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没有任何根据。为什么没有根据？因为有一个心理学家说，我真的想证明一下“俄狄浦斯情结”存在不存在。他怎么去做？他就去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文化里没有父亲，母亲可以跟任何男人睡觉，她是很自由的。怎么对孩子进行教育？这个教育不是父亲，不是跟妈妈睡觉的那个男人进行教育，而是这个妈妈的兄弟，就是他的舅舅，由舅舅来进行教育。结果发现那些孩子长大以后，其实不恨他妈妈的男人，也不恨跟他妈妈睡觉的人，所有跟他妈妈有关系的男人，他都很喜欢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情结，没有恨他爸爸的情结，所有的男孩都很喜欢他的舅舅，没有说对管他的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弗洛伊德的东西完全是根据他19世纪维也纳犹太人的家庭生活经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形成的一个理论，不是科学的东西，成了心理学的符号，谁要说到心理学就会说到弗洛伊德，谁说了弗洛伊德就说他不科学，心理学就变成了不科学的一个学科。实际上很没有道理。
心理学实际上是非常科学的。我想说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心理学实际上颠覆科学的原则，一定要用证伪、实证的数据进行分析，它是强调科学性的。
另外，很多中国人认为，诺贝尔奖的东西就是科学，对不对？其实在历史上，心理学家得诺贝尔奖已经有很多了，只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诺贝尔奖没有心理学奖，所以不知道心理学家，但是心理学家做的工作又太重要了，结果其他的学科就给心理学家其他学科的奖。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给心理学家诺贝尔奖，第一个是1955年的赛蒙得了，去年的开罗曼也得了，他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了。还有很多心理学家，比如做行为的人很多得了诺贝尔奖，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我特别想强调的，报纸上经常谈诺贝尔奖跟中国科学家失之交臂，其实最失之交臂的是一个中国心理学家，他早就应该得诺贝尔奖，但是由于他是中国人，由于他的时代是一九二几年，就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他叫郭仁远，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最早的心理学者，他的老师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郭仁远做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是什么意思？心理学不要去研究内在的一些意识、冲动、矛盾，那些东西说不清楚，要研究行为。结果，有了他这个理念的话，就在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行为主义的大革命，这是在20年代。
他有两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试验，第一个做出来，诺贝尔奖就应该给他，但是他是一个中国人，因为西方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是瞧不起中国人的，而且因为郭仁远回到中国以后再也没有从事学术研究，所以西方人都不知道他还活着，结果他没有拿诺贝尔奖。这两个研究是什么东西？一个研究是，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把鸡的胚胎用针给抽出来，再注射到鸭子的蛋里，长出来你说是鸡还是鸭子？长出来的是鸭子，而不是鸡。什么意思？他说，很简单的道理，这个基因是生理的东西，这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环境，是后面环境的影响：跟鸭子一块抚养，跟鸭子一块培养，孵化的时候是鸭子的母亲孵化的，长大的时候就是鸭子。这个是重大的科学革命，他没得诺贝尔奖。1933年，一个德国夫人和美国的生理学家麦当娜得了诺贝尔奖，就是一模一样的工作，而且是从他那儿来的，没有给郭任远，而给了这个人。
他还做了一个工作，也是给了外国的学者。他把天生互相残杀的动物一起培养，长大以后，那些动物根本不互相残杀，它们生活得很好，这是很有意思的。后来的动物学家也做了，结果得了诺贝尔奖，但没有给他。这个老先生因为中国的灾难，后来就到香港去了，再后来因为政治问题，也没有回到大陆。他一直没有做学术的东西，但是他一生就在实践他的行为主义理念。他最后做的一个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很荒唐，说明他对这个东西相信很深。他认为人培育后代，年龄不重要。所以，他到了70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生了两个孩子，他说根本跟年龄没关系，就是跟你个人的现实的状况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得诺贝尔奖，只是他个人的一个理念。说明他一辈子用很多的具体的实证的东西来测试科学的假设，这是非常科学的。
我们谈行为的东西，每一个东西都要用数据支持，而且我把方法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很简单。在座的要是不信，你可以去做，如果你做出来不对，却能够讲清楚为什么不对，你也可以成为心理学家，你也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成绩来。这就是科学的特点。科学是民主的，不是看谁会讲，谁会说，谁会有事例，而是谁能够发现这个现象，这就是心理学的特点，它是实证，是比较科学的。如果国内的心理学你觉得不科学，只能说我们没做好，而不能说它不科学。
现场问答
管理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提问：管理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效果好不好？
