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的人甚至对《围城》进行了续写，有的写唐晓芙和方鸿渐结婚之后，相处的并不是非常好，为了报复方鸿渐，她回到了上海，而且不给方鸿渐追赶的机会，方鸿渐来到火车站寻找她，没有找到，却发现了孙柔嘉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这对方鸿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愁眉苦脸，等等等等，这些人物跟钱钟书的原著十分相像，但没有钱钟书的那种叙述风格，而风格，这个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
当然，《围城》给钱钟书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如此。各界的评论是一方面，而很多人竟然以故事里的方鸿渐来猜测钱钟书本人了。有人说，故事里面方鸿渐和一行人去教书的过程，就是钱钟书去蓝田教书过程的一个写照，还有人竟然开始用里面的人物事迹来附会钱钟书的朋友，而杨绛则成了故事里面的孙小姐……对此，杨绛在《围城》的后记《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讲到，《围城》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不需要附会。可人们对这本书的讨论兴趣丝毫没有减。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力量，以及真正的文学作品遇到的困窘吧。一部《围城》，叹息起了多少人的心。与读金圣叹的评语一样，每个人捧起书来，都不禁倾倒于作者的博学、智慧和幽默。
3.幽默大师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钱钟书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杜甫的那句诗，国破山河在，在钱钟书看来，不是一种绝望，而是一种乐观。国家破了，但好歹山河仍在。有很多人想吞并中国，可是中国人还是坚守着自己的文明到了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胜利。
与此同时，钱钟书和杨绛对是否离开这个地方都有不太确定的态度。钱钟书为了养家糊口，已经找了三个职务，在这三个地方，他都可以很好地跟人沟通，生活下去，并且他的骨子里有着浓厚的安土重迁意识，要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往往需要适应很长的时间；而杨绛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在她的眼中，有家人的地方才可以久住，当时有很多亲人都在上海，而且钱钟书在上海的职务已经越做越好，所以二人尽管有意识地想变动一下，但都没有提到离开上海。
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他们再也不必诚惶诚恐地生活了。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行走而不必担心被日本人抢劫，行为上的自由直接使他们的思想进入了一个脱离束缚的新境界。钱钟书于是更加卖力地创作，更加卖力地工作。他心中明白，自己曾亏欠过杨绛和家人，要努力地弥补。
无论是写散文，写杂文，还是写小说。钱钟书是中国近代最有幽默细胞的几个大文化人之一，他的幽默跟中国古典小说里的幽默风趣不一样，跟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倡导的幽默闲适的文风也不一样，跟鲁迅先生的幽默也不一样。他的幽默是带笑的幽默，而且这笑是微笑，而不是冷笑，微笑之中的讽刺，是绝妙的讽刺，冷笑之中的讽刺，是唾骂的讽刺，钱钟书幽默的绝妙之处，就在这里。
曾有人记录钱钟书在愚人节那天到学校做演讲的情形，院长首先对钱钟书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钱钟书带着那种惯常的微笑，走上讲台，对下面的听众说道：“院长的话让我诚惶诚恐，他说我是优秀学者，这实在是愧煞我也。打个比方说的话，我现在给大家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待会如果拿不出款子来，是要受耻笑的——”这个在《围城》里提到过的比喻，当然一出场就让人捧腹大笑。
关于幽默，他有过非常精当的论述。
在论笑的文章里，他说：说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文章一开始钱钟书就引经据典（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也是他一贯的实力）用《广阳杂记》一书里的话来引起讨论的话题。然后还是跟以前一样，东西贯通。
他讲到，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钱钟书将幽默文学提出来，可以说是很有见解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各种文体都处于草创实验的阶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幽默文学、风趣小品文都还没有真正意义地成熟，钱钟书论幽默，就是要将幽默的精髓挖给人们看，要人们进一步明了幽默文学的创作，这说明了钱钟书的时代性眼光。
他在文章中开始不客气地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文人——“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後，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有幽默。这句话说得再好没有了，承接上面一段对人们曲解幽默的讽刺，这句话的讽刺意味更加浓厚，也就更引人捧腹，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我们仿佛会感觉到身边站着一位极为睿智的老人，他脸色很平静，但眼神很调皮，仿佛在跟你玩眼神游戏，只是等他一张嘴，妙语连珠，我们只要尽情享受幽默就可以了。
