认，这歌声中流露出一种心灵的悲哀。”这种“心灵的悲哀”不仅流露在马车夫的歌声中，而且贯穿于《旅行记》全书的字里行间。
由于《旅行记》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作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鞭挞，叶卡捷琳娜女皇十分恼怒。针对《叶得罗沃》一章的“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不，不，他是人，他将永远是人，只要他愿意……”这段话，叶卡捷琳娜批示道：“这里是对司法的攻击……有煽动叛乱之意。”对《雷季洛夫》一章的批语是：“……企图唆使农民反对地主，唆使士兵反对长官……”总之，在叶卡捷琳娜看来，作者“是一个比普加乔夫还坏的暴徒”。
《旅行记》出版之后一个月，作者就遭到沙皇政府逮捕，并被法庭判处死刑，后改为10年流放。1801年，拉季舍夫对亚历山大一世自由主义的骗局感到极度绝望，于1802年9月11日服毒自杀。死前不久，他在笔记中写下了一句话：“后世将为我报仇。”
拉季舍夫曾在《自由颂》中写道：
但愿向往光荣的青年，
来到我荒凉的墓前，
怀着崇敬的心情说：
他身为专制的阶下囚，
戴着镀金的枷锁，
第一个向我们预言自由。
拉季舍夫是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的歌手，他最先使文学与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普希金曾经追随他赞美自由，“十二月党人”高举他点燃的火炬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2.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
在俄罗斯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出现是和茹科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是产生于18、19世纪之交，流行于西欧各国的文学思潮，其特点是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形成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茹科夫斯基（1783—1852年）出生在图拉省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是农场主布宁的私生子，母亲莎利希是被俄国人掳来的土耳其人。他从小由寄食于布宁家的破落地主安德烈·茹科夫斯基，这种不幸的屈辱地位形成了他忧郁、孤僻、耽于幻想的性格。
正像一些俄国作家那样，他10岁的时候因为“低能”被学校开除了。22岁时，他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这段无望的、历时12载的爱情更使他的忧郁心情大大加重，因为舅舅和外甥女结婚，无论女方的母亲或是教会都不会容许的。这些个人的心理气质，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是他日后成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主观因素。
茹科夫斯基14岁那年被送入莫斯科大学附属的贵族寄宿中学，在校期间他同时受到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两种流派的影响。离开寄宿学校后，茹科夫斯基也曾参加过工作，但由于工作的枯燥乏味，一年之后便辞去职务，回到故乡米辛斯科耶村，潜心于文学创作。1802年，他翻译了英国感伤主义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并发表在卡拉姆辛主编的《欧罗巴导报》上，这首翻译诗为茹科夫斯基赢得了声誉。这首哀歌中所表达的对贫民的同情和对富人的谴责十分符合茹科夫斯基当时的心情和他的气质。诗人很自然地在译文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绪，满怀同情地叙述淳朴温良的村民的艰苦生活，叹息人间的不平，同时指出人们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
在《墓园挽歌》的译文中充分反映了茹科夫斯基诗歌的特色：注重内心感受、哀叹人生无常和命途多舛、寓情于景的描写以及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诗人本身的形象在抒情诗中显得特别鲜明。这种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是茹科夫斯基创作的一大特点。他自己也承认：“我的全部作品几乎是别人的，或者是按照别人的题材写成的，然而这一切也完全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