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打个比方，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人的灵魂与人的外在形貌言行之间的关系。国学是传统文化最深邃的内核，主要讨论研究学理层面的东西；传统文化是国学在相关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体表现，例如礼仪习俗、人际关系、制度法律、伦理道德、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对一般的人而言，传统文化主要是耳濡目染得来的，国学原是不必特别理会的事。例如我们父辈、祖辈，从社会上的士农工商，到家庭里的父子兄弟，那些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人，可能并不了解什么叫国学，但只要传统文化的气脉不断，他们在日常行为中熏陶与习得的，就是传统文化的那些规范。
国学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互为皮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学，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自然而然就会凋萎。反过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与大气候，国学也就失去了它的载体，魂不附体，也不可能长久存活下去。我们常说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绵延不断，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也就是国学概念提出以后，我们的人文传统有过断裂。这种断裂，既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也有政治干预的因素，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学的命运。
先说社会转型的因素，主要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风美雨挟带着异质的精神文明，与进步的物质文明，借中国委顿无力之际，汹涌而至，外来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必然会对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这种冲击，在上一世纪初叶至五四运动前后，尤其强烈。但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往往通过一定历史期的磨合，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张力，达到一种协调与平衡，传统会与时俱进地发生一定的变异，旧传统中会注入新因素，但传统文化不会被彻底颠覆或撕裂。在五四以后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磨合的轨迹。
至于政治干预的因素，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也有发生，例如国民党政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但五十年代以后，这种干预显然更为频繁与严重：动用国家政权力量和宣传舆论工具，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批判胡适，等等；在思想学术领域批封资修，在文学艺术领域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发展到最后，把一切传统文化都视为污泥浊水，都在必须在横扫之列，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破四旧（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传统文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与之俱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十年浩劫，也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我们反思这段历史，至少有一点共识，那就是问题出在对传统文化错误估价上，而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与传统文化中中庸、和谐的原则，也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应该充分正视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这种中断，承认这种中断带来的严重影响，不仅是国学的急遽衰落与退出历史的前台（我们近年来重新推崇的那些国学大师，包括硕果仅存的季羡林，都是上一世纪前半期成才的），而且是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道德人文价值的普遍失范。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个“破旧立新”说法，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结果却是传统文化斯文扫地，旧的破了，新的却始终立不起来。于是，就出现孔夫子说过的情况，“礼失求诸野”，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反而在台湾、韩国乃至日本倒保存了下来。
现在，国家提倡和谐社会，在指导思想上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也有利于传统文化与国学的共生与发展。也许可以说，现在是数十年来最适合国学与传统文化共生共荣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珍惜与推动这一局面。
二、国学与民族素质的关系
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从高层决策到一般民众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或者说在文理取向上，明显地重科学技术，轻社会科学，重理轻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决策层面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普通民众层面上就相应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社会人文科学的作用，只把前者视为生产力与硬指标，而看不到社会人文学科虽然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但也可以转化为软生产力。打一个比方，理科的知识，或者说科学技术，犹如一辆车子的轮子与发动机，而社会科学则是掌控车子的方向盘，在某种程度上，方向盘才是最终决定这辆车子使用结果的。
第二个误区，是在社会科学中重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实用性较强、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会科学，而忽视与国学、传统文化关系较密切的人文科学的作用。我们绝不否认，一条经济原则，一个法律文本，一条政治建议，对国家发展、民族繁荣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作用主要在一定时段、一定领域、一定对象上发生作用的，而国学与传统文化对于一代又一代国人，起到塑造人格与作育精神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有助于一代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深切领会和由衷热爱祖国文化，能使我们以及后代对整个中华文化有一种直入魂魄的感悟与高屋建瓴的把握，其作用的显现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其作用却更深广，更久远。近年以来，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重点大学的理工科硕士生、博士生，在专业领域是无可挑剔的骄子，却因为精神世界的无法排遣而自杀，或是人格悖戾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正说明了在现今教育中人文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的弊端。
傅雷曾经说过：“只有深切领会和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才谈得上独立的人格，独创的艺术，才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崇洋派，也不会变成狭隘的大国主义者，而为世界文化中贡献出一星半点的力量，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宝。”傅雷在这里说的“祖国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要说我们教育的失误，国学教育的缺位无疑也是重大失误之一。我到过日本，日本中小学设有社会课，其中学习的主要就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中国当代教育里唯独缺乏这一板块，教育部门应该考虑把国学与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大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乃至设立相应的必修课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炎黄子孙，他们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崇洋媚外。