彭凯平：
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意义？这里有一个理性判断的问题，有个科学分析的问题。管理科学、管理心理学、管理教育到底教了一些什么东西，很多人就认为是教了知识，其实知识只是一个方面。这个知识能不能得到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听众，取决于每个应用的人。所以，如果用不好，不能怪那个知识提供者，只能怪那个应用者，这是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但是管理心理学到底有没有用？应用实际上是很明显的，而且有很多的实践例证。
比如最早的流水线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据管理心理学、管理科学的原理设计出来的，现在谈到新的经济形态，谈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者做出来的。现在我们做这个管理心理学，做跨文化的管理，特别是管理不同文化的人，这个东西将来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学科和科学对人类社会最大的作用，其实还不在于学科能够帮人赚多少钱和发多少财。发财、赚钱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李嘉诚先生有一句话，赚钱其实挺容易的。怎么容易？就是敢赚，你要敢赚就能赚到钱，但是你赚了钱能够赚多久，能够做多大，能够做多好，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
管理科学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是你的思维方式，职业经理人学管理心理学学到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像周孝正老师说的，如何做人，如何跟人打交道，如何进行判断，如何进行分析。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谈。
我最近开了一个课就是谈管理教育的理性思维价值，管理科学教人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一些理性思维，这个理性思维是管理心理学可以做的，也是学生能够学的。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法谈大的问题，我建议你看一看我关于理性思维培养和教育的价值分析。我最近刚刚做过一个报告就是谈这个问题。
国外心理学三大领域的区别
李强：
我估计有一个问题，可能对大家理解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彭教授曾经解释过。我们知道，国内的心理学发展比较滞后，彭教授说，国外的心理学是三大块构成，一块是研究brain的，心理物质；一块是研究认知的，mind；一块是研究结构、形态的，be—havior。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请他解释一下这三个领域的区别。
彭凯平：
心理学有几大块，研究心理的物质基础的这些人，现在在心理学里他们做得很好，比如说用成像的方式，或者用激素分析的方式研究人的学习，研究人的语言的记忆。比如中国的语言学家在研究，中国人学英语的时候，到底是哪一部分的脑子在起作用。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学英语总是那么困难，总是学不好，中国人在学英语方面花的钱不比其他国家少，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学不好英语。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李阳搞的疯狂英语就有点效果，原因李阳也说不清楚，大家一块疯狂，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科学的研究来做，但是实际上有人在进行研究。
研究学语言的时候，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根据大脑的活动区域的分析，发现我们中国人学英语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左半脑起作用，左半脑是负责逻辑分析、记忆的东西，中国人把语言变成了一个记忆的东西，在记忆。而西方人学英语的时候，或者说中国的小孩学英语的时候，它是左右半球同时进行活动，右半球的功能是情绪、感情方面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太注重于记忆和逻辑分析、语法、词汇，而不太注重于感情的东西。所以，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教授说，你要学英语有一个好方法，什么好方法？跟美国人谈恋爱。当然，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不能谈恋爱，所以英语到现在为止还没学好。
这说明一个道理，学语言的时候，是不是要尽量把右半球感情的东西带出来。疯狂英语起个什么作用？实际上是让你的右半球的东西激动起来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从脑的物质基础、心理的物质基础方面进行分析，有很多方面的研究。我是简单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研究认知结构、认知形态，像我今天谈的东西是思维的方式，或者思维的表征，这个东西你把脑子打开看不见的，一片痱子，灰蒙蒙的，觉得水淅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结构是存在的，认知结构也是存在的。