1948年，钱锺书终于出版了那本经营多年的《谈艺录》。这本曾经的“天书”以毛边纸做底料，以夹缝做衬托，在那种艰苦环境下写的。这是他抗战时期撰写的最后出版的一本著作。确如他在序文中说的“《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后又不断修订，最后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定稿。
《谈艺录》不是一本单纯的谈艺之书，而是一部学术著作，读此书需要很深厚的文学功底。此书以唐宋开始，但又不是笼统的认为哪种诗体好。他认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此亦是文学并不对立，只是我们的角度与性情不同而已。诚如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中我与非我并未分开。”艺术也是如此，唐诗与宋诗，唐人与宋人并未分开。而此书中定有西洋的批评在里面，或可说，也是"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
1949年国民党奔往台湾，不仅仅是国民党连带的“亲属”奔往台湾及海外，就连京沪一代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往外走。胡适之先生就是这样。可是钱锺书并没有离开大陆。各种原因我们亦不得妄猜，只觉他自有他的理由罢了！后钱锺书的清华同学吴晗力劝他回母校任教，遂决定重返清华。
面对着新生的中国，迎着初升的太阳，此时年近不惑之年的钱锺书心里定是阳光一片，完全沉浸在欣悦当中。
4.太阳依旧升起
很快，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发生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钱钟书三十九岁。
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不要有所怀疑，要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更加的坚定。
清华文学院的院长当时是吴晗，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清华的高材生，正好清华当时在用人之际，于是召集贤士成为重中之重，而在他看来，钱钟书当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了，于是吴晗多次的盛情邀请，并托人给钱钟书带去信件，钱钟书起先不肯，一是他自己很谦虚，认为自己“财力有限”，另外，他在上海的生活已经安顿下来了，也不想到处动，可吴晗实在太热情了，他不停地谈及清华与钱钟书的缘分，钱钟书终于心动了，光华很好，但没有清华好，这是钱钟书最后做出结论时候，跟自己说的话。
于是钱钟书从上海回到清华任教。此次北上，重回清华园，是他们全家一起的。除了1969年在干校的短暂生涯，钱钟书余生都在北京，北京对钱钟书来说，可谓是意义良多了。他重新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心中有点激动，二十年前，自己也是差不多以这样的心境，从南边往北边走，那时候的自己还年轻，总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新鲜的，而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了，他望着窗户外面飞速往后退树，感觉那就是时光流逝的最好的比喻。
多年后，钱钟书在十年文革期间遭受无人能感受的折磨和痛苦。先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学部被批斗，后来作为“先遣队”去“五七干校”，七二年回北京开始创作《管锥编》，又因与强邻难相处被迫五年的“逃亡”生活。当然其夫人杨绛在这一艰难岁月中一直陪同。实在是凄惨、痛苦啊。
钱钟书来到清华的时候，叶企孙为清华校长（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当时校长这一名称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赵诏熊人清华外语系（当时外文系）主任。在此之前的系主任为陈福田，他辞职后离开清华移居夏威夷，于1951年逝世。对于钱钟书重回母校，可以借用诗句“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惜时”来描述。他的关系圈几乎在北京，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既然来到自己熟悉之地，但作为“客人”便去拜访沈从文、张兆和、梁思成、孙大雨等旧友，大家都很想念钱钟书，争先恐后地把他请了家里来吃饭。
从1949年至1953年，钱钟书夫妇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在外文系授课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夫妻二人非常和睦，住宿业方面，他们将外文作为自己的专业，总是有互相会心的地方，这更加让他们情深意笃。
白天的工作并不是很繁忙，所以他们可以按各自的生活习性，自由地生活。在外语方面，杨绛尽管是个高手，但跟钱钟书比，还是稍微有些逊色。但是她自己做学问的时候，却尽量不去问钱钟书问题，很简单，因为钱钟书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做学问，如果她有什么问题就立马去问，会打扰钱钟书工作的。
所以她遇到一般的问题就自己查字典，一本字典上没有，就查好几本字典，最后还没有头绪，她就会找个机会问问钱钟书，钱钟书几乎是有问必答，而且回答的总令人满意，这是跟他丰厚的学养分不开的。
清华成就了钱钟书，这里是他的一个梦，重新回到这里，他感到了些微的安慰。生活的平静能够持续多久？他们并不知道。即使是短暂的停歇，已足以令他们感到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