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
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先后做过畿辅地区或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辗转累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也只是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一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是忠心耿耿，并无异心的。顶多只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
公元六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罢了。
谶言向来多用于政治斗争中，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造一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分别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历史上神奇的谶言的产生可归为三类原因：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可忽略，但是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已经43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43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因为李渊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皇亲，并且是李氏。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的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坚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之手，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了李渊的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赋予的豪门世族的高贵血统，另外就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在成长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交集。这种交集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倾向性。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
一次，隋炀帝当众羞辱李渊是“阿婆面”，李渊的长相是“高颜面皱”，长得像个老太太。皇帝羞辱自己，这让李渊很是郁闷，回到家中见到夫人更是羞愤难平，话语间，不禁怅然落泪。
当然李渊还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的地步，而是因为他从隋炀帝杨广的话语里解读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政治的解读能力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众多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李渊经常会盯着帝国的军事版图，陷入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高楼，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深深的忧虑，也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皇亲，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条件允许，谁都想去掉后缀，直接摘取权力王冠上的夜明珠。
李渊的忧虑来自于，帝国的巨轮将会载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于何处？莫名的冲动和迷茫，使他隐隐地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大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地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可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始终心存防范之意。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一个人，他通过时局传感器让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这种不信任。
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没有前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隋炀帝杨广的这句话就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皇帝表兄。对于李渊来说，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
李渊从杨广对自己的态度里，解读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也同时解读出了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要比别人更加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皇帝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是个相当妖孽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于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说是肘腋位置。
就在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他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趁着隋炀帝放弃京都，巡游扬、越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攻取了洛口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李渊这时已经被隋炀帝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是李家的国，那么太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土。乱世之中，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宝地，真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我们不领情，那么就有可能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太原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这里既是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
或许正因为如此，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他不可以错过。
大业十三年初（公元617年），李渊父子决定趁乱起兵，在乱世之中捞上属于自己的一票。晋中的粮秣充足，李渊早已让武士彟牵头当地的富商大贾积存下了大量粮草。但是，兵源却只有数千人，而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是炀帝的亲信，是皇帝派来专门监视李渊的，他们也有权控制军队，要招兵必须通过他们。
李渊的异常举动自然引起了王、高二人的怀疑，他们私下找了武士彟来商量这件事。王威直接向武士彟提问：“唐公所募兵队，尽付刘弘基、长孙顺德等统管，我与公等针插不进，是何道理？
就在两派斗争的时候，武士彟采取的态度与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关系。
