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华夏出版社的抬爱，为我印行一册小书。自2011年我的《敬畏历史》印行以后，新刊文章已足以结集，体裁仍不外乎随笔与书评，题材还以历史为主打。其中，关乎宋代的文章最多，准备另编专书；宋代以外的书评随笔大都辑入这册《放言有忌》。
书名“放言”，典出《论语·微子》：孔子说逸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旧注说：“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就是放置、放弃之义，“放言”也就是隐居不再说世事。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包咸注后说：“《中庸》云：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即此义也。”但中国的典故也真模棱两可，同一个刘宝楠，同一本《论语正义》，却征引李贤注《后汉书》“放言”，更倾向认为是“放肆其言，不拘节制”，还说“此解似胜包氏”。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似乎都有道理，却折射出诠释者的价值取向：“放置”说的理由是，无道之世，不说话最高明；“放肆”说的理由是，“汉自中世以下，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但无论何说，隐居遁身似乎都是“放言”的前提，否则身在官场，人属体制，不说话与乱说话，都是不被允许的。
笔者虽已从在编体制退出（至于那个最大的体制，当今之世是谁也无法隐遁逃避的），却远没有超脱到“不复言世务”的境界，只要嘴巴还能够说话，只要还允许嘴巴说话，也不想放弃宪法赋予公民那一份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放言”的现代内涵，似乎远比古典涵义更为复杂微妙。那个古典所诠释的“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原义指无所顾忌、自由放松地说话。而现代汉语里，“放肆”与“放纵”却蕴含着贬义的倾向，指对某种限制的不当逾越。在我看来，现代社会里，“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的唯一尺度，就是宪法规定的阈限。就言论环境而言，“放言”也可理解为在宪法范围内开放言禁，放开言路。就言论者的心态而言，只有这样，才不必担心穿小鞋，写检讨，划右派，蹲大牢，才有可能真正的“放言”，即放心地说话，放胆地说话。
自1978年以来的30年，尽管还有不宜说之的话题，但无论“放言”的环境，还是“放言者”的心态，与1978年前的30年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固然不必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却绝对不愿意借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我们还要祈愿：中国公民，中华民族，将永远告别古典所说“放置其言”的时代，在宪法的范围内，无所拘束地“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唯其如此，丛书主持者建议，书名不妨就叫《放言无忌》。我却以为，既然宪法是划出范围的，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放言还是有忌的（此书就有一篇自选的旧文因事涉“话题负面清单”而遵命撤下），故而就决定用如今的书名。
本书大致分为三辑：《读史》、《读书》与《读世》。分类并不严格：《读史》自然包括读今人的史着在内，《读书》当然也在读史着叙述的历史，两者的畛域并不泾渭分明；而《读世》读的尽管是当代，但现实既然构成将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读当代史。总之，内容大体有关历史，跨度却从中国古代到中国当代，甚至还对俄国当代史的某个问题说三道四。浅与杂，是难免的，但多少有点历史的通感在内——尤其是前两辑。至于读者，在再诠释中将生发出哪些历史的通感，只能听诸高明。
书内小文大都作于最近几年（唯有不多的几篇成稿在上世纪），主要揭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与《中华读书报》，文末标明出处与日期（《天安门诗话》还注明初稿年代，公开发表已在其后近二十年），既方便读者读其文而知其时，也借此向有关媒体敬致谢忱，没有他们的助力，我所有的放言只能憋屈腹中连气都放不出。这也让人不得不深有感触：尽管当下仍有诸多诟病之处，但时代毕竟在曲折中坚韧前行。而每个公民都应在宪法阈度内，执着守护权力与自觉践行义务，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借以汇成大辂无从逆转、覆辙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其一，这次结集时，个别文章补正了刊载时因篇幅等原因而删改的文字。其二，最有意思的是《普京是怎样清算斯大林主义的》一文，发表以后一段时期，我竟收到网络渠道转发来本文改题版（把题目改为《梅普是如何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等等）、匿名版（鄙人虽为着者，姓名却被隐去）与扩容版（在拙文框架中增补相关史实）。在笔者所有文章中，也许是阅读者最广泛的一篇。
最后，特别感谢梁由之先生，是他催生了这册小书！