三、国学的丰富内涵与多元选择
一讲到国学，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就是孔子与四书五经。这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以局部取代整体的错误。国学具有丰富的内涵，这可以分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国学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思想伦理层面（尽管是最主要的内核），还包括政治遗产层面的内容，《尚书》、《贞观政要》、《明夷待访录》都是这方面的经典。另外还有艺术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文学经典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美学经典则有《文心雕龙》、《诗品》、《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等等。国学还包含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例如，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算。有人甚至把武术称为国术，国术不过是国学基本思想在体育领域的表现。
其次，即便就思想领域而论，也不能说国学就局限于儒学，传统文化仅仅专指儒家文化。汉代班固就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儒法道墨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四家。汉代以后，则还应该加入佛教与道教。就是儒家思想，也不仅仅是孔孟之道，还有宋明的理学与心学，《近思录》与《传习录》是这两派思潮的经典。
由于国学内涵的丰富性，对国学的取向就不应该是一元的，而应该采取多元的态度。以传统价值观而言，儒家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现实与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崇尚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以义利合一为基本价值追求，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以中庸和合为处世待人之道。这种执着的入世主义，不仅是个人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强大内因，更是中国社会历经劫难而旧邦维新的永恒动力。但是，也不是说，只能以儒家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对儒家思想而言，道家思想（不是道教）不失为一种最好的互补。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一种准宗教的价值，它以虚无为本，以无为为用，强调独善其身的自我养生，对现实抱着相对主义的容让态度。这种思想与态度，对儒家入世主义可能面临的紧张、困惑与挫折，正可以起一种准宗教性的消解作用与抚慰功能。于是，儒道交相为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涂绘出中国人人生态度的不同侧面，使他们进退有据，安定自洽。除此之外，法家的尚法理念，墨家的兼爱主张，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总之，不应该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老路；多元选择，兼容并包，才是对待国学与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四、亲近国学的方式与态度
以国学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其表现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精准高端的前沿研究成果，只适用于专业领域的少数学者，例如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专业工作者（这里暂且不谈）。二是生动活泼的大众普及形式，则针对最广大的社会人群。其中，又可以区分不同社群、层次，大体分为不同阶段的在学学生与走上社会的一般人群。
在学阶段学生的国学教育，应该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而且做到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对每个人而言，文化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习得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日常生活而潜移默化地获得，例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这点，我们还在基本传承着）；一是通过主动学习而系统全面地获得。学校教育的各门课程，就是后一种文化学习，但学习的主要是各门文化的基础知识，而不是有关的经典与文化。譬如，人们学习数学，总是用新编教材，而不会再去阅读西方的《几何原本》或中国的《九章算术》。因而，这种学习所得，主要还是一种知识体系，而缺少一种深层的文化意蕴。而文化底蕴的培育，主要依靠相关经典的学习，这一环节也是可以通过在学教育实现的。以往大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历史教育乃至政治教育，都未能很好地承担起这一任务。为此，教育界应与学术界联手，为国学教育走入大中小学而运筹划策。
至于走上社会的一般人群，他们的国学学习，方式更可以不拘一格。其一，文学艺术形式。例如，与国学经典密切相关的戏曲影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电视媒体的纪实采访（上海台的《文化中国》等）。其二，通俗读物形式。从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学小丛书，到现在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最近改版为《黎东方说史·黎东方说史之续》）、《话说中国》，都可让读者自行选择。其三，讲坛讲座的形式。上至央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下至上海深入社区的东方大讲坛，不妨都可以成为普及与学习国学的形式。其四，办班讲学的形式。有些大学面向社会办起了国学班，由文史哲三系的名教授主讲自己最擅长的内容。这类国学班针对业界精英，据说学费不菲，虽然有人怀疑在做秀，但学员说好，也不妨试试。
不过，学习国学，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认为，亲近国学必须端正两点认识。
第一，不能太急功近利。我曾经打比方说，国学不是达喜咀嚼片，车还没到站，就起效用了。无论社会与本人，都不能抱着那种立竿见影、活学活用的期望值，国学作用于人的素质是潜移默化的。对国学的学习，听讲坛、读心得，当然都是一种方式，但最好、最直接的途径还是你自己对国学经典的阅读与感悟，借用程颢的说法，这是要“自家体贴出来的”。
第二，应该批判地继承。不要一说重拾国学与传统文化，就以为国学什么都好，这里仍有个扬弃与选择的问题。例如，对孔孟的儒家思想，孝道是要讲的，但鲁迅批判过的二十四孝，无原则的孝，子为父隐，就不能继承。对法家的阴狠刻毒，专制集权，臣民意识，就应该批判与清除。道家的过度消极无为，出世遁世，无是非，无差别，也应该充分认识其负面的影响。总而言之，国学与传统文化，在与中国特色现代化接榫时，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扬弃”过程，将符合时代需要的东西保存、积淀下来，将违背现时代的东西剔除。这样，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才不会随着现代化而被当成脏水泼了出去，而造就的一代新人又不至于是与时代背离而不容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怪胎。
（本文为2007年11月30日在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年会上的演讲稿）
目送宗师去影
今年，收到《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与《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还有李埏与徐规逝世周年的纪念集《永久的纪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与《徽音永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都是相关纪念的结集。岁暮，又相继参加了纪念吴天墀与陈乐素的学术讨论会，获赠了《吴天墀文史丛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与《陈乐素史学文存》（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些被纪念者都与我的专业密切相关，我不仅有幸一睹过他们的风采，有的还有所交往。
这些纪念文集，往往一部分是回忆文章，一部分是学术论文。入手以后，我总是先读前者，而把后者留作将来的学术参考。这些回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宗师们的前言往行，不仅可为学林谈麈，也足以勾勒出现代学术史上为人忽略的诸多侧面，例如他们令人仰止的为人风骨，他们求真唯实的治学之道，他们传道解惑的感人事迹，乃至他们凸显个性的趣闻轶事。这里且从他们在十年浩劫中的受辱遭难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