为什么知道它的存在呢？因为你要把这个刺激放进去，它的反应就不一样，这就是结构。就像我谈到的文化是一个认知结构，就是一个认知的东西。有了中国文化这些特性的人，他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就不一样，你只能承认，确实是有一个物质的机构在人的脑子里，只是说，我们这个机构还不能用现在的科学方法证明它，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东西存在。就像物理学里的磁场，这个磁铁在这里变化就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因为我看不见这个磁力的作用就否认它的存在。同样的道理，心理学的认知结构，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它有作用。如果它有作用，我们就只能承认它是存在的，要不然我们就没法进行科学的研究。
行为不一样，行为就是外在的表现，就像我谈到思维的东西。决策是这样的，最后你到底如何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心理学家实际上从三个层面同时研究这个问题，研究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就是大脑的活动；同时研究他的认知的结构，他的一些认知心理的结构；同时还研究一些具体的行为。所以，心理学其实都可以用非常实证的方式来做，像我们谈的这三个层面，都可以由一些比较具体的实证的物质表现出来。
我们太注重身份，太注重社会评价提问：
我是学MBA的，学了一点行为学，学了一点经济学，学完给我的感觉是，学了一些西方的管理知识、案件，我们的观点接受了西方的，现在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现在怎么把它转化到中国伦理学或者企业里？还有一个宏观的问题，谈到思维方式、中西哲学组成，中国哲学没有提逻辑学和系统认识论，怎么能把它与现代社会传统相接j找到一个结合点？
我原来是在中关村做电脑的，现在学更高级的，反而各个方面都找不着位置了。你讲了“敢干”的问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指导，把这些进行融合？现在我旁边的很多人找不着位置，高不成，低不就，要是去外企觉得比较受气；如果去中关村搞一些街窜的事，觉得档次太低。
李强：
你提的可能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还不纯是心理学的问题。中国人在看人的时候，确实特别强调身份、地位这些东西，出现了这山看着那山高，或者叫高不成、低不就。我们看有些民族在人格、性格上就很务实。比如我们和日本民族比，日本在改变的过程中，明治维新在它的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当时明治天皇在决定政策的时候，让老百姓学的是很普遍的技术，并不允许老百姓学习传统的叫儒家治国之术。这样，日本民族相对来说比较务实，不太注意某一项工作地位有多高，或者是另一项工作地位很低。从这点看，我们的民族性格里面——这也跟心理学很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本身倒看得不重要，而把身份看得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一两千年都实行科举制度，所以大家非常重视高考。因为高考决定人的身份，大家拼命地高考。至于考上以后，家长并不关心，他并不关心孩子做什么，他关心的就是孩子进入到一个社会的较高层次上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民族看身份的东西太重，看实质性的，比如说操作性的技术反而很轻。在这一点上，历史上托克维尔曾经写了一本《美国民主》的书，留下很突出的印象。他是个法国人，到美国去很短时间，写了那本书，对美国的理解很深。他说法国是很重身份的民族，和中国人很像，他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这个社会居然不讲身份。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看重身份这个概念，反而更容易脚踏实地的做一点事情。
彭凯平：
实际上李老师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太注重身份，太注重社会评价。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没有自己的标准，只有社会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是根据舆论的标准进行判断，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比如学术的标准是什么，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很大程度上不谈科学的标准，我们谈舆论的标准。这个人是好学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上报纸，这就没有一个独特的学术标准。经济也是这样，经济应该从利益、利润、成本这方面考量，没有考量的是社会影响、社会民生；同样，牵扯到个人标准的时候，我们不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理性的标准是什么？理性的标准就是，它跟你的个人利益是不是一致的。另外，是不是跟你的信念是一致的，是不是跟你最亲近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有时候完全不是个人利益。这种是理性判断的标准，我们没有这些标准，我们是根据社会判断，根据大家的判断，跟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同时又谈到文化冲突的问题，又是和李老师说的不太一样的问题。中国受到两种文化影响的人，往往是有一种冲突的现象。所谓的高不成、低不就，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冲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一些优势，同时也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一些优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社会没有太多地发掘中国文化的优势，而过重于谈的是中国文化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