这时候的武士彟具有几种身份。首先，他是隋府兵集团中的成员。在李渊父子发起的太原起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隋府兵军官身份。比如后来成为李渊左膀右臂的裴寂与刘文静。武士彟在这些人中间，地位不高，仅仅是队正。但武士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是晋阳的土著地主。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的隔阂依然很大，庶族与士族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李渊经常住在武士彟家中。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马邑军人刘武周杀了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接着又投降了突厥。这一事件引发了太原城内隋朝官兵的恐慌情绪。李渊借此，逼迫王威、高君雅同意他扩大兵力的要求。随着李渊兵力的增加，原先依附于王、高二人的当地土著势力也随之转向支持李渊。
武士彟和刘世龙都是在太原起事前变成了李渊的人，而在此之前，武士彟在巴结李渊的同时，私下与王、高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毕竟他们是隋炀帝派过来的。武士彟是商人，干的就是资本投资的活。
他在心里早就把单位成本与投入回报率算清楚了。武士彟在这时之所以放弃王、高二人，除了看好李渊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他是晋阳的首富，在太原城内广有资财，如果双方在太原城内展开冲突，武士彟的资产必将荡然无存。
时过境迁，唐高祖李渊问过武士彟这个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跟着我。武士彟的回答充满了神话色彩，他说：“我经常梦见高祖皇帝进入长安，做了皇帝。”
晋阳起事以后，武士彟兄弟四人，除了武士让之外，都参加了唐军。这是武氏家族发展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李渊太原起兵后，向长安进发，武士彟追随其后，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末，唐军攻破长安。次年四月，宇文化及在扬州缢死隋炀帝，隋朝灭亡。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于长安太极殿（即隋大兴殿）下诏书敕封开国元勋。
武士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授光禄大夫，加封太原郡公。嗣后又被封为工部尚书，加封应国公。还让他担任长安城的城防将军等重要职务。以后又外放为扬州都督、豫州都督、利州都督。
武士彟由木材商人一跃成为唐初的高官，尤其是大都督、大都长史等官，已是唐朝的高官大员。开国名将李靖、李孝恭、王君廓及唐高祖的子侄王爷才有资格任大都督，可见其位之尊。然而，武士彟虽然担任要职，却出身寒门，既无卓越的战功，又无满腹才学。他做官一直如履薄冰，每次受封，都会惴惴难安，多次辞受。他在受封光禄大夫时，就“固辞不受，前后三让”。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武士彟才会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耀。仕途也走得谨慎小心，相当敬业。而李渊也没有亏待他，曾经赏赐他一块钦定的免死金牌。有了这块免死牌即使有一天犯了死罪，他也有再生的机会。
这时的武家应该说是彻底转运了，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庶族贫寒子弟的帽子。兄弟三人也分别得到皇帝的厚赏，甚至出现了一门三公的盛况，一国公，两郡公。这是武则天发迹之前，武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高峰，武士彟也一跃成为新朝显贵。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武士彟等了太久，而他终究还是等来了光明。有的人穷尽一生都在黑暗中摸索，不得法门而入。武士彟实现了光耀门楣的梦想，用他自己最为熟悉的方式，不是偷抢扒拿，不是批发豆腐，靠的是他敏锐的商人眼光，以及与生俱来的生存之术。
武士彟在官场混得越来越得意，可他的家庭生活却在这时候出了些许状况。他在禁卫军中供职期间，留在原籍的夫人相里氏和一个儿子相继离世。
武士彟一心想把自己打造成爱岗敬业、勤于职守的模范官员，老婆和孩子双双离世，他都没有回家奔丧。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把私事放在一边。武士彟跟在李渊后面奋斗了大半生，图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虚名。
武士彟不是目光短浅之人，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凡事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他的人生底线是以不能牺牲自己的仕途利益为前提。老婆死了，可以再续弦；孩子死了，可以再生；如果前途丢了，能不能找回来就很难说了。
要知道他当时正随唐高祖李渊在并州视察，离家也只有半天的路程，等于是路过家门而未入。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他选择了忠诚地守护在李渊身边。
唐高祖李渊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感动，特下敕表彰，提拔武士彟为三品工部尚书。相里氏死后为武士彟留下了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士彟的表现成了中国男人的标签式行为，“升官、发财、死老婆”居然成了人生的三大幸事。
就在武士彟死了老婆不久，唐高祖李渊觉得过意不去，就开始操心起这位功臣老友的婚事。自己的三品大员，怎么能够长期无妻室。他打算为武士彟续娶一位有贵族血统的媳妇，借以提高武氏的社会地位。
李渊决定自己来当这个媒婆，他很认真地翻阅了《氏族志》，并向周围的皇亲国戚询问商议。经过再三斟酌，为武士彟圈定了人选，那就是前隋朝皇族的宗室，曾任过宰相的杨达的女儿。隋亡后，杨达已过世，杨姓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但毕竟位列《氏族志》前几名，乃天下名门，血统高贵而纯正，正是寒门新贵期待的择偶对象。
但美中不足的是杨氏这时已年过40，并不是20岁左右的黄花大闺女。
李渊也不是强买强卖，而是征求了武士彟的个人意见，将杨氏的情况大致介绍了一番。武士彟连忙跪地磕头谢恩，直觉眼圈潮湿，感动得要流出眼泪了。
那时候讲究血统论，庶者是庶者的墓志铭，贵族是贵族者的通行证。有钱难买血统，有钱难买贵族身份。李渊还是很了解武士彟的，一个年近不惑的商人，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讲究的是实用和经济。
杨氏是李渊女婿（驸马爷）的堂妹，此女是前隋宰相、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娶了她，算是攀上了高亲。像武士彟这样的家族，要想与杨达那种门阀地主联姻，如果是在和平发展时期，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从资本的运作上来说，这是一桩好买卖。相当于为武氏子孙进行了一次换血，武家由纯粹的庶民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半庶半贵。身份上的换血，对于生在官场的武氏中人，是很有必要的。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由唐高祖李渊亲自做媒，李世民的同母妹妹桂阳公主主婚，44岁的武士彟和40岁的杨氏结了婚，结婚所花费的钱财也全部由国库支付。皇帝提亲、公主主婚、费用由国家支给，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殊恩和殊荣。
像他们这般年龄，在当时已是老夫老妻，大家女儿，十四五岁就已经嫁为人妇，杨氏女从小笃信佛事，本不思嫁。可是如今在皇帝和公主的提婚下，不嫁也得嫁。武士彟为人本就忠厚，很满意这桩婚事；杨氏女举止温闲，诗画兼能，婚后两人感情甚笃。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婚姻，武氏血统和社会地位焕然一新，身上的穷酸味和商人的铜臭味也就淡然了许多。武氏的人生就这样完成了从富有到高贵的质的飞跃。擅长商业运作的武士彟压根儿没料到，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自己，如今会官至大唐帝国工部尚书。又在天命之年娶上前隋宰相、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
摊上此等好事，对于武士彟这样的寒门新贵来说，只能说是祖坟冒了青烟。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渊敕封武士彟为工部尚书，赐八百户。不久，李渊又加封他为应国公。就在这恩宠屡加的时候，继室杨氏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后来被唐高宗册封的韩国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